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按：
2015年即將過去，我們都很懷念它。
為此“雅理讀書“公號組織了我們即將陸續(xù)推送的”2015年薦書“專題。在此專題中，我們邀請了許多位”雅理之友“，他們中，有資深的教授，有年富力強的學者，也有正讀書破萬卷的博士研究生，請他們用一段話或一句話的推薦語來為我們推薦2015年讀過的好書。讓我們在這一年度專題中，送走2015，迎來2016。
在此要特別提醒各位讀者，如果您讀后覺得有所收獲，不妨在文末為我們的作者打賞，感謝我們作者的原創(chuàng)，小編將會把后臺收到的打賞用紅包形式轉給我們的作者。
祝您在2016年幸福、快樂、安康！
本期嘉賓
邢承吉
歷史學（世界史方向）碩士，研究興趣：美國早期史。本科論文《鏡像中的自我：一八三五年版<論美國的民主>在美國的反響》（2013年）曾獲愛爾蘭本科生論文特別推薦獎、“長三角‘世界史’研究生學術論壇”論文一等獎；碩士論文《被邊緣化的激進主義：托馬斯·潘恩與跨國史視野下的美國革命》（2015年）以跨國視角，重新梳理了“常識之父”潘恩在英國、法國、美國的經(jīng)歷，以及他在美國革命以后被邊緣化的處境。
萬國之林、常識之父、面朝東方
《萬國之林：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位置》
（Thomas Bender, A Nation among Nations, America’s Place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6）
托馬斯·本德前些年出版的《萬國之林》一書，將全球史視角下美國歷史敘事的討論推向一輪新的高潮。全書分為六個章節(jié)，從殖民地時期一直延續(xù)到進步主義時代，橫貫美國歷史的數(shù)個重大主題，隨處可見本德以全球視角對美國歷史所作的匠心獨運之新解。
例如，在本德看來，從大航海時代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之初，美國歷史就深嵌于全球歷史的脈絡之中。以往對殖民時代的敘事總是圍繞新五月花號與英格蘭移民在新大陸的經(jīng)歷，卻忽略了跨大西洋奴隸貿(mào)易如何帶動了北美種植園經(jīng)濟、并養(yǎng)成了殖民地人的種族觀念。本德對美國革命的詮釋同樣令人耳目一新。在他看來，七年戰(zhàn)爭中失利的法國一心想要與崛起中的英國爭個高下，而美國革命不過是英法帝國在全球爭奪霸權的局部延續(xù)，若放在當時歐洲的戰(zhàn)略局勢中考量，北美殖民地遠非英法之爭的主戰(zhàn)場，既不重要也不“例外”。
而將視角拉伸到整個大西洋世界，同樣使本德對美國革命的性質和意義也做出了截然不同于貝林和伍德等人的評估。本德認為，盡管《獨立宣言》和《常識》等美國革命時期的經(jīng)典文本在大西洋兩岸都引起了巨大反響，然而相較于法國革命和海地革命而言，后人不能不對美國革命的激進性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美國的種植園主對法屬圣多明戈發(fā)生的奴隸起義聞之而變色，也因此對巴黎“危險的思想”敬而遠之；這種對奴隸暴亂的驚惶不安，反倒使北美的精英同歐洲的貴族達成了精神上的聯(lián)盟。圣多明戈成了美國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也使得心有余悸的美國南部奴隸主加強了對奴隸的控制。托馬斯·本德對內(nèi)戰(zhàn)與重建，以及進步主義時代美國歷史的討論，同樣不失新意。本德試圖跳出美國例外論的框架，挖掘美國歷史與世界歷史之間的關聯(lián)性，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重塑民族國家的歷史敘事。此書涵蓋面極廣，論點中也多含閱史之新解，對有志于以跨國（或全球）視角研究美國歷史的學人而言，這是一本值得不時翻閱的佳作。
《革命時代的潘恩與杰斐遜》
（Simon P. Newman and Peter S. Onuf eds., Paine and Jefferson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s,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3）
這本論文集是戈登·伍德在內(nèi)的一批美國學者參加紀念潘恩去世兩百周年學術討論會的產(chǎn)物。會議由位于弗吉尼亞蒙蒂塞洛的杰斐遜中心牽頭，在倫敦舉辦，論題即為“潘恩與杰斐遜”。將美國革命時期兩位大名鼎鼎的“湯姆”并置，引發(fā)了一系列有趣的討論。在潘恩的“參照系”下，這些討論無疑豐富了我們對杰斐遜的思想和經(jīng)歷的復雜性的了解；反之亦然。例如，伍德指出，雖然兩位湯姆的出身和際遇截然不同，可兩人卻在政治立場、對人性的預設、未來的主張方面，表現(xiàn)出驚人的相似。在伍德看來，杰斐遜無疑與潘恩一樣，懷有激進的思想。而美國人之所以銘記杰斐遜而冷落潘恩，主要因為杰斐遜擔任了總統(tǒng)一職，并且“打心底里是一個深深熱愛自己國家的弗吉尼亞人”。
可是，為何潘恩在美國革命后日益遭遇邊緣化，而與之擁有同樣激進思想的杰斐遜地位卻越來越高？相比于伍德對潘恩和杰斐遜不同命運的較為簡單化的評論，其他學者如弗朗西斯·康格里亞諾（Francis D. Cogliano）和西蒙·紐曼（Simon P. Newman）也在各自的論文中做了精彩的探討。康格里亞諾指出，潘恩與杰斐遜的政治主張并不相同，而其差異反映出的是美國革命時期費城與弗吉尼亞地方政治語境的差異；紐曼則認為，美國革命以后，潘恩日益跌落美國革命的神殿，遭人遺忘，這是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美國政治和外交局勢變化的結果。當美國與法國的外交陷入僵局，許多以往推崇“常識先生”的聯(lián)邦黨人開始對潘恩閉口不提，而在祝酒詞中頻繁贊頌《獨立宣言》的執(zhí)筆人杰斐遜，并日益開始將這位民主共和黨的新領袖等同于美國革命和“1776年精神”的象征。隨著潘恩《理性時代》的問世，以及他對華盛頓總統(tǒng)的公開指責，美國的政黨更是將這位卷入法國革命之中的建國之父日益推向被邊緣化的境地；“從1776年到1809年，潘恩基本沒怎么變”，紐曼總結道，“但是美國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致使潘恩的想法對民主共和黨人而言顯得愈發(fā)危險、激進”，而潘恩也日益從美國主流的政治文化中消失。
（Daniel K. Richter, Facing East from Indian Count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許多年前，里希特從他所寓居的圣路易斯酒店窗口朝東方望去，他看到的不僅是象征西進運動標志的圣路易斯大拱門、或者是同拱門相映成輝的、坦尼大法官曾經(jīng)審判斯科特一案的密蘇里州綠皮老法院；作為美國早期史學者，他放眼望去，還看到了印第安人曾經(jīng)面對的復雜的政治與歷史地圖。“歷史是想象的產(chǎn)物，”里希特提醒我們，倘若站到居住在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印第安人的肩膀背后，像他們一樣面朝東方，我們將看到截然不同于歐洲中心論敘事中的美國早期歷史畫面。美國歷史的敘事通常“面朝西方”，或強調歐洲對美國文明的深刻影響，亦或是強調開拓西部對美國精神塑造的關鍵性意義。然而換一個角度，面朝東方，聆聽風間逝去的聲音，印第安人在密西西比河兩岸繁榮的經(jīng)濟中心與文化腹地、橫貫整個北美大陸的水渠與通訊網(wǎng)絡，兩百萬的人口以及溝通不同部落之間的部落貿(mào)易通商，這些被美國歷史敘事所忽略的畫面卻重新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
《賢妻、悍婦和咄咄逼人的家長制：論弗吉尼亞殖民地的性別，族裔與權力》
（Kathleen M. Brown, Good Wives, Nasty Wenches, and Anxious Patriarchs: Gender, Race 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這是一部以概念化的分析見長、研究篤實、值得反復閱讀的好書。女性歷史學家凱瑟琳·布朗從性別話語的分析入手，窺察弗吉尼亞殖民地無處不在的父權式的家長制，并將族裔、性別與階層視為相互交織、彼此滲透的社會類別。賢妻理當安靜乖巧、對身為一家之主的丈夫言聽計從，這既是宇宙自然的秩序安排，也是由男女天性差異所決定的；即便是位高權重的伊麗莎白女王，也要為塑造自己如圣母瑪利亞般“永恒不變(semper eadam)”的貞潔形象而終身不嫁。這一性別話語為核心的倫理秩序在家家戶戶的實踐，使得國家自上而下家長制的等級秩序和得到了保證。在布朗看來，大英帝國的海外殖民擴張的話語基調與其種族觀念的養(yǎng)成，都同十七世紀英國社會這種性別話語相互糾纏、彼此影響，共同塑造了弗吉尼亞殖民地等級秩序的方方面面。
《沿著檔案的紋理：認識論的焦慮與殖民地的常識》
（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此書的作者是人類學家。這本書中也理所當然地充斥著各種人類學晦澀難懂的術語，讀起來并不輕松。然而對歷史學研究者而言，此書所提供的一些人類學的理論資源，例如作者從一開始就強調的“民族志的研究尤其關注在無字之處發(fā)掘真知”，對重視檔案文本研究的歷史學家而言不乏值得借鑒之處。作者指出，檔案本身是有其跳動的“脈搏”的，其記錄的過程本身往往表現(xiàn)出當權者的意志，并且時常掩蓋事實真相；一筆一劃之間往往可以抹去上萬人的經(jīng)歷，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以殖民地的檔案記錄為例，其內(nèi)容編排從寫作的風格和樣式到保密的等級，皆體現(xiàn)出當權者的權力意志，而要真正讀懂這些檔案背后的權力關系，了解那些被檔案書寫的底層群體，作者指出，我們需要像人類學那樣對“無字之處”格外留心。作者同樣提及荷蘭殖民地對中國苦力的檔案記錄，經(jīng)常是一筆糊涂賬，除過對苦力人口的記錄很不準確外，當?shù)乜嗔Φ乃劳銮闆r同樣模糊不清，甚至一筆帶過（比如寫一句“上帝才知道多少中國人被謀害了！”）然而類似情形的沉默，卻正是指向檔案記錄背后一整套權力話語的核心所在，這一思路對社會底層“失語”群體的研究尤其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