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前面說了劉備的失誤，今天來說說面對劉備制造的爛攤子，諸葛亮采取了什么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來延續(xù)蜀漢政權(quán)的存在，卻改變不了其敗亡的結(jié)局。
益州的叛亂使劉備終于明白，雖然漢獻帝已經(jīng)禪位，但只要強調(diào)這是曹魏篡權(quán)造成的，是被賊一時奪去，就能證明漢室仍是天命所歸，道義仍在漢室這一邊。那么由他這個宗室建立的蜀漢政權(quán)，作為唯一的劉氏余脈，就有資格代表漢室去討回天下，并合理地存在下去。反之，放棄討伐曹魏、貿(mào)然稱帝，就是對自己這種資格的否定。所以，蜀漢必須堅持討伐曹魏，才能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壓制人們對其政權(quán)合法性的質(zhì)疑，阻止內(nèi)憂外患的發(fā)生。于是，劉備把這個思路作為遺囑，托付給了諸葛亮，讓他不惜一切代價去實現(xiàn)。甚至告訴他，如果你覺得我兒子會拖你后腿，你就自己取代他。這一下就把伐魏上升到了誰也不能否定的高度。
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認為，此前劉備一直沒把諸葛亮當作貼身智囊對待。比如劉備入蜀占領(lǐng)益州，是法正和龐統(tǒng)起主要的謀劃作用。向東吳復仇時，諸葛亮也勸阻不了劉備。所以直到劉備死后，諸葛亮才真正成為蜀漢核心，并制定了北伐戰(zhàn)略。他也深刻意識到北伐是最大的政治，遠不止軍事問題那么簡單。讓我們來看他對出兵時機的選擇。
劉備死后不到四年，諸葛亮就著手第一次北伐。從國力的恢復來看顯得有點著急，但此時曹魏政權(quán)已經(jīng)交到了第三代手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原人對它的認同度會越來越高，對漢室的懷念會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恢復漢室就不再有民心基礎(chǔ)，所以諸葛亮不能再等，哪怕國力未復，也要出兵。
為了保障頭等政治大事，諸葛亮采取了嚴刑峻法的模式。第一次北伐中，馬謖失了街亭，諸葛亮不但斬了馬謖，重罰了老將趙云，還把自己降了三級。因為他深知北伐一旦有失，政權(quán)都可能被顛覆，因此哪怕是他自己，也不能影響北伐的戰(zhàn)果。他使蜀漢之人意識到，北伐的堅定性，是一種信念，代表的是道義和天命，誰都不能與之相違背。人心的認同會折射到行為上，為政治提供助力。所以盡管諸葛亮秉承嚴刑峻法，但在以天命為基礎(chǔ)的觀念感召下，蜀漢從劉備兵敗的危機中走了出來，重新認可了這個政權(quán)的合法性，使之延續(xù)了數(shù)年生存。期間政治清明，國力雖然最弱小卻最有進取心，不能不說得益于北伐這個準確的政治路線。
那么，既然如此，為什么北伐沒能取得成功呢？這還是由劉備早期的政治失誤造成的，因為《隆中對》最初提出的設(shè)想，畢竟是在“跨有荊益”的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兩路出兵，夾擊曹魏。但荊州已經(jīng)失去，從那里出兵的通道沒有了，蜀軍就只能從地勢不好的秦川一帶進軍。補給線長，糧草總是出問題，很難持續(xù)和曹魏作戰(zhàn)，更談不上威脅中原。不好打，還必須要打，所以說北伐是一個明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選擇，是諸葛亮面對的一個困局。
而另一個困局，就是益州的內(nèi)憂。盡管諸葛亮很快平定了益州的叛亂，可是反抗的潛流始終存在。這仍然與劉備的失誤有關(guān)。當初劉備取得益州以后，手下包括了兩股力量，一股是原來益州劉璋的部屬，一股是劉備從荊州帶來的部屬。前者是“舊部”，是原來益州的主人，后者則是所謂的新人，也叫客籍，這就形成了歷史學家所說的“新舊”之分，或“主客”之分。
我們說過，益州舊部對劉備政權(quán)的態(tài)度很消極，這就造成了人心不穩(wěn)。更何況從東漢末年開始，讖語的影響，也不利于姓劉的人當皇帝。什么是讖語呢？就是一種帶有迷信色彩的預言。這些預言的核心觀點，就是“劉祚將盡”。祚，就是皇帝之位，劉祚將盡，就是說姓劉的皇帝位子做不長。
由于對劉備不滿，“劉祚將盡”這種論調(diào)在益州舊人中很流行，并在劉備死的時候催生了叛亂行為。諸葛亮在世時還能靠鐵腕與北伐邏輯壓制這個論調(diào)，當他去世后，益州舊部的力量抬頭，這個論調(diào)就像火星遇到了鼓風機一樣，瘋狂燃燒起來了。
當時影響最大的聲音，是擔任光祿大夫的譙周寫的一篇《仇國論》。仇國指的就是兩個互為仇敵的國家，一個叫因余是小國，一個叫肇建是大國，其實就指現(xiàn)實中的蜀漢和曹魏。這篇文章的基調(diào)，就是力量弱小的國家打不過強敵，應(yīng)該學周文王那樣休養(yǎng)生息，不要窮兵黷武，實際上就是反對諸葛亮的北伐戰(zhàn)略。
這個論調(diào)有現(xiàn)實依托。公元249年，司馬懿趁著魏國皇帝去高平陵掃墓的時候，發(fā)動政變控制了魏國的軍政大權(quán)，史稱“高平陵事件”。曹家自己都要被司馬氏篡位了，那么當年所謂的曹賊篡漢，就將成為歷史。既然這件事都成了過去，那么以聲討曹賊為口號的北伐，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失去了意義，不就成了為打仗而打仗，那不是窮兵黷武是什么呢？所以譙周的《仇國論》寫出后，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都頗為認同，甚至連張翼、廖化這樣跟著諸葛亮數(shù)度北伐的將軍，都以此為依據(jù)，反對繼續(xù)北伐。民間更是出現(xiàn)了大量逃避兵役的情況，這就看出當時的人心了。
但對蜀漢而言，《仇國論》的論調(diào)其實非常危險。因為我們說過，北伐是蜀漢政權(quán)合法性的保證，《仇國論》否定北伐，實質(zhì)就是否定劉氏政權(quán)的合法性，瓦解抵抗心理，一旦有魏軍來攻，就會促使人們?nèi)ネ督怠?div style="height:15px;">
那么，客籍集團就眼睜睜地看著這種情況發(fā)生嗎？答案是無奈的。因為在諸葛亮去世后，其繼承者蔣琬、費祎等人，都沒有他那樣的影響力與掌控能力。而且蔣琬等人雖然還在喊著北伐，但在“窮兵黷武”理論的壓力下，采取了軍事收縮，把精力轉(zhuǎn)移到了保境安民。這使得北伐逐漸成為空談，人們越來越不想和曹魏爭斗，只求得過且過。
于是在公元263年，后主劉禪面對進攻的魏軍，在《仇國論》的影響下，在諸多大臣的勸說下，選擇了投降，蜀漢滅亡。而那時魏軍距離蜀漢的都城其實還很遠。劉備早年造成的政治痛苦，終于以悲劇的方式結(jié)束了。當然，歷史上對《仇國論》和譙周的爭議比較大，也有聲音認為譙周是幫助蜀漢避免了戰(zhàn)火，對百姓有益，這就是另外一種角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