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亥北行日記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世稱南山先生、憂庵先生，清江南桐城(今屬安徽省)人。著名的桐城派文學家，后因《南山集》案被殺。《乙亥北行日記》是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戴氏從江蘇江寧赴京途中的日記，自農(nóng)歷初九日起，七月初二日止。
清代桐城派是個影響和勢力都大的文學流派。說到桐城一派，人們都只提方苞、劉大櫆、姚鼐為“三祖”，其實，在康熙后期，戴名世對這個文學流派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決不比方苞小，他的成就也不比方苞低，只是因為文字獄中戴氏喪生，著作被禁毀，所以長期無人敢提戴名世。
在桐城散文家中，戴名世擅以自然疏朗文筆記事寫景，人物傳記尤佳，他沒有為了雅潔之格的追求而淡乎寡情的弊病，也少雕琢做作和頭巾氣。這里選的《乙亥北行日記》四則就足見其文字的清朗自在，疏而有致，而且言之有物。
這四則日記構(gòu)成了一組社會風俗的畫卷，民情世風，眾生百相畢現(xiàn)，在歷代小品類文字中是不多見的佳品。六月初十日所見的是一幅農(nóng)家風情圖。作者自己勞于旅役，神往一種安寧生活，所以目擊農(nóng)戶男耕女耘、夫婦協(xié)同持家情景，欽羨之情油然而生。他特別贊美“江北之俗”，即婦女也都勤勞的風俗，將之與西北男子的“游惰”習氣相比較，視界顯得尤為寬闊。連同“萬物得所”即各得其所、各獲其安的觀念，都表現(xiàn)了戴名世是個關(guān)心民情世事的文人，與徜徉于閑適情緒中的騷雅之士迥然不同。這與十三日他遇雨而聯(lián)想水利之重要、地方父母官的職責等一起讀，必能深感“亦足活其一邑”六字喟嘆的分量，也能見出號稱“盛世”的康熙王朝的陰暗之面。
戴名世的文字，簡潔洗練而又不枯淡，在輕逸的筆觸間有一股腴潤之美流出。不只是“豆棚瓜架”、“兒女啼笑”之類給人以濃郁生活情趣，即使人們視之為粗俗的“擔糞灌園”、“汲井浣衣”這類田家日?，嵤?，也被表現(xiàn)得很美。生氣活力，生意盎然，是腴潤美的源頭，戴名世只用平平常常的字詞組構(gòu)起來的生活場景，是個生動的例子。情韻、氣勢，并不一定要靠太多的章法或辭藻，重要的是活潑潑的感受，對生活的熱情。
十三日所記的看云圖景，當然完全可以和雅逸之極的那類作品比美的。對大自然的美的觀察、留意、積累，是一個文學家必須有的修養(yǎng)和習慣，如果對自然美的審度乏力，很難成為有獨創(chuàng)的大作家。戴名世的觀云的經(jīng)驗談，我以為這是個很重要的啟示，這比“倏忽萬狀”的如山如樹如怪石等的文字鑒重似更寶貴。
夏云多奇峰，雨后、夕陽后以至日出時都能有此景觀，戴氏在豐富這一具體審美經(jīng)驗方面的貢獻，必然也會引起讀者的興味。特別是他說來是那樣地不著力不經(jīng)意，隨心而談，隨口說出，娓娓動聽，讀時有種輕快感。
二十三日的日記尤屬世態(tài)小事一件，但在幾十個字的小記中，至少四個人物的形象躍然。酒徒的拇戰(zhàn)聲、喧鬧聲、打斗聲、醉而雜沓于泥淖中的撕搏聲，以及兩家之妻互相謾罵聲，雜聞紙上，誠可說是繪形繪聲的能事畢備。問題還在于，這是世間相之一種，在作者看來，事雖小，但關(guān)涉世風，民風不正，統(tǒng)治者是有責任的。他想到周武王《酒誥》的誡群飲，絕不是沒有深意的。
民風不淳，無疑是世風不正的表現(xiàn)，然而世風不正的源，又復(fù)在于政風的腐敗。戴名世七月初二日到京城門口被敲詐勒索的記錄，正好揭露了“盛世”官吏橫行霸道的一個側(cè)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城門的官吏吃城門，過往行路人必須交付買路錢！衣物鋪蓋等行李都難逃賦稅，足見盤剝之兇，苛政真如虎。須知戴名世其時雖未中進士，大小還算是個舉子，衣冠中人物，入京投靠的又是當朝的禮部尚書張英，竟然也被弄得翻箱倒篋，書籍衣物狼藉滿地，在大雨中“泥涂被體”，那么普通百姓就更苦了。
《乙亥北行日記》所記全系日常見聞之事，沒有驚世駭人的內(nèi)容，但即小見大，一以當十，從中可見到的是一個社會的縮影。清代著名詩人袁枚在《續(xù)詩品》中說：“我飲仙露，何必千鐘？”是的，以少勝多，正是藝術(shù)沖擊力的沛然表現(xià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