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考證，《愛蓮說》脫俗拔塵的意境，有著佛教的因緣。周敦頤曾與不少高僧有密切往來；他后來隱居的廬山曾是東晉高僧慧遠同陶淵明等人組織“蓮社”的地方，是佛教勝地；佛教中蓮花被用來象征清凈無染，佛陀布道的座位稱“蓮花座”，相應的坐姿亦稱“蓮花坐勢”；釋迦牟尼所說的極樂世界到處是蓮花，遂有“蓮花世界”的美稱，佛教中的凈土宗又名“蓮宗”，專以蓮花為喻闡釋佛學的經(jīng)典叫《妙法蓮華經(jīng)》……錢鍾書在《談藝錄》中講，“以蓮揣稱高潔，實為釋氏常談”，周敦頤之愛蓮出淤泥而不染，“有拾彼法牙慧之嫌”。邱漢生更明確指出，《愛蓮說》實乃《華嚴經(jīng)探玄記》卷三中“如世蓮華，在泥不染，譬法界真如，在世不為世法所污”這段文字的翻版。不過，也有學者提出，蓮花亦為道教所重，傳說中的太上老君，一出世就能行走，一步一朵蓮花，共成九朵；道教奉祀的八仙之一何仙姑，手中所持寶物即荷花；周敦頤的思想得于道教者亦不少，他的所謂《太極圖》即來自道教，《愛蓮說》字里行間亦蘊涵著仙風道骨的圣境和神韻。
不過，無論《愛蓮說》是否夾雜禪道，應該說，它主要還是源于作者本人的人生感悟和境界追求，有著特定的創(chuàng)作情景和歷史語境。據(jù)度正《濂溪先生年譜》載，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身為虔州通判的周敦頤途經(jīng)江州（今江西九江），愛廬山之勝，遂筑書堂于廬山之麓。堂前有溪，源出蓮花峰，遂名之“濂溪”，名室為“濂溪書堂”。熙寧四年（1071年），他上表請求知南康（今星子縣）軍，以便接近廬山。他來到南康的第二年，即要求朝廷解除其印綬，好在濂溪書堂定居講學。據(jù)鄧顯鶴“附記”（《周子全書》卷三《愛蓮說》文后）云，嘉佑八年（1063年），周敦頤作《愛蓮說》，沈希顏書，王摶篆額，錢拓上石。而度正《濂溪先生年譜》所記《愛蓮說》的作者、書者、篆額者和上石者均與上同，并同時講到周敦頤、錢拓和沈希顏三人在雩都（今于都縣）的羅崖之游。今有學者據(jù)此推論，《愛蓮說》當是周敦頤為沈希顏建于雩都善山的濂溪閣所作的題詞。但朱熹《愛蓮說書后》則講，周敦頤“以愛蓮名其居之堂而為是說以刻焉”。朱熹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赴南康知軍后，曾訪周氏故治之遺跡，而壁記碑刻已一無存者。他從周敦頤的曾孫直卿處得《愛蓮說》墨本，請人重刻于壁，復寓其名“愛蓮堂”。自此而后，《愛蓮說》這篇美麗文字也漸漸聲名遠揚。
《愛蓮說》無疑是周敦頤借花詠懷、以物抒情之作，不管是自明其志還是為他人題詞，它都是作者本人理想人格的真實寫照。周氏筆下的蓮花，既不為淤泥之濁所玷污，又不因清漣之澄而妖媚，堪稱君子的理想境界。歷史上，周敦頤雖然為官三十余載，但他不慕錢財，淡泊名利，“芋蔬可卒歲，絹布是衣食，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廉名朝暮箴”，從這段自述中可窺見其操守和旨趣。
蒲宗孟所撰《周敦頤墓碣》稱周氏：“孤風遠操，寓懷于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黃庭堅贊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于取名而銳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煢婺，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宋史·道學傳》）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周敦頤其人與《愛蓮說》其文，每為士人所仰慕，讀讀《愛蓮說》似乎就能夠產(chǎn)生激濁揚清、蕩滌塵垢的精神力量，正所謂“一誦《愛蓮說》，塵埃百不干”（宋人柴與之詩）。“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也成為流傳久遠的名言。
歷史上，在體制弊端沒有根本革除的情況下，雖有個別君子和清官高風亮節(jié)，特立獨行，一塵不染，兩袖清風，但很難以一己之道德力量真正扭轉(zhuǎn)乾坤，救治天下，甚至自身也每每為社會所不容。“舉世皆濁，唯我獨清”的屈原最終自沉汨羅；“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只好“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精忠報國”的岳飛被殺；清官海瑞罷官；那個剛正不阿而又得寵于朝廷的宰相劉羅鍋，則是“戲說”中的藝術(shù)形象，與歷史上真實的劉墉相去甚遠；就是《愛蓮說》的作者周敦頤，身在官場即已萌生林泉之志，于是，才有了后來的幽隱之舉與詠蓮之文。
從自然界的情況來看，淤泥實是蓮的根脈之所系，營養(yǎng)之源泉，二者并非污染與抗污染、腐蝕與拒腐蝕的關(guān)系。相反，包括制度和風習在內(nèi)的不良的社會環(huán)境，才是人墮落的腐蝕劑和污染源。某種意義上，不良環(huán)境對自然人性的腐蝕作用，就好比蓮花池被化學毒物所污染——就像眼下江河湖海時常遭遇的那樣——即使荷蓮有某種凈化水質(zhì)、抵御污染的功能，但面對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也難以保持生機盎然與鮮活亮麗的生命狀態(tài)，復現(xiàn)“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自然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