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或比較宗教學的不同途徑，以不同的方法論視域，研究儒家文化在歷史與現實發(fā)展中的價值與功能，可以得出多種多樣的結論。當然，我們需要以同情理解的心態(tài)和理性批導的方法來面對這些復雜的問題。
一.儒家文化的歷史地位
儒學的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儒學本來就是平民之學，是王官之學下移民間的產物。在禮崩樂壞的時代，孔子興辦私學，承擔了上古三代文化承傳的歷史使命。戰(zhàn)國末期到西漢中期的民間社會和政府，經過艱難的選擇，逐步確立了以儒學為主，兼收陰陽、道、墨、法諸家學說的路線。這主要是因為儒家能繼承傳統(tǒng)文化、典章制度而又善于趨時更新，因革損益，適應了承平時期凝聚社會人心，積極有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儒家思想比較平易合理，使朝野都能接受，滿足了"內裕民生，外服四夷"的社會心理，其所主張與推行的倫理教化，雖在實際運作中要打不少折扣，但大體上還是民眾的要求，特別是社會的秩序化、和諧化，縮小貧富差距，端正人心，淳化風俗的要求相適合。用歷史的眼光看，"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是對當時經濟政治資源配置的相對合理的選擇。除戰(zhàn)亂之外，中國歷史上主要是文士政府從事社會管理，官吏主要是通過推選，特別是科舉考試，從接受了儒家教育的文人中產生的（科舉制是近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參照）。而廣大的民間社會，政府沒有力量去管，那也沒有關系，有不少儒生（教書先生）擔任了類似西方牧師或律師的職能，維系人心，協(xié)調社會，使之平衡、安寧，同時也主持著社會的道義與公正。這些儒生其實并不是靠什么"說教"，而是靠文化制度，靠身體力行與行為的師范。同時，調節(jié)此社會的還有家族宗法的力量，這些力量也并不都是負面的。
儒家仁義忠恕之道主要是對執(zhí)政者和知識分子的要求。傳統(tǒng)吏治，一方面有其制度性的制約，另一方面是通過道德自律的內在控制。不能認為這些都是蒼白無力的。彼時社會空間較大，傳統(tǒng)儒生關切民間疾苦，批評時弊，參與社會政治，彈劾貪官污吏，使道統(tǒng)、政統(tǒng)、治統(tǒng)、學統(tǒng)之間保持了必要的張力。所謂"道"與"道統(tǒng)"，主要是指核心價值、終極信念。它與學術傳承、經世實踐、治民方略是相互配合的。儒生修養(yǎng)自身，具有道德資源和人格力量，有抗議精神，追求并護持"道"。按錢穆先生的看法，周代以來，中國將宗教政治化，又將政治倫理化了，即以王權代替神權，又以師權來規(guī)范君權。在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士的作用及其流品的精神影響很大。在儒家，道德的正當優(yōu)先于政治上的利害。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儒家的民本思想、抗議批判精神與以德抗位的傳統(tǒng)無疑成為社會正義的表征，是歷代清流的政治資源。正如蕭公權先生所指出的，"民惟邦本"，"天視自我民視"等價值是永恒的，適用于一切文明社會。儒家文化有很強的民間性與草根性，民間不識字的老人、婦女亦懷抱同樣的價值，以身教教育后代做正直的人，重視教育，有仁愛惻隱憐憫之心，有"不患寡而患不均""敬老尊賢"等意識?！睹献印贰洞髮W》等儒家經典中的"百畝之田""八口之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一家""選賢與能""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其實是來自民間大眾的，后經儒生的總結，用以指導、批評現實。
儒學在民間、在歷史上侵潤近三千年，其"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之道，對各民族及其宗教、習俗、文化的融合，對中華民族及其國家的形成，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其重要地位自不待言。
二.儒家的仁愛精神
有一種看法，認為真實的歷史就是血與火的歷史，血雨腥風，征戰(zhàn)殺伐，爾虞我詐，根本無仁愛、和平、誠信可言，因此，任何有關仁愛、和平、誠信的思想與典籍，都是虛偽的，都是粉飾，都是說教。殊不知，人類各族群的歷史都是如此，但都有反思現實、批判現實、超越現實、指導現實的價值理念和社會思想。西方史上的宗教戰(zhàn)爭慘烈無比，我們亦不能說西方觀念中的"博愛"思想是虛假的。孟子批評殺人盈城盈野的現實，因此倡導把上天賦予人的善良本性啟導、擴充出來。
孔子思想的重大貢獻，是自覺到禮樂制度、等級規(guī)范背后的"仁愛"思想的重要，把它突顯了出來。"仁"是儒家思想中最根本的觀點，它統(tǒng)率了義、禮、智、信，并展開為忠、恕兩面。在戰(zhàn)國的竹簡中，"仁"是以親愛親人為起點的道德感，首先是孝敬父母、敬愛兄長，然后把它擴充出去，推己及人，進而使天、地、人、物、我之間的情感相通，痛癢相關，成為一種普遍的同情心與正義感。"仁"又是道德的主體性、自覺性、自律性的原則，突顯了道德生活的主宰，不聽任他律與他力的驅使。儒家以仁道的原則要求官員與官府"修己安人""博施濟眾""使民以時""動之以禮"，反對濫用權力，以隨意態(tài)度使用民力，而要以莊敬的態(tài)度尊重、呵護百姓。"仁"的內涵是盡己之"忠"與推己之"恕"，這兩者是互動的。一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自己要站得住，同時也啟發(fā)幫助別人，讓別人站得??；自己通達了，同時也啟發(fā)幫助別人，讓別人去通達。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東西，不要強加給別人，也就是尊重、寬恕別人，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鬃尤寮业倪@些價值理想是中國人安身立命、中國文化可大可久的依據，在今天也為世界的有識之士所重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為《世界倫理宣言》中的重大原則，用以處理國家、民族、宗教、文化間的相互關系，乃至成為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普遍和諧之道。我們不能因為今天世界的戰(zhàn)亂頻仍，而譴責1993年在芝加哥簽署的《世界倫理宣言》的幾千位宗教領袖與倫理學家們提倡了一個"假命題"。唯其如此，方顯出人類、族類的健康的價值理想的重要。
孔子確實不忽視個體與群體的現實功利，但其義利觀的主旨是以道義指導功利。儒家思想傳統(tǒng)中也確實有功利學派，尤其是強調家、國、民族等群體之功利的思想家群體，都非常了不起，但從整個儒學發(fā)展史來看，最基本的主張是不離開日用倫常、經世濟民而又超越現實功利，追求價值理想、人格境界的實現。西方思想史上也確有"仁"的思想，但不是主流，不是其特色。
三."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歷史上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曾遭到嚴重的破壞，因此所謂"天人合一"只是天方夜譚或皇帝的新衣。在古代，長期人力資源不足和隨后幾度的人口爆炸以及其他天災人禍，確乎帶來了社會危機和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危機，這是不刊的事實。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因此而否定古代對生態(tài)平衡的重視與功績。例如從《月令》中可知，古代政府下令保護動植物，山川、陂池，重視人與人賴以生存的自然環(huán)境。"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的共生關系論，天地人整體和諧的智慧，絕非僅僅是《周易》《孟子》《莊子》和宋儒等精英典籍文化的訴求，它同樣有很深厚的民間性，從很多民間信仰、民間文化中，我們也發(fā)現了同樣的內容。
其實關于"天人合一 "的涵義，不僅僅是指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更重要的是人與超自然的神靈的合一。中國哲學史上的"天"，有多重涵義，有宗教神性意義的、權威主宰的、福佑人間的"天"，有作為人與萬物的創(chuàng)生源頭的"天"，有道德化的義理之"天"，有自然之"天"，有代表偶然性的命運之"天"等。因此諸家所說的"天人合一"，均必須依上下文來具體討論。當然"天人合一"之主要傾向是人與超自然、人與自然的統(tǒng)一。
據韋政通教授研究，西方被討論得最多的五個觀念是：上帝、知識、人、國家與愛。中國先秦討論得最多的五個觀念則是：道、人、天命、仁愛、心性。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代表神本位與信仰，知識與國家的觀念確乎比中國重視，且成系統(tǒng)，為近世科學與民主的根源。中國的這五個觀念，代表周孔以來的人文覺醒，掙脫原始宗教控制而又與天神保持內在關聯，及中國人文重實踐內省的特點。儒家五經是傳統(tǒng)政教之本，它偏重在人文實務，同時保存了古代相傳的宗教信仰，特別是關于天的信仰。人的道德性源出于天，儒家的價值理想，使天德下貫為人德，人德上齊于天德。這種人文精神又兼有一種近似宗教的精神，對超自然天命充滿無限的向往，即天人合一、性道合一的信仰。儒者終生不忘"做人"，且有終極承擔，救世獻身的熱忱，俱源于此。這都需要生命體驗與悟性正智的作用。物質化、功利化的人生，體驗不到人與自然、超自然合一的愉悅，不能超越上達"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四.儒學與現代化
一個地區(qū)或國家經濟增長或陷于困境的原因非常復雜。儒學與東亞經濟的騰飛或東亞金融的危機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Hicks和Redding的研究表明，中華文化遺產與華人社會的經濟成功、儒家價值與海外華人企業(yè)有著一定的關聯。關于傳統(tǒng)信念在現代社會變遷的機制與方向，據臺灣社會學家楊國樞、李亦園等先生們研究，在小傳統(tǒng)中，例如命、運、緣、報、忍、關系、忠、信、孝道等，發(fā)生了由外控制到內控制、神秘性到功利性、僵固到變通等翻轉。在華人社區(qū)的現代化、世俗化的過程中，大小傳統(tǒng)的信念仍會長期起作用。華人社會大眾文化中，孝悌、家庭的穩(wěn)定與凝聚力、重視教育和倫理，仍然是主流，這表明儒家思想并沒有死亡。
有一種看法，認為儒學是農業(yè)文明的產物，是過時的東西，在今天已沒有任何價值。實際上，就民族性而言，儒學反映了民族性格、生活準則、生存智慧、處世方略，作為民族的意識與心理仍活在民間，有生命力。就時代性與空間性而言，一切地域、族群的前現代文明尤其是其精神因素，不可能不具有超越時空的價值與意義。經濟全球化絕不意味著民族文化，特別是民族歸宿感的消解。沒有本土性就沒有全球性。沒有人文精神的調治，當下社會的發(fā)展只可能是畸形的、單向度的、平面化的；沒有如布爾迪厄和福山等人所說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文化能力的養(yǎng)育、積累，沒有工作倫理、社群倫理的建構，我國"經濟資本"的建構和經濟、科技現代化將不可能實現。儒家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誠、恕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煉、轉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為正面、積極、健康的力量參與現代化建設，治療現代社會的某些病癥，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系。一切向錢看，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個人中心主義，缺乏誠信與信譽的現代化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尊重自己本土的倫理資源，加強對青少年進行本土的倫理教育。這不是說儒學可以拯救世界，也不是說儒學在今天仍可以成為治國的基本思想，我也不同意"21世紀的文化是中國文化"這個狹隘的提法，我只是提醒各位思考：面對21世紀，我們有什么精神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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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1，儒家的精神是華夏民族西漢以來的靈魂，
2，儒家精神又是華夏民族西漢來保存自己的武器和堡壘，也是華夏民族發(fā)展自己的原動力。
把儒學劃為有神論者的。
華夏民族歷史上有二個靈魂存在，第一個靈魂是有神論者和有寬容精神的無神論者的比較和諧的相處。
第二個靈魂是不成熟的無神論者------即由還不能戰(zhàn)勝自我的，還沒有形成是非觀念的人們組成。而這二個靈魂之間的誰勝誰負，決定了華夏民族歷史上的戰(zhàn)亂與和平的局面。你知道，我是要把華夏民族歷史上的和平安泰，歸功于第一個靈魂的。
還有，我要深深的感謝你的是，是你的這文章啟發(fā)我去思考歷史上華夏民族的歸宿感和歸宿的對象。我覺得，你的這文章的潛臺詞已經敘述了歸宿對象------歷史上的華夏民族的歸宿對象-------即儒家的精神與實踐儒家精神的知識分子，官員和普通人。實際上，也可以把你的這潛臺詞看作是敘述了歷史上華夏民族的凝聚力，因為歸宿對象等于凝聚力。我是這樣認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