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碣石之山”“《禹貢》碣石”及“大揭石山”辨析
《山海經(jīng)》載有“碣石之山”；《尚書.禹貢》載有“碣石”；《漢書.地理志》曰有“大揭石”。
古今之論“碣石”者，往往有人認為三者為同一地理實體，尤其是那些“《禹貢》碣石昌黎說”的支持者們，還引經(jīng)據(jù)典的大費周章，以維護“三位一體”的觀點。筆者不敢茍同，因作初步辨析：
一、“碣石之山”，是大河一條支流的發(fā)源地。
《山海經(jīng).北山經(jīng)》載：“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顯然，這里的“碣石之山”指的是黃河支流上游源頭的一座山。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黃盛璋在《碣石考辨》一文中說：《山海經(jīng)》說：‘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這是指黃河支流上源的一座山?！?span lang="EN-US">
1983年第2期《地名知識》雜志發(fā)表的王德恒《北京市燕山區(qū)命名的歷史淵源》認為《山海經(jīng)》記載的“碣石之山”就是“現(xiàn)在的燕山和軍都山”。
昌黎的董寶瑞先生在《曹操“東臨”的“碣石”究竟在哪里？》一文中仍堅持說：“《山海經(jīng)》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顯然，這些記載所記的“碣石之山”，都是指的西漢時的“絫縣碣石山”。并說（昌黎北）“東、西饅首山，兩山之間300多米的距離為谷地，古代稱之為“繩水”的急流河由此沖出群山環(huán)抱的盆地”（董文：《碣石門拾趣》）。但此自定義的“繩水”不見經(jīng)傳，引文故意漏掉“東流注于河”。毋庸置論，昌黎的河流，不論哪一條，都不會“東流注于河”，所以“昌黎碣石”與《山海經(jīng)》里的“碣石之山”可謂風馬牛不相及。
二、《禹貢》碣石，乃禹河入?？谥昂Ｅ仙健薄?span lang="EN-US">
《尚書》曰：“夾右碣石,入于河?！笨装矅⒃唬骸绊偈?span lang="EN-US">,海畔之山也?！?span lang="EN-US">
《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臣瓚注：“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span lang="EN-US">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云：“碣，特立之石也。東海有碣石山?！?span lang="EN-US">
《爾雅·釋名》：“碣石者，碣然而立在海旁也”。
晉代人伏琛《齊地記》云：“渤?？|有碣石，謂之渤碣?！?span lang="EN-US">
《水經(jīng)河.水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
《舊唐書.天文志》：“平原、渤海（郡），盡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今為德州、棣州、滄州其北界。”
《新唐書.天文志》：“ 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span lang="EN-US">
《史記.夏本紀》“同為逆河，入于海?！?/span> [正義]：“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為九河，下至滄州，更同合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于渤海也?！?span lang="EN-US">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碣石，海邊山名也。”
經(jīng)學大師朱熹曰：“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span> （《朱子類語》第五冊 黎靖德編 北京 中華書局 1994）
《宋史.河渠》：“（黃河）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敝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span lang="EN-US">
宋.王應麟說“禹時河入海,蓋在碣石。”(《困學紀聞》卷十)
《辭?！?span lang="EN-US">P4681 ：“碣，古山名，《書.禹貢》：‘冀州……夾右碣石入河?！腥酥赋觥队碡暋窌r代黃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這個山應在渤海西岸古黃河河口?！?（上海辭書出版社 1999）
《中國歷史大辭典》P3123：“多數(shù)學者認為九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海，碣石應在渤海西岸黃河故道入海處?！?span lang="EN-US">
《呂氏春秋·有始覽》云：“兩河之間曰冀州，晉也”。
顧頡剛也認為：“推定冀州是在兩河（東河、西河）之間?！奔创呵飼r“趙、魏二國地”（ 顧頡剛：《〈禹貢〉上的二大問題》《文史》2001年第1輯總54輯）。
歷史時期的“大禹治水”，主要是對黃河下游水系即海河流域的治理，這在學術(shù)界并無爭議。冀、兗二州地處黃河下游，冀州即“趙、魏二國地”，惟趙地濱海，兗州乃齊、魯二國地，惟齊地濱海?！稘h書.地理志》：“趙地……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其中渤?？ぶ挛浼唇裉旖蚴心喜康貐^(qū)及黃驊市東部，濱海；“齊地，……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成、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其中高成、陽信即今山東無棣、河北鹽山、海興、黃驊等市縣濱海。
既然“《禹貢》時代黃河不可能在渤海北岸入?！?，《禹貢》之碣石“應在渤海西岸黃河故道入海處”，而渤海西岸的冀、兗之域惟今無棣縣境內(nèi)的古碣石突兀特立，則無棣古碣石斷為《禹貢》碣石無疑。古今學者論述頗多，此不贅述。
三、“大揭石山”，為右北平之山，與《禹貢》、《山海經(jīng)》無關(guān)。
“大揭石山”一名，始見于班固《漢書.地理志》：“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奔大P成縣西南有座山名叫“大揭石”，王莽纂漢后，將驪成縣改名叫“揭石縣”。
此外，“揭石”二字，還見于《漢書.地理志》“遼西郡：絫縣，下官水南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皆南入官，莽曰選武。”即下官水經(jīng)遼西絫縣向南流入海，又有“揭石水”、賓水二河流皆向南流入下官水。王莽纂漢后把“絫縣”改名為“選武縣”。
本來“大揭石山”、“揭石水”名稱平平常常，明明白白。誰知東漢末年有一名叫文穎的文人在給《漢書.武帝紀》中的“碣石”作注時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榆。此石著海旁?！?這一條十幾個字的注釋，經(jīng)后世歷代文人學士們的旁征博引、穿鑿附會，弄得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于是引發(fā)了千余年的“碣石聚訟?！?span lang="EN-US">
《漢志》明明說“右北平郡驪成西南有‘大揭石山’”，而“遼西絫縣有揭石水”。分明是“山”在右北平，“水”在遼西。二者有無內(nèi)在聯(lián)系，無從考證。
不知何故，文穎與班固相左，突然冒出一句“（碣石）在遼西絫縣……此石著海旁”。文穎云“此石著海旁”之遼西“碣石”，與班《志》“驪成西南”之“大揭石山”是不是同一個實體，也有待考證。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著海旁”的那塊“碣石”絕不可能“南入官”的“揭石水”的發(fā)源地，也不在其“入官”處。此“碣石”與“揭石水”并無內(nèi)在聯(lián)系。
可能是急于出成果的學者們等不及了，迫不急待地斷定，“碣、揭、楬”三字“通假”，于是就造作出一系列的錯誤公式：
“大揭石”==“大碣石”；
“大碣石”==“碣石”；
右北平“大揭石”==遼西“著海旁”碣石；
遼西“著海旁”碣石==《禹貢》碣石。
又進而斷定“大揭石”也就是秦皇漢武、魏武登臨的“碣石”。也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浚登臨后，本朝酈道元寫《水經(jīng)注》卻找不到所在“碣石”；而且還是酈道元健在時“淪于?！?、死后數(shù)十年卻又被北齊文宣帝高洋游樂的“碣石”……等等。
學過初中平面幾何的初一學生，看了以上的推論也會發(fā)現(xiàn)，上述“等式”之間，缺少充分而必要的條件作依據(jù)，也缺乏最起碼的推理邏輯。
再說“碣、揭、楬”三字“通假”，有誰見過哪一版本的《禹貢》把“夾右‘碣石’”通假為“夾右‘揭石’”或“夾右‘楬石’”；也從未見過把“碣石門”通假為“揭石門”或“楬石門”。更沒有人把“揭竿而起”寫成“碣竿而起”，既然是“通假”一般都是雙向的，為甚么唯獨“揭 →楬→ 碣”是單向的。此處的所謂“通假”，有可能是班固之后的文人專為把“揭石”附會為“碣石”而特意制造出來的。
班固是一位嚴肅認真，富于歷史責任感的偉大史學家。他編修《漢書》時，排在《地理志》之前的《武帝紀》、《郊祀志》、《天文志》三篇紀志中提到“碣石”不下七八次，無一例外地用“碣”，不用“揭”。在《地理志》之后的《溝洫志》中，也無一例外地用“碣”，不用“揭”。班固在其《西都賦》中也是用“碣”不用“揭”。就是在同一篇《地理志》中前邊兩處用“碣”，后邊兩處也用“碣”，惟獨中間部分的“右北平郡”就寫成“大揭石山”。所以然者何？是寫作疲倦了，想省掉兩個“筆劃”把“碣”寫成“揭”。但他卻又多出一個“大”字，豈不又多費了筆墨；抑或是班固一時疏忽寫了“錯別字”，校對時忘了“刮改”？仔細考慮又不像，班固編纂的《地理志》有個“成例”，即凡是他有把握認為是《禹貢》篇中所記載的山川，一律在其名字的前面冠以“禹貢”二字。例如“《禹貢》梁山”、“《禹貢》洛水”、“《禹貢》析城山”、“《禹貢》大陸澤”、“《禹貢》恒水所出”等，計有38處。
清同治進士、岳麓書院院長王先謙在其《漢書補注》中，“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補注〉：“先謙曰：揭當作碣，依〈志〉例（驪）成下當有〈禹貢〉二字。先謙按，驪成縣地說家皆失所在，班〈志〉遼西絫縣下但有揭石水，不言有揭石山也。自〈武紀〉文穎注云：碣石在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榆，碣石著海旁，始與班異。后言碣石者，不得驪成所在，皆從穎說矣。”
這段“補注”有三點值得注意，
其一，既然“揭當作碣”，就等于不認為“揭、碣”二字通假；
其二，“大揭石山”一名的前邊沒有依照班固《地理志》的成例冠以“禹貢”二字，即班固并不將其定性為《禹貢》碣石，不能以后人的理解強加于原編著者；
其三，班固《漢書 .地理志》，“遼西絫縣”條目下原本就沒有“碣石”的字樣，是文穎在《武帝紀》碣石時“始與班異”。但文穎并沒有為《地理志》右北平驪成縣的“大揭石山”作任何注釋。文穎也沒有說遼西絫縣 “著海旁”的“碣石”與右北平的“驪成大揭石”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是后世文人胡亂轉(zhuǎn)注才出現(xiàn)紛紜，完全是由文穎的《武帝紀》注釋引起，本來與原著無關(guān)。
《漢書.地理志》中的“驪成大揭石山”就是“大揭石山”。名稱中的“揭”就是“揭”，班固不可能另出花樣，故弄玄虛來個“彎彎繞”，用“揭”字去通假“碣”字，另外再加一個“大”字，特意給后人留下個“懸念”，以造成讀者歧義?！按蠼沂泵皼]有冠以“禹貢”二字，也不可能是編修者的疏忽。在編修者的心目中，“大揭石山”與“碣石”肯定是兩碼事，它與“《禹貢》碣石”更不是一回事。異義是從東漢末文穎的《武紀》注開始的，眾說紛紜是后世文人學者武斷附會造成的。
無門無派的今人想象力就更豐富了，為達到把“大揭石”變成今昌黎“碣石”的目的，昌黎有一位先生便采取“據(jù)碣石以定之”的“倒逼法”去定位“驪成”。即以今昌黎“碣石”為基準，向東北方向去假設一個“驪成”的存在。 他說思路明晰地說：“‘大揭石山在縣西南’,也就是說驪城縣城在碣石山的東北方向”。“驪城屬于右北平郡，而不屬于遼西郡，說明其縣境比較靠近或接近平剛。因此，驪城縣故治應到撫寧縣與青龍滿族自治縣交界一帶去尋為宜。”
打開地圖一看，這個假設的“驪成”起碼應當坐落在今山海關(guān)正北、長城以外的山神廟附近比較合適，這豈不成了右北平郡在遼西郡境內(nèi)的一塊“飛地”。在與匈奴對峙的邊境地區(qū)不可能形成這樣不便于軍政調(diào)度的別扭行政區(qū)劃。這正是由“大揭石==碣石==昌黎碣石”這一錯誤公式推導，所必然衍生出來的錯誤結(jié)論。
綜上初步辨析，便可得出結(jié)論：“碣石之山”、“《禹貢》碣石”、“大揭石山”，是三個不同的概念，分屬三個不同的地理實體。在研究這三個不同的地理實體時，應尊重它們的客觀存在，不能像小孩玩積木似地隨意捭闔，自出新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