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的物價,是以銅鐵錢表示,南宋夾用紙幣。白銀只作大數(shù)目的支付，不用來表示物價,南宋流通銀會子的區(qū)域可能是例外。乾道九年曾有用銀支付銅價的事例，四斤銅付一兩白銀，但在全國看來，民間的日常交易，不用白銀；所以不能說是十足的貨幣。只有租稅的折納，往往用銀；銀價的紀錄，也比任何前代要多。
宋代因為銅鐵錢的購買力逐漸降低，紙幣更是膨脹得厲害，所以用錢鈔計算的銀價，也有上漲的趨勢。宋初每兩大概千文上下，后來漲成每兩三千多文。雖然有官價與市價之別，而且銅錢區(qū)與鐵錢區(qū)的價格不相同，但上漲的傾向，是可以看出來的。
大體上，在十世紀后半，每兩約合銅錢七八百文。一千多文的兌價大概是用四川鐵錢計算。十一世紀前半銀價開始上漲，每兩由七八百文漲到一千多文。但天圣五年的數(shù)字是小鐵錢計算的，小鐵錢十文值銅錢一文?？刀☉c歷間的高價也是用大錢和鐵錢計算的，不能同其它的數(shù)字比較。后半就在四川也不過千多文一兩。十二世紀前半每兩自一千二三百文到兩千五百文，后半則每兩三千到三千三百文。十三世紀前半每兩也是三千三百文上下。都是以省陌計算，大約以七十七文為一百，但各地可能并不一律。而且官值一般高于市價。
如果宋代是以白銀來表示物價，一定要比用錢文計算的物價穩(wěn)定得多。試以米價為例，若換算成白銀，則在宋代的兩三百年間，雖然也是常常波動，而且長期看來，上漲成三倍。在十世紀底每石約值銀二錢多，每公石值銀十六公分。到十二世紀后半，每石平均約值銀八錢，或每公石值銀四十六公分。十三世紀后半的初年（寶祐年間）四川每石值銀六錢六分六，或每公石三十七八公分，但比起用錢文計算的米價來，要穩(wěn)定得多。
整個宋代的米價，如果以白銀計算，每公石平均為八九錢。十一世紀米價還低，那是趙宋最繁榮的時代，生產(chǎn)增加，貨幣數(shù)量也多，但十二世紀前半物價特別高，因為那時蔡京等人主政，鑄大錢，使錢的價值減低；又啟外禍，國內(nèi)動亂，生產(chǎn)受阻而減少。然而十二世紀后半，江南的米價還不算太高。
絹價的情形以白銀計算，漲得更加緩和。以銅錢計算的絹價，自宋初的千錢一匹，建炎時漲到兩千；南渡后三千四千五千，一直漲下去，最高到過一萬錢一匹。但如果折成銀價，則除了紹興年間的波動以外，幾乎沒有什么大的漲跌，宋初一匹是一兩二三錢，末年也不過一兩二錢。
宋代兩百多年的絹價，用白銀來計算，平均每匹約一兩三錢上下。除了南宋紹興年間以外，銀絹價格約略一同起落。這是什么緣故呢？是不是因為絹是輸出品、而歐洲和中亞細亞一帶的人都是用白銀來支付、使中國銀絹的比價受國際市場的影響、因而比較穩(wěn)定呢？似乎不是。因為宋代的絹價，比起其它朝代的絹價來，卻不能說是穩(wěn)定。唐代的絹價就要低得多。初唐和晚唐，每匹絹只合得五六錢白銀；只有安史亂后可能例外，但我們不知道當時的銀價。后來明代的絹價也比宋代低。這就不能用國際影響來解釋了。
白銀的購買力，雖然比錢文穩(wěn)定，但其減低的傾向，是很明顯的。這種降低，應(yīng)當是由于白銀的跌價。白銀的數(shù)量也增加了：一方面是本國生產(chǎn)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外國白銀的流入或本國白銀外流的減少。唐代產(chǎn)銀，每年不過一、二萬兩。北宋產(chǎn)額大增：至道末十四萬五千多兩，天禧末八十八萬三千余兩，皇祐中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元豐元年二十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五兩。據(jù)說最高到過一千八百六十多萬兩。南渡以后，銀礦停閉很多，生產(chǎn)困難，而且金銀銅錢外流，所以白銀的購買力，沒有再向下跌。
北宋產(chǎn)銀的地方很多，將近有三十州。其中以信州（江西）為最多，每年到過十萬兩以上。其余如隴州、南劍州、潭州、等地，年產(chǎn)都到過幾萬兩。黃金對錢文的價格，在宋代特別高。唐末每兩到過八千文，宋初漲到過一萬，接著一度下跌，咸平年間跌到五千。大概因此有人運金出境。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就問到為什么京城金銀漲價。有人說是回鶻人收買運往外國，也有人說是由于國內(nèi)的浪費。仁宗以后，大概金價漲得比銀價快。天圣五年金價每兩上漲一貫，銀價似乎不動。廣南金價每兩只要八千八百文，那是產(chǎn)金地的收購價格，比一般價格要便宜，不能用作標準。明道二年當局下詔，冊寶法物，凡用金的都改用銀，而以金涂之。大觀三年將當十錢改作當三，曾引起搶購黃金的風潮，金價一定上漲。靖康元年，金銀價扶搖直上，尤其是金價。崇寧到紹興那一期間以錢文計算的金銀價格的上漲，尤其是金價的上漲，除了錢幣本身的跌價以外，還有別的原因：第一是黃金生產(chǎn)的減退；皇祐中每年只有一萬五千零九十五兩；治平中減為五千四百三十九兩；元豐元年也只有一萬零七百一十兩。第二是民間窖藏需要的增加。因為崇寧到紹興，正是宋朝社會最不安定的一個時期。人民不問是在戰(zhàn)區(qū)或在非戰(zhàn)區(qū)，都會增加對于金銀、尤其是對于黃金的需要。在戰(zhàn)區(qū)的人看來，逃難的時候，黃金是最便于攜帶的財富；在非戰(zhàn)區(qū)的人看來，因為時局的動蕩，需要黃金來儲藏。第三是金人盡量地搜括。例如在宣和末汴京將陷的時候，金人對于議和的條件，是先要犒師金黃金五百萬兩，白銀五千萬兩。宋室向民間搜括的結(jié)果，只得到黃金二十余萬兩，白銀四百余萬兩。靖康元年十二月金人又遣使來要黃金一千萬錠，白銀二千萬錠，當局又大事搜括，于是金價漲到每兩五萬文，銀價每兩三千五百文。其實宮中還有不少的金銀不肯拿出來，偏要榨取老百姓那一點儲蓄。由于白銀購買力下跌，金銀比價發(fā)生很大的變化。十世紀和十一世紀初，金銀比價還是一比六點二五，大概千年來變動得很少。十二世紀的二十年代恐怕就開始在變，因為天圣五年金價已上漲，自然會使金銀比價變動，可能變成一比七點五。崇寧三年銀價每兩一千二百五十文，而金價在哲宗徽宗時據(jù)說是每兩一萬文，折算起來，是一比八。這種折算不是十分妥當?shù)?，因金銀兩者的價格，不是同一來源，兩者可能地區(qū)不同，也可能計算的標準不同，因為當時有銅錢，有鐵錢，有小平錢，有大錢，這些錢的價格都是不同的。大觀三年當十錢改作當三，聞訊者爭購黃金，金價一定上漲，金銀比價自然會發(fā)生變化。但無論如何，在靖康年間，金銀比價是大變了。自一比十二點八到一比十四點二五。到紹興四年還是一比十三。以后似乎又稍平復，隆興二年可能是一比十一上下，但嘉定初似乎又到過一比十二。不過這兩種比價也是一種推算，不一定很可靠。銀價對金價的相對下跌，單從國內(nèi)金銀生產(chǎn)的比例以及對于金銀需要的比例也可以解釋。在供給方面：十一世紀前半的皇祐中，金銀生產(chǎn)量的比例是金一銀十四點五六。后半的治平中是金一銀五十七點九五；元豐元年是金一銀二十點一一。在需要方面：十二世紀前半的宣和末年金人所要求的犒師費是金一銀十，靖康元年底的一次是金一銀二；而當局向民間搜括的結(jié)果，所得是金一銀二十。隆興二年凡阬冶監(jiān)官每年能收買金四千兩銀十萬兩的即升官，可見當時還是金少銀多。這些條件，已足夠使金銀比價發(fā)生變動。中國金銀比價的這種變動，是中國特殊的條件造成的，不是受到外國金銀比價變動的影響。因為雖然當時歐洲有些地區(qū)的金銀比價是一比十一到十二，但中國同它們沒有直接接觸，而同中國關(guān)系密切的阿拉伯世界的金銀比價仍舊是一比六上下。雖然如此，外國白銀的流入中國，仍有影響中國銀價的可能。我們對這兩三百年中國際間金銀的移動，不能有具體的數(shù)字提出來。但是根據(jù)歐洲和中亞的情形來看，白銀的流入中國是有可能的。唐宋間，東西貿(mào)易，有阿拉伯人的仲介，非常旺盛。尤其自九世紀以來，佛蘭克帝國的查理大帝同阿拉伯帝國的關(guān)系良好，由阿拉伯人把中國的絲帛運往歐洲。當時歐洲生產(chǎn)落后，沒有什么商品為東方所需要，只能用金銀償付貨價。十世紀時歐洲的金銀比價是一比十一到十二，而中國是一比六點二五，阿拉伯也是一比六，所以雙方都以使用白銀為有利。歐洲在十世紀時白銀產(chǎn)量雖有限，但中亞一帶是產(chǎn)銀區(qū)，而奇怪的是這一區(qū)域在十世紀底普遍感到白銀的缺乏，以至于停止鑄造銀幣，而以低級金屬來代替。它們的白銀往哪里去了呢？有人說是流到北方俄國和波羅的海一帶去了；但也可能有流到中國來買絲絹的。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到十一世紀初似乎仍沒有變動。十二三世紀歐洲的白銀生產(chǎn)特別增加，所以歐洲的白銀若有東來的事，當以這一時期為最盛。恰好中國銀價的相對跌落是在這一期間，阿拉伯的金銀比價大概仍舊是一比六。因為錢文和白銀的購買力都有減退的傾向，而以錢文和白銀計算的金價則上漲，所以黃金的購買力最為穩(wěn)定。如果我們假定十世紀后半和十一世紀前半的金銀比價為一比六點二五，十一世紀后半為一比八，十二世紀前半為一比十三，后半和十三世紀前半為一比十二，則黃金對米的購買力，在三百年間，約減低百分之六十六。至于絹價，若以黃金計算，則不但沒有上漲，反而有下跌，即每匹由十世紀后半的二錢跌為十二世紀后半的一錢三分。不過絹價的資料更加缺乏，尤其是在十世紀后半，只有三種價格，而且相差很大，每匹自六百到一千八百，所以不適于用來同十一二世紀比較。就是金價、米價以及金銀比價的資料，也不夠充分。宋室南渡后，黃金對白銀，有慢慢回跌的傾向?；氐脑颍瞬辉賾?yīng)金人的苛索外，還有黃金從外國輸入。例如日本便是一個輸出黃金的國家。在宋元兩代，日本的金價低于中國。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即日本白河天皇應(yīng)德二年）的時候，日本的金銀比價是一比五，而中國在咸平年間和大中祥符年間都是一比六點二五，元祐年間沒有資料，可能金價已上漲到一比七或一比八，因為靖康年間的比價是一比十三和十四。所以日本人以輸送黃金到中國來為有利。日本在平安時期末期砂金生產(chǎn)很盛，產(chǎn)區(qū)在藤原氏的領(lǐng)土內(nèi)，當時日本的政權(quán)正掌握在藤原氏的手中，藤原清衡所建立的中尊寺中的光堂是包金的，其經(jīng)堂所藏的經(jīng)書傳說是清衡用砂金十萬五千兩向宋朝皇帝買去的。實際上，日本對華輸出品中，幾乎以砂金占第一位，一年中最多達四五千兩。在理宗紹定五年（公元1232年）的時候，日本的金價是每兩六百五十文。中國當局對于日本貨本有抽分博買的辦法，自理宗寶祐六年（公元1258年）起，準許日本的黃金到中國自由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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