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麗娜
摘要：蛙類崇拜是遠古時代我國西北羌戎民族普遍盛行的信仰文化，蛙紋的神秘性與女媧神話形成象征性關聯(lián)。隨著東西民族文化融合，古羌戎民族主導性圖騰發(fā)生轉(zhuǎn)化，蛙崇拜觀念被覆蓋，華夏龍蛇文化成為主流，女媧神格走向“龍蛇化”。
在西北，從大地灣文化三期開始，到馬家窯文化末期數(shù)千年間，長期活躍著一支蛙類崇拜的古羌戎族群。他們將蛙紋作為整個氏族最基本的信紀符號，描繪裝飾于他們最主要的通神與生活器具——彩陶上，創(chuàng)造了獨特的蛙文化。蛙文化與女媧密切相關，這在學術(shù)界早已形成共識。但在古文獻記載中，女媧形象常又與龍蛇相配，龍蛇崇拜成為傳統(tǒng)觀念中女媧文化的核心。那么女媧文化中的蛙崇拜與龍蛇崇拜關系怎樣看待？女媧是歷經(jīng)怎樣變遷而完成“龍蛇化”的？本文試圖就此作了一些思考，以就教于方家。
一、女媧文化與蛙崇拜的關聯(lián)性分析
西北蛙紋彩陶主要出土于古羌戎民族生活區(qū)域。就現(xiàn)有資料推論，到商周時代，隴東、陜北以及隴右天水、河湟地區(qū)為古羌戎所居。以蛙崇拜為中心的馬家窯文化當屬這批羌戎祖先所創(chuàng)。蛙紋與女媧的關系雖為學術(shù)界所認可，但很多分析不夠全面。這里根據(jù)各類考古資料、文獻記載和民俗文化，將女媧文化中的蛙崇拜關聯(lián)性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概括分析。
其一，蛙類崇拜是遠古時代我國西北羌戎民族普遍盛行的信仰文化?！按蠖鄶?shù)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認為新石器時代彩陶上的動物紋樣及其象征性紋樣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圖騰標志。”在我國西北彩陶文化遺存中，蛙紋是大地灣文化、馬家窯文化的主導性符號之一?？脊虐l(fā)現(xiàn)，以古羌戎民族為主體的馬家窯文化從寫實蛙紋，到抽象蛙紋（或稱神人紋），以及各類變形蛙紋（或稱符號紋），數(shù)量龐大，類型多樣，構(gòu)成了一個完整的蛙紋演化歷程。顯然，蛙紋屬于古羌戎民族共同文化符號，其覆蓋面之廣、滲透性之強是空前絕后的。
其二，蛙崇拜折射出大母神女媧的精神內(nèi)涵。女媧是整個中華民族始祖大母神，具有造人、高禖、送子等神性。在仰韶文化和馬家窯文化中大量呈現(xiàn)的寫實性和半寫實性蛙紋，大腹渾圓，籽粒飽滿，其特征與女媧神性特征相對應。在甘肅天水大地灣四期文化的師趙村遺址發(fā)現(xiàn)一件非常精致的蛙紋圖案，圓頭大眼，網(wǎng)狀圓體，四肢彎曲，寫實動感，體現(xiàn)了這一時期人們對蛙類生育功能最質(zhì)樸的原始崇拜。蛙與人類始祖女媧結(jié)緣，成為崇拜對象，正是出于蛙類強大的繁殖能力、“死而復生”的再生能力、蛙與孕婦一樣渾圓的腹部等。女媧神話的蛙崇拜屬性至今在北方一些山區(qū)遺存。如陜西合陽剪紙《蛤蟆娃》，娃頭蛙身。當?shù)卣J為，小孩是“蛤兒（即蝌蚪）變成的，從澇地里撈回來的”，“蛤兒變蛤蟆，蛤蟆變娃娃”。在山西呂梁有個風俗，女的不生孩子，就剪個蛤蟆精、魚兒精（半人半物）貼在窯里。這些地區(qū)盛行關于送子娘娘女媧的信俗。
其三，蛙紋的神秘性與女媧神話形成象征性關聯(lián)。這種關聯(lián)在一些神秘的蛙紋中更有獨特體現(xiàn)。在青海柳灣，曾出土一件塑有人蛙結(jié)合紋樣的馬廠類型的彩陶壺。上面彩繪一組對稱的兩圈網(wǎng)紋，另一組為蛙身紋加塑繪裸體人像。宋兆麟先生稱之為“兩性同體”形象，張光直先生也肯定塑繪的是巫觀“陰陽兩性”的特征。顯然，這種塑繪了人蛙圖畫的陶壺是專用于巫術(shù)祭祀的神器，而不是世俗之物。中國巫術(shù)史研究者常常就將女媧神話如摶土造人、煉石補天等稱為巫術(shù)行為，認為女媧原型從根源上，“便是最古的女巫了”。因此，這一彩陶壺的構(gòu)圖就暗示出創(chuàng)始祖先女媧作為女巫與蛙崇拜的神秘關聯(lián)。
其四，女媧神話中折射出蛙的原型特點。女媧蛙性特點，在發(fā)生于古羌戎民族區(qū)域的原生神話中，有一定折射?！渡胶＝?jīng)·大荒西經(jīng)》中，有“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的神話表述。這則神話中爭議最大的莫過于對“女媧之腸”的理解。學者解釋多有不盡人意之處。如有人認為，“女媧之腸”既是消化系統(tǒng)的腸，也是生殖系統(tǒng)的腸。也有學者認為女媧之腸是“立桿測影的晷影”。其實，女媧之腸本于女媧化生之說，是蛙圖騰觀念的產(chǎn)物。其神話生成邏輯是：蛙類將連成串的卵帶排泄在淺水塘中，借助水溫來孵化。蛙的卵帶呈細條狀，絲縷連綿，看起來就像腸子排出體外。當蛙崇拜民族創(chuàng)造始祖女媧化生神話時，自然而然就想到蛙類排卵的樣子?！盎瘛倍郑沁@種由卵化為黽、再化成蛙過程的神話描述。《淮南子·說林訓》有所謂“女媧所以七十化”，即化生數(shù)量眾多。這種短期（“一日”）即能大量“化生”幼子之蛙，非腹大而籽多的蟾蜍不足當之。而且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荒西經(jīng)》篇所述神話，反映的正是西部古羌戎地望。故此，可基本認定，女媧之原型與蛙相關。
二、女媧文化的龍蛇化變遷過程
考古發(fā)現(xiàn)的華夏民族早期龍蛇文化構(gòu)形簡潔，內(nèi)涵模糊，有的甚至難以直接以龍蛇稱之，但其古老性不容置疑。遼河流域的“豬頭龍身”、黃河流域的“馬頭龍身”、長江流域的“牛頭龍身”等，都證明我國原始龍蛇文化的豐富性。尤其是河南濮陽發(fā)現(xiàn)的蚌塑龍虎圖更是代表。以蛙崇拜為核心的西北女媧神格，在東漸中，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濡染下，經(jīng)歷和完成了“龍蛇化”過程。對此過程，可從如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思考。
其一，原始蛙崇拜生成地受到其他晚起圖騰覆蓋。在大地灣文化和馬家窯文化所在地，原本位居次要地位、較少見于彩陶紋飾的羊、虎等崇拜后來居上，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如衍生于天水一帶的華夏遠祖神“伏羲”，其名從“羊”、從“虎”；興盛于陜甘羌戎文化區(qū)而后來南進的炎帝也是“西羌之本”、“姜姓之別”（《后漢書·西羌傳》），即以羊為崇拜對象。同時在甘青古羌地，“豹尾虎齒'的西王母神話（《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青獸名“羅羅'的象征（《山海經(jīng)·海外北經(jīng)》）以及青海土族“於菟舞”等等虎崇拜文化的先后蓬勃興起，意味著虎圖騰大規(guī)模地擴布。這些新興的崇拜物對羌地原有的原始蛙崇拜必然帶來強烈沖擊，甚至產(chǎn)生覆滅性影響。這也是青銅時代古羌戎文化中虎、羊造型豐富而蛙類形態(tài)極其稀少的根本緣由。
其二，古羌戎民族的原始蛙崇拜在東進中走向衰落，而在南下中成為“遺留物”。青海柳灣出土的“陰陽人'與蛙紋的組合紋飾以及馬廠文化時代大量的人首蛙紋、日首蛙紋以及無首蛙紋，都是人類原始文化末期的思維結(jié)果和信仰追求，可以說是古羌戎民族人物合體造神運動的發(fā)端，但也是蛙紋衰落的標志。這種蛙人合體造神方式并沒有隨著古羌戎文化東進的路子擴展開去，反而被華夏部族的龍蛇崇拜文化所吞噬和吸收。在《山海經(jīng)》的記述和商周之后的西北青銅器物造型中，這種合體蛙神形象再未出現(xiàn)。在三代之后的華夏民族腹地，蛙崇拜只留下一些殘余痕跡，如“顧菟在腹”（《楚辭?天問》）、“月中有蟾蜍”（《淮南子·精神訓》）之類神話記述。反而，在古羌戎民族向南遷徙流動所至的西南一些民族地區(qū)，留下了濃郁的蛙文化。如四川木里縣納西族供奉女神“巴丁拉木”，“巴丁”即青蛙；普米族稱蟾蜍為“波底阿扣”，即“蟾蜍舅父”；彝族神話史詩《勒俄特依》中將蛙類與人類同祖，蛙為老大。壯族還流傳民歌云：“青蛙是天女，分管人禍福，她呼風喚雨，她是天神婆?！蓖鼙环Q作天神婆。
其三，民族文化大融合使龍蛇崇拜成為主流。夏商周是西北羌戎、東部東夷以及南部的苗蠻、濮越等眾多部族大融合時代。隨著文化大融合，“諸夏”部族占據(jù)歷史前臺，龍蛇崇拜大興，成為主流。三代以來，尤其是在周代以后文獻記載中，我國始祖神系中的多數(shù)神靈都被改造成人蛇合體或人龍合體的新型人格神。《山海經(jīng)》出現(xiàn)的“人首蛇身”、“人面蛇身”、“人首龍身”以及“踐蛇”、“操蛇”、“珥蛇”等人與龍蛇組合形象約有25個之多。龍蛇圖騰的女媧神話開始興盛。古文獻中，女媧“人首（面）蛇身”、“人首龍身”之類記述很多。
其四，以蛙崇拜為原始根基的女媧被異化和整合。以蛙崇拜為基礎的女媧信仰受到“諸夏”改造，形成了新的神系。夏文化中女媧神話殘存蛙崇拜痕跡?！妒辣尽さ巯怠罚骸坝砣⑼可绞现?，謂之女媧，是生啟?！保ā妒酚洝は谋炯o》正義引）《史記》索隱：“涂山氏女曰女媧?！绷硗馊A夏神話傳說中還有諸如“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山海經(jīng)·北次三經(jīng)》）、“大業(yè)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史記·秦本紀》）、“女華者，桀之所愛也”（《管子·輕重甲》）等，都是夏代女媧神話的擴延或變異。這些女媧神話表述中殘存蛙崇拜意識。在蛙圖騰制下的人之初生本即新生的“蛙”，故而“蛙”、“娃”、“哇”等同體，這也同伏羲造“八卦”、天水“上都”等古羌名稱有密切聯(lián)系。商文化排斥羌戎，動輒“伐羌”成百上千舉行祭祀，所以甲骨文不載女媧。周人文化融合羌戎，形成姬姜政權(quán)，向東推進周文化，吸收融合中原華夏文化，所以周代當是女媧神話龍蛇化的開啟時代。《天問》所謂“女媧有體，孰制匠之”，依照王逸所論，就是對于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的疑慮和探詢。最終，在華夏神系整合中，女媧以龍蛇形象出現(xiàn)，同伏羲、女媧、黃帝、炎帝、祝融、共工、蚩尤等諸多始祖大神一起，被納入整個中華民族始祖神系統(tǒng)。
其五，女媧信仰的龍蛇化過程是周人陰陽宇宙哲學觀的體現(xiàn)。周代女媧“龍蛇化”過程開始，“人面蛇身”二重組合性質(zhì)的女媧形象被華夏民族接受。這種“龍蛇化”過程，是以伏羲造八卦而天地陰陽分割的思維為基礎，以女媧為“陰帝”即始祖大母神為引子，在兄妹合婚以及補天、造人等神話結(jié)構(gòu)支撐下完成。這種女媧神話結(jié)構(gòu)同周代成型的陰陽對立轉(zhuǎn)化的宇宙哲學觀相統(tǒng)一。
其六，楚文化對女媧文化的“濡化”。在三代后期尤其是戰(zhàn)國時期新型造神運動中，黃河下游地區(qū)固有的龍虎圖騰信仰與楚越龍蛇崇拜融合，形成了中國特有的兼容并包的新型復合龍崇拜文化。楚人更是女媧龍蛇化的急先鋒。楚人本與華夏同祖，與華夏爭鋒失敗南下江淮，奇山異水養(yǎng)育了楚人綺麗怪誕的想象力，形成尊鳳崇龍的信仰習俗。在楚地出土的大量人與龍蛇相容的帛畫、畫像、雕像等就是明證。女媧的龍蛇形象最終是在楚文化區(qū)域完全生成。
基于上述龍蛇化的文化變遷，脫胎于蛙類崇拜的女媧就由繁衍人類的原始自然神，上升成為創(chuàng)造人類、庇佑人類的始祖神、保護神，成為中華新文明精神的象征體之一。中華女媧神話在后世分化成了兩個系統(tǒng)：中原女媧神話系統(tǒng)與西南女媧神話系統(tǒng)。前者是創(chuàng)造人類、煉石補天、合乎道德規(guī)范的陰帝神，后者是與伏羲兄妹成婚、繁衍人類的原始、野性而不合禮制的部落始祖神。兩者相互交融，在漢代演變成與伏羲人首龍身交尾的中華民族大母神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