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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告人否認犯罪的情況下，有罪指控的詢問筆錄上載明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將證人所知、所感的內(nèi)容，完整地呈現(xiàn)在法庭。

文 | 吳世柱

來源 | 吳世柱律師微信公眾號

“詢問筆錄”，是指偵查人員、公訴人就其詢問證人的過程和結果所作的書面記錄。《刑事訴訟法》明確規(guī)定的證據(jù)種類只有八種，詢問筆錄，并不在其中。因此，詢問筆錄僅是實踐中采用的一種言詞文件，往往是被當作證人證言，但從證據(jù)法定主義的角度，其不屬于嚴格意義上的“證人證言”。

筆者認為，這種將詢問筆錄將證人證言使用的作法，其實是有違程序公正的。作為證據(jù)使用“名不正言不順”。同時，也有違當前的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

證人證言應是證人在法庭上自愿、自由而客觀地就案件事實作出的自然、平和陳述，是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使法官通過交叉詢問的過程得到心證的證明過程和證明結果的有機統(tǒng)一。

詢問記錄，不是證人親自向法庭所作的口頭陳述，也就是說，它的產(chǎn)生不是在法庭，而是向公安、檢察機關所作的陳述，是產(chǎn)生在庭審之外的“筆錄”。在英美證據(jù)法中，這種將證人在法庭外所作的證言加以書面記載所形成的證言筆錄，被稱為“傳聞證據(jù)”?！皞髀勛C據(jù)規(guī)則”下，這些傳聞證據(jù)原則是上不了法庭的。

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可以有條件地承認詢問筆錄的證據(jù)效力。即，在被告人認罪的情況下，詢問筆錄如能與被告人供述一致，與其他證據(jù)關聯(lián)，則可將其作為證人證言予以采信。

但是，若被告人否認犯罪，詢問筆錄則不能成為法定證據(jù)、作為認定被告人犯罪的證據(jù)。即，需要證人出庭接受控辯雙方的詢問，在證人向法庭提供證言的過程中，供法官心證。只有這樣，才能從程序上保障公平正義。

根據(jù)該條規(guī)定，被告人否認犯罪，詢問筆錄指控犯罪，當然符合證人出庭的前兩項條件。但“法院認為有必要出庭”并不是證人出庭的一個條件，而僅是刑事訴訟法授予法院的一項權力。所以，證人出庭的條件是：以上人員對證人證言有異議，對定罪量刑有影響，這就足夠了。若符合這兩項條件法院仍然不讓證人出庭作證，則詢問筆錄又怎能當然地轉化為“定案根據(jù)”，當成證人證言使用？

詢問筆錄之所以能在刑事訴訟中延用至今，是由我國刑事訴訟的歷史傳統(tǒng)所決定的。在糾問式模式下，“政法機關”口供辦案的影響還長期存在。易言之，詢問筆錄的本質，并非是嚴格的證人證言，而是偵查機關在特定訴訟程序所形成的案件部分事實。并不是真正的、完整的證人證言。因為，在詢問筆錄的生成之時，對證人進行詢問的并不包括法官、辯護人或者其他在法庭上有權向證人詢問的主體。這就導致，證人作證有片面性的缺陷。在刑事訴訟向現(xiàn)代文明、公正訴訟邁進的過程中，必須要克服詢問筆錄等于證人證言的傳統(tǒng)認識。

根據(jù)刑事訴訟法關于證據(jù)及對詢問證人的相關規(guī)定，詢問筆錄在對有關人員進行詢問時，往往并不能當然地確定證人的身份。特別體現(xiàn)在群體犯罪中的有些沒有被追究責任的犯罪嫌疑人卻被當成了證人，其本身也與案件有利害關系，很難保證證人證言的真實性、合法性。所以，詢問筆錄也就無從遵循《刑事訴訟法》關于詢問證人的法定要求：偵查機關詢問證人，可以在現(xiàn)場進行，也可以在證人所在單位、住處或證人提出的地點進行，在必要的時候才可以通知證人到辦案機關提供證言。而實踐中，詢問筆錄的生成地點，不一而足。

作為一種通常的庭審方式，法庭對證人證言的調(diào)查都是通過公訴人節(jié)錄宣讀筆錄的方式進行的。作為這種默認詢問筆錄法定性規(guī)則下，是對證據(jù)法定主義的違反。這種傳統(tǒng)的程序慣性，阻礙了我國刑事訴訟證人出庭制度的形成與推進。控方對其所掌握的證言筆錄可以采取幾乎不受節(jié)制的摘錄式宣讀，法庭對證言筆錄的調(diào)查和辯論幾乎流于形式，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對證言筆錄的質證因只局限于筆錄的內(nèi)容，而無法全面發(fā)問，質證也因受局限而失去實質意義。而質證，是法庭調(diào)查中對查明案件事實最核心的部分，這對于被告人否認犯罪的相關案件，將產(chǎn)生導致”事實不清“的不利影響。

綜上，在被告人否認犯罪的情況下，有罪指控的詢問筆錄上載明的證人，應當出庭作證，將證人所知、所感的內(nèi)容，完整地呈現(xiàn)在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