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早期中國，至少在西周，很強調“親親”，后世儒家也一直重視血緣親緣關系，但在中國古代政治和憲制問題上，“親親”從來都從屬于理性的政治治理所要求的效率和有效，因此精英政治的考量可謂自始至終貫穿了中國古代的憲制。
有記錄表明，至少在商、周，中國的政治已經不再只是基于氏族統治的政治，不再只是從占統治地位的氏族或社會階層中選拔政治精英了。商武丁從奴隸中發(fā)現了傅說，周文王從渭水河邊請來了姜子牙，都是典型例證。
而這一點，至少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由于各諸侯國之間的激烈的政治競爭，以及由此催生的政治精英的全國性流動，就已經在憲制層面成為關于中國社會政治治理架構的政治共識。
“英雄不問出身”，社會階層、社會經歷、職業(yè)行當，甚或某些與政治無關的人格弱點，都不那么重要了。對政治精英的賢和能也有了更為務實的界定；只要有用，“雞鳴狗盜”這類技能在特定時刻也會進入當權者政治家的視野并獲得重視。
政治競爭還帶來政治精英的全國性流動，也打破了精英的地域歸屬感，重塑了他們的國家和天下觀?！俺艜x用”就表明了這種政治共識的形成和普遍實踐。
但古代中國精英政治的真正操作難題，并非被許多歷史故事和名人長期錯誤理解和表達的所謂伯樂與千里馬問題，而是，并在歷史上一直是，在大國如何制度性地、公道、準確和有效地從各自分離農耕小社區(qū)中按照相對統一的標準發(fā)現選拔屬于這個國家或文明的政治精英。
這就提出了一個制度性選拔問題，需要一個相對統一的可測度關于精英的國家標準，而不能僅僅靠（盡管并不徹底排除）高層政治家個人的慧眼。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農耕社區(qū)培養(yǎng)出來的精英很容易是地方的，他的政治忠誠、關注重點以及情感皈依都更可能是地方的，而中國是大國，只有國家統一才可能天下太平并有利于天下生民，因此中國歷代王朝更需發(fā)現和挑選的還應當是那些視野超越了地方和地域，忠誠于中國這個大國歷史文明（因此不必定是某個政權，卻包含了諸如清這樣的少數民族王朝）并始終堅持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精英。
這需要制度，并且由于中國是大國，有家、國和天下之分，因此，精英選拔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需要時間，需要各種相應的社會條件的創(chuàng)造、配合，以及制度的完善。這一政治精英制度的演進，就總體而言，大致經歷了從漢代武帝開始的推舉，經魏晉的察舉，經歷了大約750年的時間，到隋唐建立了科舉。
漢代確定推舉的人才主要有兩類，一類由各郡、國按照本郡國的人口比例向朝廷舉薦努力踐行儒家倫理的孝廉，另一類則是由丞相和列侯等高級官員舉薦的本地優(yōu)秀人才；所推人選不限于官吏，包括民間的有德者；中央政府將考察和試用被推舉者，就一些重大政治社會問題，會聽取他們的對策，并依據其回答優(yōu)劣來選任，或是留在宮中在皇帝身邊任郎官。
為便于統一推舉、策問和選拔標準，漢武帝還確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即設定國家選拔政治精英人才的標準，統一國家考試的基本內容，從而引導全社會的智力投資。而這種長期的努力也為數百年后的全國統一的科舉書面考試奠定了制度基礎。
綜合看來，推舉制也許是當時社會條件下最佳和最可行的選拔務實能干人才的途徑。因為當時各地讀書人還不可能形成統一的知識背景和學術傳統，沒有穩(wěn)定的學術傳統和基于這一傳統的知識框架，任何其他方式的文化和知識的考察或考試都是不通約的；此外，也只有到了東漢造紙術才發(fā)達起來之后，全國性文字考試也有可能。
但推舉制的最大缺點——事后來看——在于，盡管任用人才的決斷權在中央，但這種推舉卻很容易受控于地方世族和高中級官員，有利于豪門貴族，并形成地方宗派和門閥勢力，弱化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向各地方的滲透，阻礙了更廣泛的政治參與。
東漢后期，推舉制就已為門閥勢族操縱和利用，滋生了種種腐敗現象，要求制度變革；加之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隨之而來的地方割據和多年戰(zhàn)亂，造成北方人口大量流失，令各地鄉(xiāng)閭評議推薦人才不再可能，因此要要求創(chuàng)造更合理和可行的精英選拔制度。
三國時魏國創(chuàng)造了九品中正制。這可以說是另一版本的推舉制，但其優(yōu)點是大大弱化了各地方對人才推舉的控制力，強化了中央對人才選拔的控制和考察；“察舉”因此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選官制度。
具體說來，這個制度是由朝廷選擇賢能的官吏兼任其原籍地的州、郡、縣的大小中正官，負責察訪本地的讀書人，從家世（父祖輩的資歷仕宦情況和爵位高低等）、個人道德品行和才能三個方面給這些讀書人定出品級，供吏部選人時參考。
定品本應主要考慮道德和才能，家世僅作參考。但由于魏晉時出任中正者幾乎全是門閥世族，他們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在評定人的品第時，才德標準日益次要，而家世門第越來顯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
到西晉時，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這樣的九品中正制沒有有效強化中央對人才選拔的控制，而是維護和鞏固了地方門閥的統治，其本身就是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年作為政治精英選拔制度之改進的察舉制，如今也必須予以廢棄了。
當隋朝重建了國家統一，力求加強中央集權和改善政治，其措施之一就是廢除察舉，建立了科舉制。
公元587年，隋文帝命各州每年有三人來參加秀才的考試，但工商者不得參考；隋煬帝則在公元605年開始設立進士科取士，開啟了之后持續(xù)1300年的科舉制度。
這一制度在政治上的最大變化在于它全面加強了中央政府對人才選拔任用的控制，令社會各權勢階層或集團對人才的社會流動和政治選用不再有制度性影響。
每個讀書人，不論出身，不論貧富，只要愿意，都可以指望主要通過個人努力，憑借個人才華，參與國家政治治理。這就為民間指出了明確的、標準化的、于家于國均有利的文化資本的投資方向，鼓勵了社會中文化資本的創(chuàng)造和積累。
中央政府可以也通過這一制度開始把她的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基礎更直接地向社會各層級，特別是底層，滲透。中國各地的政治文化精英因此也就匯成了一個源自各地卻不再只屬于地方的全國性網絡化的群體，他們不必依賴豪門貴族，不必太多依賴達官貴人，而是可以直接期待并效忠于皇權。
即便是遠離廟堂，人在江湖，經年的儒家政治文化規(guī)訓也令各地讀書人總體而言無法不胸懷祖國放眼天下。他們是中國政治文化統一的產物，也成為政治文化統一的保證；有了他們就有了文化的統一，就有望維系政治的統一。
通過科舉制選拔出來的讀書人作為官僚，也會逐漸改造從上到下的各層級政府，通過公文的政治治理成為可能，實現了“文治”，也就實現韋伯意義上的法治。
即便那些沒進入官僚體系的讀書人，無論是尚未、未能或是因退休甚或因罷官而退出這個官僚體系的，都仍然是地方的文化精英，并因此可能是政治精英；他們作為對本地政治有影響的“紳權”，有助于地方政治的清廉，和文化的普及和統一，并因此成為后代中國地方政治的重要力量。
但無論求賢、推舉、察舉還是科舉，也都會面臨一個現實問題：通過這一制度篩選出來的人才，是否真有能力有效治理國家，能出色的解決和處理重大政治問題？這因為政治需要的智力和能力，更多是實踐理性，而不是純粹理性；實踐理性很難通過口頭和字面考察來準確測度，最好的測度是行動或實踐。因此中國古代的很早就意識到要防止“紙上談兵”的悲劇，一直強調防止混淆知識和能力，混淆了智力和能力。
“名實”因此不是作為純學術問題，而是作為政治實踐的問題，分別進入了觀點不同但同樣務實導向的儒家和法家視野。儒家提出的是實踐型人才的家庭和自我培養(yǎng)，強調從修身、齊家到治國、平天下的漸進。
而法家則注重對政治精英的嚴格考察，主張“量能而授官”，“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其中一個也許最為重要的制度是，注重從基層選拔優(yōu)秀的曾獨當一面的行政主官，層層累積經驗，最后出任重要的核心政治職位。這一思想最典型地體現為韓非的“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fā)于卒伍。”
但鑒于中國是大國，自然疆域極為遼闊復雜，有眾多的民族和族群，地方文化多樣，并因此在某些政治問題上一定會是利益多元。
這種大國政治也就對政治精英選拔制度提出了要求。因此，說是“唯才是舉”，但中國至少在漢之后的歷代政治精英選拔制度也一直兼顧諸如地域和社會流動等因素。
自漢武帝下詔“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甚至按照郡縣人口多少分配推舉名額開始，經隋唐按照地區(qū)分配科舉考試名額，直到明清開始按照南、北、中（其實更多是邊疆地區(qū)）三個地區(qū)按固定比例錄取進士，而不是簡單按照統一考分標準錄取進士，這種長期的政治實踐表明中國各代的政治精英選拔制度一直滲透了更加深刻的政治考量，即通過人才選拔和參與政治來整合全國各地的政治文化，要努力平衡、協調并創(chuàng)造條件促成源自各地的政治精英積極有能力參與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動和全國的政治治理，令他們直接間接地表達和傳遞對于國家統一有效治理非常重要的地方利益信息。
這并非基于民主的代議制，但其中有代議制的因素；它不是在民主政治中揉入精英因素，而是在精英政治中揉入了代議因素。
而鑒于上述分析，特別是鑒于中國古代政治精英對于古代中國的政治性構成（constitution）的無可替代的意義，中國古代的精英選拔制度和政治參與制度完全可以稱之為憲制（a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
（本文刊載于《中國法學（文摘）》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