司馬昭恢復所謂的“五等之制”就是分封制。
西周的分封諸侯分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故稱為“五等之制”。
秦朝的建立意味著郡縣制取代了分封制，雖然西漢曾部分恢復，但郡縣制自秦朝以后便是主流，漢朝也不例外。
很多學者以為，司馬昭恢復分封制，是借鑒了曹魏的教訓。
曹魏由于曹丕、曹植兄弟曾為爭奪儲君之位激烈內斗，曹丕上位后，對自家兄弟采取防范和打壓的政策，故宗族不強，讓親信掌權，這是司馬懿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恢復五等之制一直是司馬家族的理想，是有理論基礎的。
其理論奠基者就是“司馬八達”的大哥——司馬朗。
在東漢末世，司馬朗看到黃巾起義、董卓亂政，天下亂成一鍋粥，深感地方勢力的孱弱和不堪一擊，而在先秦時代從未出現(xiàn)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不由得懷念起先秦的分封制（“五等之制”）。
《三國志 司馬朗傳》“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zhàn)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并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為長......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
這說明，當時司馬朗提了恢復分封制的建議，如果分封制一時無法實現(xiàn)，那么采取“州郡領兵”的方式也是可以的，這樣地方就有了戰(zhàn)備力量，能夠“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所以，曹魏時代雖沒有恢復“五等之制”，卻采取了“州郡領兵”的制度，保持了國家強大的武備，這是曹魏能夠對東北烏桓、對西北羌族、對西南蜀國、對東南吳國多線作戰(zhàn)依然能夠保持強勢的重要憑借。
到了咸熙元年（265年），司馬昭早已獨攬大權，平定蜀國后離篡位只剩一步之遙，他迫不及待地主導了政治改革，“始建五等爵”，正式開啟了分封制的序幕。
司馬昭干完這件大事情后，很快便因突發(fā)腦溢血去世了。
266年，他的繼承人司馬炎正式篡位，是為晉武帝。他大封宗族，把原來宗族的公、侯、伯爵大批晉升為王，有了恢復西周分封制的格局氣象。
從當初司馬朗的理論來說，恢復“五等之制”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地方的武備，以防“天下土崩之勢”。
周朝分封制800年的國祚，也充分說明“五等之制”有它自身的優(yōu)越性。
但是歷史的吊詭在于，西晉恢復“五等之制”，不僅沒有起到穩(wěn)定國家政局的作用，反而很快引發(fā)了“八王之亂”，進而導致“五胡亂華”近300年的亂世，這是為什么呢？
司馬炎將司馬氏的子弟無論良莠，大量封王，后代則襲封王侯。
晉武帝司馬炎的弟弟司馬攸看不下去，他建議說，這種只問出身、不問功績的冊封方式缺乏正確的導向，缺乏道義的支撐，也是得不到天下支持的，
但是司馬炎不聽。
這個司馬攸是司馬昭過繼給司馬師的繼承人，司馬師沒有子嗣，司馬昭一向認為自己的天下是兄長司馬師奪下來的，因此，司馬昭原本想把儲君之位交給司馬攸。
但司馬昭想要立司馬攸的想法被親信賈充等人阻止，這才有了司馬炎做皇帝這回事。
司馬昭在臨終的時候，涕淚交流地囑咐司馬炎、司馬攸兄弟要和睦相處，切勿重蹈曹丕、曹植兄弟的覆轍。
但司馬炎還是處處防備司馬攸，在司馬炎因過度縱欲身體每況日下的時候，大臣們都希望司馬攸繼承大統(tǒng)，司馬炎就找個由頭把親弟整死了。西晉的擎天一柱不幸提前崩塌。
王夫之評價：“西晉之亡，亡于齊王（司馬）攸之見疑而廢以死也。攸而存，（外戚）楊氏不得以擅國，賈氏（皇后賈南風）不得以逞奸，八王不得以生亂?！?/p>
司馬攸不早亡的話，以他的威望和智慧，國家體制會得到改良，其他貴族也能鎮(zhèn)得住，不至于發(fā)生八王之亂。
西晉分封的諸王，規(guī)模比后世要大得多。
如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大封功臣，其中凌煙閣功臣前幾位的長孫無忌、房玄齡、杜如晦也就實封一千三百戶。
而西晉封地動不動就是上萬戶乃至幾萬戶。
比如：平原王司馬干封一萬一千三百戶；扶風郡王司馬亮封一萬戶；瑯邪武王司馬伷封一萬零六百戶，兩個兒子各封三千戶；東安王司馬繇封二萬戶；汝陰王司馬駿封一萬戶。等等。
封戶過多的結果，名義上是“拱衛(wèi)晉室”，實際上國家養(yǎng)了一大群司馬氏蛀蟲，王室為所欲為，郡縣實力大大下降，民間實力大大削弱。
曹魏的制度是做強地方，讓“州郡領兵”，可是到了西晉，這個制度也被廢除了。
在統(tǒng)一吳國后，司馬炎命令全國的州郡全部取消武備，解散軍隊。
《晉書 山濤傳》：吳平之后，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對于這項改革，山濤明確表示反對，他認為漢末百年來國家多難，盜賊迭起，如果放松地方武備，是無法維護治安的，國家將會大亂。
《晉書 山濤傳》（山濤）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后，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可惜，晉武帝司馬炎仍然不采用。
司馬炎確實有那種“只顧眼前安逸快活，哪怕死后洪水滔天”的秉性。
州郡武備代表了國家在地方建設的強大軍隊，州郡武備撤銷后，各地司馬氏的王們強化了私人武裝，這就給“八王之亂”奠定了武力的基礎。
因此，當初司馬朗“五等之制”的理想藍圖雖好，但到了自私自利的司馬炎手里，一項旨在保障社會長期穩(wěn)定的復古改制，反而變成了讓國家分崩離析的制度肇因。
而且，司馬炎還為國家大亂提供了一根導火索，他在26個兒子中，選立了弱智的司馬衷為太子，這無疑給那些司馬宗族內的野心家提供了作亂的機會。
故司馬炎一死，結束三國亂世不久，短暫和平的華夏大地就很快便迎來一場曠世大亂......
每讀這段歷史，撫卷沉思，分封制也好，郡縣制也罷，都是中國歷史邁入近世之前、帝王專制下的唯二選擇。
就像司馬炎可以為所欲為，冊封大批司馬氏為王，成為吮吸人民膏血的蛀蟲；
就像司馬炎可以“羊車選妃”，坐擁幾萬美人的龐大后宮，以滿足一人之淫欲；
就像司馬炎可以一意孤行，讓一個傻子做億萬生靈的CEO，讓國家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難道這些都是司馬氏的過錯？
決定讓一個傻子做皇帝的時候，宰相們在干嘛？貴族們在干嘛？老百姓又在干嘛？
難道當時的億萬生靈就沒有一點腦子，沒有一絲選擇權？
這大概就是“五四”之后的先賢們不惜拋灑熱血，也要打碎二千年“專制”枷鎖的根本原因。
惟其如此，今天“人民共和”四個字才顯得如此珍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