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六朝卷和隋唐卷下卷出版的艱難進程，反映出西方中國史研究“兩頭重，中間輕”的現(xiàn)實情況，即上古史方面，由于新材料不斷涌現(xiàn)，學者的投入和產(chǎn)出都比較多；明清史方面，因為涉及中西交流等，長期被西方學界視為研究重點；而魏晉南北朝到唐五代的研究則比較薄弱。
在中國史學界，幾乎無人不知《劍橋中國史》。但這部名著在編纂過程中遇到了怎樣的瓶頸，卻鮮為人知。
“已出版的14卷《劍橋中國史》是對現(xiàn)階段西方中國史學術研究的權威總結?！薄秳蛑袊贰肺簳x南北朝卷（下稱：六朝卷）主編之一、美國斯坦福大學榮休教授丁愛博對記者介紹，這一著作由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和英國漢學家崔瑞德?lián)慰傊骶帲畮讉€國家的數(shù)百位史學專家參與其中。全書從1966年開始策劃、出版，迄今已有47年歷史。但是，這部計劃15卷的史書，六朝卷至今未能出版，隋唐卷、五代十國及宋代卷、清代前中期卷的下卷亦有待補齊。
對一些備受學界關心的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多位專家。
為了解西方中國史研究提供機會
1985年，《劍橋中國史》開始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翻譯并陸續(xù)出版，由此打開了這套史書進入中國的大門。到今年，該史書中文版已出版11卷，目前有兩卷正在翻譯、審校中。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趙劍英說，《劍橋中國史》在編寫體例和研究方法上可為中國史學界提供某些借鑒。從編寫隊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編都是該斷代史領域享譽世界的專家，其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界可謂集一時之選。在編寫方法層面，在引進這套書之前，我國史學界在通史的編撰方法上，多是一個主編、一條主線、體例統(tǒng)一、編年敘事方式。在內(nèi)容上，我們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輕文化社會與經(jīng)貿(mào)，在這點上《劍橋中國史》顯示出其獨到之處。從總體來說，《劍橋中國史》中文版最大的特點在于體現(xiàn)了國外學者不同的史學研究方法與編寫方法。例如，在一卷書中，可以融進不同的觀點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讀者自己評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樓勁告訴記者，《劍橋中國史》比較完整地體現(xiàn)了西方中國斷代史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態(tài)度，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了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機會，推動了西方中國史研究和中國史學研究的相互理解與交流，從而推進中國史研究的新發(fā)展。
撰寫工作遭遇人才瓶頸
然而，正是這樣一部書，卻有其難言之隱。
《劍橋中國史》六朝卷是該史書最晚開始撰寫的一卷，因此，它的出版進程在學界備受關注。六朝卷主編之一、美國學者南愷時向記者透露，該卷編纂工作已于兩年前開始，預計出一本書，約30篇文章。該項目進程目前已完成過半，最快兩三年后便可問世。
丁愛博告訴記者，近些年，西方六朝史研究領域涌現(xiàn)出的一批富有才華的新生代學者，成為六朝卷的主要撰稿人，解決了編纂中“人才短缺”的困難。但是，這并不代表專注六朝史研究的力量已經(jīng)充實，這些青年學者應關注更廣的領域。丁愛博說，該卷將與其他幾卷有所不同，特別是邀請了來自中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qū)的學者參與，試圖更全面地呈現(xiàn)現(xiàn)階段六朝史的研究水平。
不光是六朝卷的編纂，隋唐卷下卷的撰寫也面臨著類似困難。自上世紀隋唐卷上卷出版后，其下卷編纂工作一直“舉步維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陸揚說，“近20年來，西方唐史研究無法與中國有關成果相提并論。其側(cè)重點不均衡，盡管在思想史、文化史等方面有一些不錯的研究，但是無論從材料的掌握、學術傳承，還是新觀點的提出來說，都比較有限。”
采訪中，南愷時和陸揚等均表示，六朝卷和隋唐卷下卷出版的艱難進程，反映出西方中國史研究“兩頭重，中間輕”的現(xiàn)實情況，即上古史方面，由于新材料不斷涌現(xiàn)，學者的投入和產(chǎn)出都比較多；明清史方面，因為涉及中西交流等，長期被西方學界視為研究重點；而魏晉南北朝到唐五代的研究則比較薄弱。
“這種情況已開始有所改變。近年來，西方學界出現(xiàn)了一批有潛力的學者，若干年后他們或?qū)⒂^趕上。”陸揚對記者說。
為史學著作編纂提供借鑒
在一定程度上說，《劍橋中國史》的編纂特色鮮明，頗具價值。
第一，兼顧普及性與學術性。正如這部書序言中寫到的，編寫此書的目的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有內(nèi)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丁愛博表示，為了照顧對中國史領域毫無了解的非學術讀者群體，書中并未過多作細節(jié)性論述，編纂中盡量避免使用過多專業(yè)術語或細節(jié)。而專注于某一領域的學者則可以通過書中提供的參考文獻搜尋專業(yè)性更強的學術資料。
同時，《劍橋中國史》的學術性并未因兼顧普及性而削減。清代前中期卷主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裴德生表示，史書集合原始材料并征引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專著，意在就特定議題提供一種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確的史實和謹嚴的闡釋。對于學者，史書為其提供了翔實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獻的可靠描述和書目指引。陸揚認為，相對于《劍橋歐洲史》，《劍橋中國史》的原創(chuàng)性更強，因為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時間不長，積累不多，某些朝代的研究在西方是全新的開始，書中的一些篇章對于西方漢學界來說，可謂是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
第二，嚴謹?shù)淖珜懢庉嬤^程。南愷時表示，盡管參與《劍橋中國史》撰寫的學者已經(jīng)有了受到贊譽的學術成果，但仍需要為這套書寫一篇適合普及的新文章。陸揚告訴記者，他的老師崔瑞德先生在擔任主編期間，幾乎逐一過目每篇文稿，盡管很多篇章并不屬于他的專業(yè)領域。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胡阿祥表示，《劍橋中國史》體現(xiàn)出了西方的學術傳統(tǒng)和特色，如它所體現(xiàn)的基本史學理論就與國內(nèi)學界不同，如比較重視環(huán)境問題以及對社會階層的分析，而不重視制度史研究等。樓勁告訴記者，《劍橋中國史》體現(xiàn)了西方學者的長處在于思維的靈動、看法的新穎，他們注重歷史的主觀方面。但是他們在用史實說明問題時，則無法與中國研究者比肩。
也有學者提出，《劍橋中國史》盡管反映了西方史學界研究中國歷史的一些成果，但該書也存在不少問題。例如，對不少中國歷史的一手資料沒有真正掌握，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特別是對獨特文化、史學傳統(tǒng)的研究比較膚淺，對重要歷史問題難免掛一漏萬或者失之偏頗。這些恐怕不是無足輕重的缺點。因此，對這部著作中國史學界可以借鑒，但沒有必要削足適履，簡單模仿。
據(jù)了解，《劍橋中國史》六朝卷正在撰寫當中；隋唐卷下卷剛剛開始籌劃工作；五代十國及宋代卷下卷已經(jīng)完成，正待出版；清代前中期卷下卷已基本完成，終稿將于今年夏末交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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