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再飛揚跋扈的罪犯，一旦被國家機器逮住、投監(jiān)、判罪，他也馬上變成了一個可憐蟲、一個一抬腿就可踩死的螻蟻?？墒?，難道正義真的要求一定要把這樣一個人像螻蟻一樣踩死嗎？
何懷宏
我在11月20日的《死刑對犯罪的威懾有多大》中談到，死刑的威懾作用很讓人懷疑，尤其與社會的文明進展不合。但是，還有一個支持死刑的強有力理由，那就是認為不論其效果如何，死刑本身是對犯罪的一種報復或報應，它對受害者親友的痛苦也會是一個慰藉，對眾人的憤怒也可以做一種平息。也就是說，一種出自道義論的支持死刑的觀點會認為：死刑本身就是正義的，不管有無效果，它自身的性質(zhì)即是一種報應或矯正正義的體現(xiàn)，所以必須堅持。
正義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分配正義，一是報應或矯正正義。前者分配利益，這是世人惟恐得之不足的東西；后者也可說是廣義的“分配”，只是它分配的是刑罰，這卻是世人惟恐避之不及的東西。而所謂“正義”的要義就是要盡量平等公正地對待人們：按功予酬，論罪行罰。
“殺人者死”、“殺人償命”千百年來一直被視為“天經(jīng)地義”。更早，在人類比較原始蠻荒的時期，“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對等報應甚至曾在其真實字面上的意義上實行：誰不當?shù)貍α藙e人身體的某一部位，就給予他相應部位且同等程度的懲罰。
但隨著文明的進展，尤其是近代以來，各種肉刑實際上都慢慢被時間長短不同的監(jiān)禁所替代。正義的執(zhí)法者不應當、也無必要使自己降低到犯罪者的水平，使用和犯罪者同樣的折磨肉體的方式來懲罰犯罪，因為它是正義的一方，同時也是力量遠為強大的一方，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來進行懲罰。然而，反諷的是，人們在廢除其他肉刑的同時，卻常常還是保留最后一種、也是最嚴重、最殘酷的一種肉刑，那就是死刑。
即便按照對等報應的原則，對貪污盜竊等非暴力犯罪，真正對應的刑罰除監(jiān)禁外，可能還是應當盡量追回和剝奪他侵吞的財產(chǎn)而不是簡單地消滅其肉身。而就像利益的分配實際上不可能完全平等一樣，對等的報應正義實際上還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它只能以有限的罪名和懲罰來對付在形式和程度上有無限變化之可能的犯罪。比如對一個殺死多人或以極殘酷的手段殺人的罪犯，法律無法對等，依法最多只能殺死他一個，且不能用和他一樣慘無人道的方式來處死他。這正是因為代表國家或社會的司法與罪犯兩方，是處在正邪互異且力量不等的地位之上，司法是要為受害者代行正義，但正義的一方是不宜和罪犯一樣行事的，所以，司法是要嚴格遵守一套力求公正和公開的程序才能給人定罪，它執(zhí)法的過程肯定不應墮落到和罪犯一樣的水平，而最后判決的結果也同樣應當如此。
從另一方面看，一個人一旦犯罪，比如說殺死了一個人，其實就等于和整個社會疏離和敵對，即便他還沒有被抓住，他也處在被社會追逐，甚至對親人也不能吐露的恐懼和絕望之中；而一旦被抓住定為死罪，則將處在對一個預先宣告的死亡的恐懼之中。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等死比死還可怕。所以，“以死對死”實際也不會完全對應。一個再飛揚跋扈的罪犯，一旦被國家機器逮住、投監(jiān)、判罪，在這樣一種強大的體制力量面前，他也馬上變成了一個可憐蟲、一個一抬腿就可踩死的螻蟻。而正是由于國家力量強大且試圖代表正義，就自然產(chǎn)生這樣一個問題：難道正義真的要求一定要把這樣一個人像螻蟻一樣踩死嗎？
處死一個殺人犯的最有力理由看來是“殺人償命”或“一命抵一命”，但再殺死一個殺人犯，其實又何能補償或抵償被他殺死的受害者的生命？我們?yōu)橹У亢屯葱牡氖芎φ咭呀?jīng)死了。如果處死一個罪犯真的能使受害者起死回生，且只有此法，我想，也許所有人會贊成將其處以死刑。讓一個犯罪者死而能夠使受害者生，這才是真正的“一命抵一命”，因為這里的“命”應是“生命”而不是“死命”。但這顯然已是不可能的了。死已無法與生交換，那么，我們是否一定要這死的“一命抵一命”？這樣的“一命抵一命”又是否真的能夠慰藉受害者親友的心？一種罪究竟要用什么樣的刑罰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慰藉受害者的家人，其實會因社會精神文化背景和人們觀念的差別而相當不同，已經(jīng)不止一次有過我們將殺害一個外國人的兇手處以死刑，而受害者的家人卻并不贊成的例子。
還有眾人的憤怒，其中有正義的憤怒，但也不全是義憤。有的追溯死刑文化史的學者如賴德爾認為，許多極力呼喚死刑的人的情緒實際與正義無關，它深深扎根于非理性的領域，來自要求發(fā)泄被壓抑的沖動的深層心理。從歷史上來說，死刑的兩個前身是以血還血的復仇和活人祭祀，這兩者都與追求正義無關。前者主要是想消除自己的罪責感，后者則是為了打開發(fā)散個人與社會不安和不快的安全閥。故而，每一次可能的死刑都會吸引一批情緒激烈的人們，在他們的憤怒中實際還摻雜著一些其他的感情：對極刑的觀賞欲乃至嗜血。但今天，我們的確可以考慮不用這樣的方式來滿足或釋放此類情感。
人類的正義也并不總是完善的。所以，佛家還講因果報應，基督教則有“申冤在我，我必報應”。老子說，“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他也許相信冥冥之中或還有一種自然公正，所以人不必使用極刑來追求全面和絕對的人為正義。而且，嚴格說來，我們所有人都以某種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故而每一個人的死去，我們實際都有一種連帶責任和連帶痛苦。在某種意義上，刀實際是向所有人落下，喪鐘是為所有人而鳴。
在正義之上還有一種憐憫的愛。我們還有必要區(qū)分罪行與罪人，對罪行應給予決不通融的譴責，對罪人卻應有一種孔子所說的“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我們還要考慮刑事犯罪的死刑最多是落到哪些人頭上，其實大多可能還是落到那些本來就是邊緣人、窮人、畸零人的頭上。即便撇開權錢干預司法的因素不談，亦即在量刑適度的刑事案件中，死刑也多是落在那些本來就弱勢的人身上。死刑有可能使強勢者更強勢，弱勢者更弱勢，它至少離強勢者較遠，而這是否正是一些掌握話語權力或?qū)嶋H權力者不太在意和關心死刑的一個原因？
總之，死刑曾經(jīng)在歷史上被人們用作、或試圖用作實現(xiàn)正義的手段，但隨著文明的進展，今天我的確看不到死刑本身在何種意義上是正義的，或者它只在某種象征的意義上是正義的，象征著一種最后手段，即在某種極端情勢下或許可以使用的一種權宜手段———比如，在有非?，F(xiàn)實和緊迫的危險使不處死一個被監(jiān)禁者將對社會造成很大傷害和流血時，但它卻不宜長久和頻繁地用于一個走向文明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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