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升（1299—1370年），字允升，號楓林，休寧人，后徙居歙縣。朱升幼年師從新安學派著名學者陳櫟，重“華夷之分”，“嚴華夷之辨”，反對蒙古貴族入主中原，因而不樂仕進。他46歲始登鄉(xiāng)貢進士，50歲被授為池州路學正，但拖至52歲才赴任，三年后，便“秩滿南歸”，隱居于家鄉(xiāng)石門山。元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爆發(fā)后，朱升“避兵
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朱楓林集》卷9附錄，《學士朱升傳》），靜觀時局的變化。
龍鳳三年（1357年），朱元璋親率大軍出征浙東，道經(jīng)徽州。他經(jīng)鄧愈的推薦，親至石門向朱升請教奪取天下的計策。時朱元璋受小明王韓林兒節(jié)制，屬北方紅巾軍系統(tǒng)。北方紅巾軍初起時，既譴責“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不平等現(xiàn)象，又提出“復宋”的口號，符合新安士人的政治理想。加上為朱元璋親顧茅廬、禮賢下士的態(tài)度所感動，朱升決定出山，輔佐朱元璋。他針對當時的斗爭形勢和朱元璋“地狹糧少”的實際情況，進獻了“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三策。朱元璋喜出望外，當即“命預帷幄密議”。朱升出山聘侍軍門之后，朱元璋“令議禮樂征伐之事”。他“誓效智力以謀國，竭耿耿之丹衷”，成為朱元璋麾下一員輔佐重臣。
先說“議征伐之事”。朱升的“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三策，為朱元璋所采納，成為他營建江南根據(jù)地的指導方針。龍鳳四年十一月，婺州“久拒不下”，朱升勸朱元璋親臨指揮，朱元璋“因問兵要”，朱升說：“殺降不祥，唯不嗜殺人者，天下無敵。”朱元璋采納他的建議，親率十萬大軍前往婺州，令“城破不許妄殺”。至十二月，奪取婺州。接著，朱元璋又問：“處州密邇，可伐歟？”朱升主張攻取處州：“處州有劉基、葉琛、章溢，皆王佐才，難致麾下，必取處州，然后可得。”（《朱楓林集》卷9附錄，《翼運績略》）攻克處州后，朱元璋即遣使禮聘劉基等三賢，與宋濂一起召至應天。龍鳳九年七月，朱元璋與陳友諒在鄱陽湖展開大戰(zhàn)，前三天，陳友諒軍占據(jù)上風，朱元璋軍處境不利。朱升獻策說：“賊盡國兵而來，眾多糧少，不能持久。我?guī)熃Y營于南湖嘴，絕賊出入之路，待其糧盡力疲，進退兩難，前后受敵，克之必矣。”朱元璋說：“我糧亦少。”朱升胸有成竹地說：“去此百里許，有建昌、子昌、天保、劉椿四家，蓄積稻糧，宜急去借，勿為賊先取也。”朱元璋即分兵前往借糧，“果得糧萬余”。后來，陳友諒“糧且盡”，至八月底不得不冒死突圍，經(jīng)南湖嘴進入長江，奔還武昌。在涇江口一戰(zhàn)中，朱元璋冒著雨點般的流矢，親坐胡床指揮伏兵截殺。朱升見之，急忙將他推入船艙，他剛離開，流矢“已中胡床板矣”。
再說“議禮樂之事”。1367年十二月上旬，朱元璋在應天著手稱帝事宜，“命朱升兼議禮官”。朱升等議禮官“制定即位禮儀成，進上覽畢，付中書省”（《翼運績略》）。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應天登上帝位。其后，朱升又制定祭祀齋戒禮、宗廟時享禮，編纂防止“內嬖惑人”、干預朝政的《女誡》，并為朱元璋撰寫了頒賜李善長、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劉基、陶安、范常、秦中、陳德等功臣的誥書，為明初政壇的穩(wěn)定起了重要作用。
可以說，朱升輔佐朱元璋十余年，文治武功并著，可謂居功至偉。但是，就在朱元璋稱帝之后，朱升卻萌生退意。洪武二年二月便正式“請老歸山”（《翼運績略》）。
朱升請求致仕時，已是71歲高齡。按古制，文官大抵是70歲退休，但在新王朝草創(chuàng)之時，一些勞苦功高的老臣是不受此限制的。朱升所以自請告老還鄉(xiāng)，是另有原因的。原來，經(jīng)過多年的接觸與觀察，朱升發(fā)現(xiàn)朱元璋的性格猜忌多疑，對臣下特別是儒士并不完全放心，規(guī)定所有的儒士均需由他親自考察任用，“禁諸將擅用”（孫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三》）。儒士一旦得咎，便會受到嚴厲的懲處。如儒士許元曾受“命傅諸子，擢國子博士”，“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事，至進退人才，無不與論議”。但在朱元璋準備躋登大位之際，他請求“告歸”，卻被以“忤旨”之罪“逮死獄中”（《明史》卷137,《許存仁傳》）。朱升的同鄉(xiāng)好友葉宗茂在鄧愈下徽州時被授為婺源州守，就職后修城積糧，招撫流離，在任六載，為政有聲。龍鳳十年升任饒州知府，卻因守將的誣陷而罷官，謫居濡須（在今安徽和縣西南），三年后憂憤成疾而死。就在葉宗茂病逝當年即吳元年七月，朱升自己也不小心惹惱了朱元璋，當時朱元璋命他率樂舞生入見，“奏雅樂閱試之”。朱元璋親擊石磬，命朱升辨五音，朱升誤“以宮音為徵音”，惹得朱元璋不高興，指責“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明太祖實錄》卷24），幸“賴熊鼎解之得止”（傅維麟：《明書》卷143,《朱升傳》），才免受皮肉之苦。不過，這件事卻在朱升心中投下了一道濃重的陰影。八月，他寫了篇《葉宗茂哀詩序》，心情極為沉重地感嘆道：“嗚呼！宗茂則已，吾與（俞）仲謙（朱、葉之里友）之悲何時而已耶？”（《朱楓林集》卷3）更令朱升感到不安的是，朱元璋“以漢高自期”（《明史》卷135,《孔克仁傳》），“行事多仿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32,《明祖行事多仿漢高》），而漢高祖劉邦卻是一個可與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的人，在群雄逐鹿之時想盡辦法網(wǎng)羅天下英才，待到躋登大位之后，則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了（《史記》卷92,《淮陰侯列傳》）。每念及此，朱升不能不為自己的未來深感憂慮。他當初出山是為了輔佐朱元璋重建漢家王朝，如今這個目的已經(jīng)達到，他決心告老還鄉(xiāng)，安度晚年了。
朱元璋對朱升的請歸很感意外，“欲賜以爵土”，但朱升“固辭不受”。他說：“臣后人福薄，不敢叨天恩也！”朱元璋說：“卿子幾何？即不受吾爵，獨不使輔朕乎？”朱升老淚縱橫，哽咽對曰：“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朱元璋說：“惡，是何言歟？朕與卿分則君臣，情同父子，何嫌何疑而慮及此乎？”朱升答：“非臣過慮，數(shù)固然耳。但愿陛下哀念老臣，臣子不免，賜以完軀，幸矣。”朱元璋為之惻然，“因與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馳驛送歸”。朱升甚覺欣慰，陛辭時鄭重地對朱元璋提出：“伏愿陛下明照萬里，治國有三重焉：東宮擇賢師，保將相，久試賢能，百姓如保赤子。”（《翼運績略》）次年十二月，朱升去世。
朱升預料到猜忌多疑的朱元璋來日將會上演一場誅戮功臣的血腥活劇，但絕對沒有想到，在他死后幾年，朱元璋會在強化君主專制的道路上走得如此之遠。這種極端專制的寡頭政治，加上朱元璋本人猜忌多疑的性格特點，必然要無情地制造出一幕幕人間慘劇。只要被認為有礙于其專制統(tǒng)治的臣僚，不論是否功臣宿將，也不管是否握有免死券，均在誅殺之列。朱升的獨子朱同，盡管在朱元璋進軍浙東初期即立下戰(zhàn)功，洪武年間官至禮部侍郎，并握有朱升為之求得的免死券，最終還是坐事被賜死。朱升擔心他來日“不得老死牖下”的憂慮，竟不幸而變成了現(xiàn)實。（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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