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本有蘭學，而中國沒有。
17世紀以來，日本德川幕府實行鎖國政策，但仍舊準許荷蘭人和中國人到長崎貿易。經過多年來往，在一部分日本人中逐漸形成了蘭學——通過荷蘭語學到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經過幾位日本蘭學大師多年的努力和各地蘭學私塾的培養(yǎng)，到1853年日本學習蘭學的人有2000多人，他們在西方沖擊來臨之前，便對西方文明有了一定的了解。日本幾乎所有的啟蒙思想家和積極推動明治維新的政府官員早年都學過蘭學。同時期的中國卻沒有任何的西式教育機構，蘭學人口為零，致使中國讀書人和朝廷官員對西方文明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在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人已經打到家門口了，咸豐皇帝還不知道英國在哪里！
第二，中國有科舉制度，而日本沒有。
中國讀書人把畢生精力花費在四書五經里，對其它學問漠不關心，一心想通過科舉升官發(fā)財。即使他們考場失意，而不得不開設私塾謀生時，所教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因為社會上沒有人愿意學考試范圍以外的學問。其實早在明朝末年，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就將西方學術介紹給了徐光啟、李之藻等知識分子，但洋學卻始終沒有在中國形成氣候，因為洋學是既沒有“黃金屋”也沒有“顏如玉”的夷狄學問。直到鴉片戰(zhàn)爭過了65年（1905年），科舉制度才被廢除，中國讀書人的思想力和創(chuàng)造力才開始解放，而這時日本明治維新早已完成，并成了世界一流強國。
日本卻沒有科舉制度。令人贊嘆的是，雖然日本人長期學中國，但科舉和宦官制度卻不學?？磥砣毡救酥粚W外國的精華，而糟粕從來不學。儒學雖然是日本知識分子必修的教養(yǎng)科目，但也僅僅是“教養(yǎng)”而已，與當官發(fā)財沒有直接關系。儒學在日本并不像在中國那樣有壓倒一切學問的絕對權威，因而才有蘭學和其他學問發(fā)展的空間，形成了多元化的思想格局，其應變能力就靈活敏捷得多。
第三，日本有武士階層，中國沒有。
日本在江戶時代的社會有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的士（武士）是統(tǒng)治階層，也是社會的精英，負責統(tǒng)治與打仗，其它階層負責生產。這些從小在尚武環(huán)境中長大的武士，基于捍衛(wèi)國家的使命感，對外患的動向非常關心，會設法先收集更多的情報，以便了解敵人的情況。
雖然中國也有士、農、工、商之分，其中的士也是社會精英?？芍袊氖繀s是只懂之乎者也的文士，他們不需修習武術也看不起武人，吟風弄月還行，卻根本不會打仗。因此外患出現(xiàn)時，他們關心的程度不如日本武士，他們的心全在科舉上，打仗是朝廷的事。
第四、中國遭西方沖擊在先，日本在后。
中國被英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打敗后，消息通過荷蘭和中國商人迅速傳到日本，這個亞洲自古最強大的帝國竟然被來自萬里之外的夷狄打敗，不得不割地賠款，這給近在咫尺的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震撼，日本的有識之士因此產生了危機意識。
鴉片戰(zhàn)爭之后13年，美國艦隊才來到日本，日本比中國遭受沖擊晚了13年，使日本朝野上下能冷靜思考，接受中國的教訓，不一味兒與強大的西方國家相對抗，而是不斷采取妥協(xié)政策，少走了許多彎路。
第五、中國人的文化優(yōu)越感比日本人強烈的多。
中國讀書人歷來把儒家思想視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自認為中國是世界的中心，是文明上國，周遭國家都是夷狄蠻貊，從來只有夷狄蠻貊向中國求教，而沒有中國向它們求教的道理。雖然中國被西方來的夷狄不斷擊敗，但絕大多數(shù)讀書人仍不承認西方文明在許多方面比中國文明優(yōu)越。
日本知識分子歷來在中國文化面前有文化自卑感，早在唐代，日本就派了大批留學生到中國虛心求教，到了近代也能真誠地向西方求教，愛學習，也善學習，早就是日本的民族傳統(tǒng)。
更重要的一條原因。是日本有福澤諭吉，而中國沒有。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