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以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遷，期間中國思想學術(shù)演變之根本原因是因為與西學的碰撞。在漢文化圈中所謂的“西學”，大致包括了兩部分的內(nèi)容:一是西方人在中國或東亞地區(qū)用中文介紹的西方學問，二是中國或東亞學者所理解和認識的關(guān)于西方的學問。筆者曾把晚明以來屬于明清歐洲基督宗教之西學在中國的傳播所形成的漢文西學文獻，[1]分為三個類似考古學上的“堆積層”，一是在明末發(fā)現(xiàn)的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代表的景教文獻，二是明清間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三是19世紀以來西學家所留下的大量漢文西學譯著。而比較系統(tǒng)地發(fā)掘?qū)儆诿髑彘g編譯的漢文西學文獻的工作，大致開始在20世紀60年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獻匯編是1965年起陸續(xù)由臺北學生書局推出的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第23號(1965年出版)、24號(1965年出版)和40號(1966年出版)。前者為明末李之藻編刊于1626年的《天學初函》，其次為《天主教東傳文獻》一冊，或稱正編，繼為《天主教東傳文獻續(xù)編》三冊，1972年，吳相湘主編的《中國史學叢書續(xù)編》又推出為數(shù)六冊的《天主教東傳文獻三編》。在大陸天主教西學研究尚未解凍的歲月里，這些明清之際影印本曾經(jīng)給全世界明清西學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文獻資源。
新的一輪的文獻收集和整理工作是由比利時的鐘鳴旦教授與荷蘭的杜鼎克教授聯(lián)合發(fā)起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祝平一、黃一農(nóng)教授等都參與了這些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如《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5冊(臺北:輔仁大學神學院，1996年)把原藏于上海徐家匯藏書樓，20世紀40年代末被耶穌會士帶到菲律賓后又轉(zhuǎn)道收藏于臺灣的一批漢文文獻公諸于世;之后鐘鳴旦、杜鼎克又主編了《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12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兩位還與蒙曦一起主編了《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26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年)。因此，全世界收藏明清天主教漢文西學文獻最多的三個機構(gòu):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上海的徐家匯藏書樓和羅馬的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收藏的相當一部分明清漢文西書已能重見天日。
文獻的發(fā)掘和點校整理是相互依存的兩個不同層面的工作。20世紀80年代我隨朱維錚先生求學時，就聽說他有編纂利瑪竇中文著譯全集的計劃，2001年我們讀到了由他主編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該書在文字句讀、標點分段和考辨版本文字的異同方面，做了許多重要的示范，開了系統(tǒng)整理明清某一傳教士漢文西學著譯的重要先例。之后此一某一傳教士漢文著譯的全集還有葉農(nóng)教授點校的《艾儒略漢文著述全集》(澳門文化藝術(shù)會2012年2月)，該書多達119萬字，系統(tǒng)收入了被譽為“西來孔子”艾儒略的漢文著述，葉農(nóng)還將繼續(xù)完成龐迪我等漢文著述全集的編校。默默做著文獻整理工作的還有周方駬先生，他編校的《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獻叢編》(全5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收入了明萬歷年間至清康熙朝有關(guān)天主教史文獻七種:《辯學遺牘》、《代疑篇》、《三山論學紀》、《天學傳概》、《破邪集》、《辟邪集》、《不得已》，他利用在國家圖書館工作的便利，除若干孤本外，還取善本為底本，參校不同版本，進行?？?。
明清基督教漢文文獻更為系統(tǒng)的標點工作是由一位韓國學者啟動的，1994年鄭安德博士在北京大學進修期間，參與了美國舊金山大學和魯斯基金會的相關(guān)項目，以一人之力收集來自法國國家圖書館和梵蒂岡教廷圖書館的資料，完成了《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五卷(北京: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2003年)，皇皇五大冊的標點本漢文西學文獻集，為大陸干涸的學界提供了類似甘泉的文獻。
如果說鄭安德是源自編者對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來華后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哲學、宗教發(fā)生了怎樣交涉的問題意識出發(fā)，來整理和編纂《明末清初耶穌會思想文獻匯編》一書的，那么，放在筆者面前的厚厚四大本《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6月)則是編者黃興濤教授出于近十年來從事清代新名詞、新概念和西學影響史研究的需要，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細細摘抄的過程中，萌發(fā)了將這些影印本進行標點，以橫排的形式，惠及更多的同好，以便讓這些珍貴的資料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內(nèi)流通。該書副標題“50種重要文獻匯編”，其實全書收入了54種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字數(shù)多達165萬字。前有編者長篇序言《明清之際西學的再認識》，對此期傳播的西學內(nèi)容與蘊涵有深度解讀。通讀全書，筆者覺得此編有幾點值得特別加以介紹。
首先，編者長期從事中國學術(shù)史和文化史研究，與同類標點整理本相比，《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選書范圍很廣，頗顯學術(shù)史和文化史的特色。如第一冊注意從基督教傳教文獻選書，第二冊的重點多涉及哲學、倫理學，第三冊多自然科學，第四冊屬于天文歷法、地理學、動物學、音樂和透視學等。其中不少文獻于研究現(xiàn)代一些新學科的生成，都具有異乎尋常的意義，如《治平西學》之于政治學，《斐錄答匯》之于廣義哲學，《修身西學》、《逑友篇》之于倫理學，《童幼教育》之于教育學，《譬學》之于修辭學，《泰西人身說概》之于解剖學，《獅子說》、《進呈鷹論》之于動物學，《律呂纂要》、《律呂正義·續(xù)編》之于音樂學、《視學》之于透視學，等等。
其次，編者在選書時已經(jīng)廣泛調(diào)研過目前明末清初漢文西學文獻的整理現(xiàn)狀，對已經(jīng)有過單獨標點或橫排出版的文獻，不再重復收入，如利瑪竇在明末西學東漸史上有著無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但因之前已有了“高品質(zhì)的匯集、標點并題解”的《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因此編者不再“以水濟水”，但對于該書未收的《齋旨》則加以補收?！睹硖健芬蛴辛?931年和1941年先后有上海徐匯光啟社五卷排印本和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名著”本，以及1959年三聯(lián)書店的“邏輯叢刊”本;《職方外紀》也因有了現(xiàn)代學者謝方的高質(zhì)量的校釋本，因此，《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均不再重復收入。
第三，編者注意利用上述臺灣《中國史學叢書》系列和利用了上述鐘鳴旦、杜鼎克、祝平一、黃一農(nóng)等收集整理的幾套“明清天主教文獻”的影印本作為底本，同時也根據(jù)具體情況，參校和利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等若干圖書館所藏的其他版本。還有若干是編者自己錄入或抄寫的版本，如利類思的《進呈鷹論》以往學者討論多據(jù)《古今圖書集成》，編者利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刻本作底本，并與《古今圖書集成》中的《鷹論》互校，為讀者提供了較好的版本。不少西學文本，編者都校出了訛誤或錯漏，如首部天主教教理書《天主實錄》，鐘鳴旦等影印的原本有一張漏頁，此次得以補足，堪稱首次的“完璧”?！稕r義》的原本也校正出不少錯字，稱得上是目前最為完善的本子。
第四，編者虛懷若谷，稱自己的編輯方法仿效《利瑪竇中文著譯集》，其實有繼承也有發(fā)展。文獻標點、整理過程中實際包含著研究，如將散存于不同檔案資料匯編中的《齊家西學》前四卷和后三卷合成;將分別藏于耶穌會羅馬檔案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斐錄答問》一書的上卷和下卷匯集一本，使之以完璧，給讀者閱讀以方便，也給學者版本考察提供了初步的線索。整理文本的一項重要工作即撰寫簡介，包括作者、著譯、出版時間、成書背景和內(nèi)容提要，這是傳統(tǒng)目錄學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也是整理工作中難度最大的工作之一，因為其所涉及的學科范圍實在是太廣了。全書各篇簡介中顯示出編者對學界研究前沿的重視(如南懷仁的《坤輿圖說》簡介中注意介紹和利用學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多少都有著屬于自己的認知新發(fā)明，頗顯學術(shù)功夫。細心閱讀各篇簡介，對此會留下深刻印象。如利類思《獅子說》一篇簡介中，編者指出利類思的研究方式，有別于明清時期中國本土的動物學著作，帶有鮮明的西方印記，“可以視作東西方動物學交流的開端”。雖寥寥數(shù)語，卻可見編者研究心有所得。
作為一項耗時耗力巨大的工程，《明清之際西學文本》基本完成了編者自己設(shè)定的目標。當然，書中仍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如編者在序言中所述選書剔除原則中提到的《西儒耳目資》，其實并無由著名出版社單獨標點或橫排出版過，除了目前所能看到1626年“景風館藏版”外，未有標點本，實在是應該重新整理橫排再版的。該書中有些版本的簡介尚未能交代完整，如收入《修身西學》依據(jù)的為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全本，編者稱與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全本內(nèi)容相同。但據(jù)筆者所知，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修身西學》系上海土山灣印書館1923年第4版，經(jīng)與《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一冊收入的“古絳景教堂藏板”本對校，除制作了目錄外，文字上還是有若干改動的。作為由晚清新名詞和新概念的專題研究引發(fā)而編的這一套文獻，沒有編纂一份翔實的人名、地名、書名索引當屬明顯的缺憾，筆者以為，如果編者能夠同時設(shè)計一套新名詞和新概念的索引，相信會為方興未艾的東亞概念史研究提供一個重要的學術(shù)導引。
近代中國的知識生產(chǎn)與明清以來的西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近年來已經(jīng)成為學界的共識。而明清以來留下的豐厚的漢文西學文獻，是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寶庫，曾經(jīng)在東亞世界走向現(xiàn)代化過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也是我們今天研究東西文化交流史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資源。學術(shù)研究的進步，有賴于文獻新資料的不斷發(fā)掘和不斷整理，相信《明清之際西學文本》的出版，將對近年來已蓬勃發(fā)展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基督教在華的傳播史和明清學術(shù)文化史的研究，起著重大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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