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過于經世致用的人，往往面對真理沒有耐心。
作者 | 甲小姐
編輯 | 火柴Q
*題圖為電影《模仿游戲》中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飾演的圖靈。
璀璨的時刻仿佛結束了。
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們剛剛度過了糟糕的一年。對于科學界來講，接近世界本質的發(fā)現(xiàn)正在減少。
1996年出版的《科學的終結》一書中，作家約翰·霍根向許多頂尖科學家詢問他們對科學前景的看法，結果令人擔憂?？茖W家們不約而同地表示：類似量子力學、雙螺旋或相對論量級的成就，在過去幾十年里，從未發(fā)生過。
作家斯圖爾特·布蘭德曾經寫道:“科學是唯一的新聞?！笨扇缃?，科學資金投入和論文數(shù)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它們的邊際效應卻正在遞減。
某種意義上，科技樹的攀爬正越來越難。
在諾貝爾獎早期，科學家做出獲獎成果的平均年齡是37歲，但近年來，這個數(shù)字上升到平均47歲。
隨著人類知識大廈逐日增高，人們需要學習更久的時間，而每當一塊新大陸被發(fā)現(xiàn)，下一處發(fā)現(xiàn)總要走往更偏遠之處。真理之島離我們越來越遠，甚至遠到了超越很多人生命的長度——今生的探索，大概率只能成為后人的果實。
2013年1月，西蒙頓在《自然》發(fā)表文章稱：愛因斯坦之后，科學天才已滅絕。
知乎網友寫下：“某些時候，我懷疑是不是三體人真的封鎖了我們的科技。”
走入信息高速公路與和平年代的今天，隨著科學的分叉，攀登之路變得更難；隨著機會主義的泛濫，堅守之路變得更難。
究其原因，不知是科技樹真的爬完了，還是人們似乎拒絕通往更深層次的真相。
急，人人都急。怕來不及，怕被時光機甩下，怕未來不如人。
人生太短，日子又太忙，生活要幸福，事業(yè)要達標，名聲要體面，財富要守護。在爆炸的信息和鋪天蓋地的見聞中，人們評述、抨擊、判斷、對罵，但人們不再問，不再答了。
在上世紀的戰(zhàn)亂年代，曾經有一個群星閃耀的時刻。
認真提問、認真相信、認真懷疑、認真回答曾是探索者們的生活態(tài)度。信息閉塞中，人們用書信啟發(fā)著彼此，問答之間，時間雋永而悠長。
那幾乎是一個為求真理而略顯蠢鈍的世界。一場提問和回答的接力，串聯(lián)起一串閃閃發(fā)光的姓名：牛頓、龐加萊、愛因斯坦、希爾伯特、哥德爾、圖靈、麥克斯韋、費馬、歐拉、伽羅瓦……他們并非個個家喻戶曉，也都經歷了命運多舛，卻構成了文明不斷向前的基石。
歲末年關，也許是一個好的閱讀時刻：
看看那些歷史上曾經閃光的面孔，那些直白到顯得蠢鈍的“天問”，那些走過漫長漆黑隧道后迎來的靈感時刻，不僅是奇異的風景，也是最終的救贖——天賦、時局、人性、孤獨與時間的所混釀而成的酒，曾如此甘甜。
完美時刻
如果每個人的大腦是一個可以度量的智慧節(jié)點，在歷史的諸多橫截面上，節(jié)點的分布是極不均衡的。智慧的火花往往閃現(xiàn)于某個開山鼻祖一樣的中央節(jié)點，進而引領無數(shù)分支智慧的閃現(xiàn)與前進。
大衛(wèi)·希爾伯特之于數(shù)學界正是這樣一位人物。
英國《自然》雜志曾表達：現(xiàn)今世上，幾乎沒有一位數(shù)學家的工作不可以追本溯源至希爾伯特的工作。
1900年，世紀之交的盛夏8月，年僅38歲的希爾伯特正經歷著他一生最好的時刻。
在巴黎召開的第二屆國際數(shù)學家大會上，希爾伯特發(fā)表了題為“數(shù)學問題”的著名講演，并提出了23個問題。
如今回想不免驚詫——“希爾伯特23問”幾乎涵蓋了所有數(shù)學分支，句句直抵核心，日后無數(shù)科學家前仆后繼，只為回答其中一二。
1975年，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的一次數(shù)學會議上，數(shù)學家們發(fā)現(xiàn)，23問約有一半已經解決，其余一半大多也有重大進展。
希爾伯特種下的種子相繼開花：數(shù)理邏輯、幾何基礎、概率論、數(shù)論、函數(shù)論、李群、數(shù)學物理、代數(shù)幾何、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黎曼曲面論和變分法……一朵一朵，大大推動了現(xiàn)代數(shù)學分支的發(fā)展。
站在1900年夏日的演講臺上，希爾伯特正如數(shù)學界的亞歷山大，普天之下，沒有他的光芒未照射到的數(shù)學。
他幾乎憑一己之力讓數(shù)學成為“完美邏輯”的大廈，他仿佛摸清了數(shù)學的全貌，一座巴比倫塔幾乎建成，只差一個更為嚴格的論證。
二十八年后，暮年的希爾伯特在23問的基礎上抽象出了三個數(shù)理邏輯上的大問題，構成了他一生思考的終極之問：
1）數(shù)學是完備的嗎？
2）數(shù)學是一致的嗎？
3）數(shù)學是可判定的嗎？
這三問的含義是：是否所有數(shù)學命題都可以用一組有限的公理證明或證否？是否所有可以證明的都相容？是否所有命題都有明確程序可在有限時間內判定是真是假？
這三問是一位暮年之人對“終極秩序”的向往。希爾伯特當然希望三個答案都是“是”。
這是一位怎樣性格的數(shù)學大師呢？后人說，他對秩序的執(zhí)念讓他幾乎成為數(shù)學家中“最大膽的人”。
一戰(zhàn)時，野心勃勃的德皇威廉二世為了掩蓋其軍國主義路線，起草“告世界文明”宣言，以皇威為震懾，號令社會百家在其上簽名擁護。
許多人俯首帖耳地簽了名，只有兩位拒絕了，一是愛因斯坦，二是希爾伯特。
希爾伯特一邊推導著宣言中的每個句子一邊喃喃自語:“這不對吧……”最后他表示：由于不能判定宣言上的話是否都為真，因此不予簽名。
他被斥為“賣國賊”而不以為意，皇權與數(shù)學信仰比顯得多么微不足道——這位被稱為“數(shù)學界最后一位全才”的大家依然篤行著他的信仰：
“不存在不可解的問題”。
腦中的風暴
幾年后，希爾伯特的美夢被敲醒了：
1931年，一位25歲奧地利數(shù)學家的發(fā)現(xiàn)震驚了整個數(shù)學界。這位年輕人名叫哥德爾（Kurt G?del）。他干凈利落地證明了：數(shù)學不可能既是完備的又是相容的——如果問題2的答案是“是”，問題1的答案就必須是“否”。
某種意義上，正是希爾伯特間接將哥德爾引領至數(shù)理邏輯的領域。在希爾伯特退休之時，哥德爾才剛剛登上數(shù)學舞臺。
年輕的哥德爾用“不完備性定理”在數(shù)學長河中攔起一幢大壩，瀑布巨流而下——現(xiàn)代數(shù)學的真實面貌浮出水面：
真與可證是兩個概念。可證的一定為真，真的不一定可證。
悖論的陰影成為數(shù)學家揮之不去的遺憾。大數(shù)學家外爾發(fā)出感嘆：“上帝是存在的，因為數(shù)學無疑是相容的；魔鬼也是存在的，因為我們不能證明這種相容性?！?/span>
還有第三問。
很快就到了1935年，又一個夏天。英國劍橋郁郁蔥蔥，23歲的圖靈在此讀書。
這位年輕人性格內向，做人偏執(zhí)，還是一名天賦異稟的馬拉松跑者。他的馬拉松最好成績是2小時46分，還差點代表英國國家隊參加奧運會。
某次長跑后，圖靈癱倒在草地上，大口呼吸著劍橋的空氣，心跳逐漸平復，腦中卻出現(xiàn)了一場風暴——他想到了回答希爾伯特第三問的辦法。
他一躍而起，跑回宿舍，在狂熱的心跳中寫下了腦中的風暴。
他假想出一臺“圖靈機”：它可以從一條紙帶上讀取命令、進行操作，從而模擬任何“明確程序”。
他進一步證明人們可以設計出通用圖靈機，模擬任何圖靈機的運作，然后他進一步證明了即便通用圖靈機也無法讓所有命題可判斷——我們不能用一個算法來判定一臺給定的圖靈機是否會停機。
圖靈機的整個構造是一場思想實驗。它用紙筆和頭腦完成，不是一臺真的機器——在圖靈證明了存在通用圖靈機后的十來年，第一臺可編程的計算機被建造出來了。圖靈機后來成為整個電子計算機的藍圖。
圖靈腦中的風暴，成為一場蝴蝶效應，掀起了數(shù)學界一場更大的思想風暴：
數(shù)學是不完美的，計算是不完美的。
曾幾何時，希爾伯特的追隨者們認為數(shù)學無所不能，科學家們相信根據(jù)牛頓定律原則上能預測宇宙將發(fā)生的一切。不久后，量子力學和混沌摧垮了精確預測的希望，哥德爾和圖靈摧垮了數(shù)學無所不能的希望。
科學家們終于意識到，還原論無法回答一切，“完美科學”并不存在：
我們永遠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里，也不存在完美的回答，人類科學體系必將在一場場晃動的泥石流中不斷重建。
至此，希爾伯特的三大終極之問得到了令人失望的回答。仿若命運的詛咒，在兩位年輕人發(fā)表他們的成果之后，哥德爾和圖靈均迎來了人生的巨變。
當希特勒和第三帝國的陰云開始籠罩世界，哥德爾也開始受到精神問題的困擾。1940年，為了不被征入德軍服兵役，他移民美國。準備美國入籍面試時，他卻發(fā)現(xiàn)了美國憲法中的“不一致性”——他的朋友愛因斯坦在陪他去面試時只好不斷同他聊天，以岔開他的注意力。
戰(zhàn)爭同樣改變了圖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他加入了英國絕密的破解德軍謎團密碼（Enigma）計劃。在圖靈的領導下，秘密工作小組幾乎破解了所有使用謎團密碼的情報，構成二戰(zhàn)轉折點，成為戰(zhàn)勝納粹的重要因素。
戰(zhàn)后，圖靈的興趣又回到他腦中的世界。他繼續(xù)探索大腦和身體的計算原理，研究神經學、生理學、發(fā)育生物學，并探討了智能計算機的可能性。
這位天才科學家繼續(xù)著他純粹意義上的頭腦風暴——用思考，而不是手，去實現(xiàn)不完美世界中“可以自行迭代的機器”。如今的互聯(lián)網、人工智能與整個計算機世界，和彼時圖靈的設想高度吻合。
圖靈的天真不僅在于他只對“想”有興趣，對把機器“造出來”興趣寡淡，還表現(xiàn)為：他從未試圖隱瞞自己的同性戀傾向。
在20世紀50年代的英國，圖靈因為與男性發(fā)生關系而被逮捕，被化學閹割，也被取消了接觸政府機密的權力。1954年，他吃下一口含氰化物的蘋果，告別了人世。
冥冥之中，哥德爾的結局有著和圖靈神奇的對比。
20世紀60年代，哥德爾的精神狀況不斷惡化。在1978年去世前，他得了嚴重的妄想癥，認為有人要毒害他——他怕被下毒，拒絕進食，最終餓死。
繁星無法超越
縱使人世顛沛流離，人類似乎天生是好奇的動物。
數(shù)千年前，古人便對星空著迷。多顆星球在太空中的運動軌跡如何？這被后世簡稱為“N體問題”。
牛頓便是仰望星空的人之一。
回答從兩顆星星開始。1710年，數(shù)學家伯努利認為，一顆星球圍繞另一顆星球運動的軌跡只能是橢圓、拋物線或者雙曲線的一支，然而對這一過程的數(shù)學描述卻未能突破。直到牛頓提出了驚世駭俗的“萬有引力”定律，并為此發(fā)明了“微積分”，才讓雙體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在《牛頓傳》中，科學作家格雷克這樣描述：
“他受困于語言的混亂——有些詞匯定義不清，有些詞匯甚至還沒有出現(xiàn)……牛頓相信，只要他能找到合適的詞匯，他就能引領整個運動科學。”
牛頓最終創(chuàng)造了所需的“詞匯”：無窮小、微分、積分、極限，微積分為嚴格描述運動提供了數(shù)學語言，讓這些之前看似不可解的問題“徹底一般化”，日后恢弘的動力學體系就此開啟。
“雙體問題”后，牛頓將目光投射到下一步：三個星球呢？
然而，這個問題的難度卻遠超想象，直到兩百多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懸而未決的天文難題之一。
一定是我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詞匯，牛頓想。新的數(shù)學名詞和工具，也許將統(tǒng)一我們過去認為不可以去建模、測算和預測的東西……可這套工具是什么呢？
這個使命在牛頓的科學生涯中并未完成，法國數(shù)學家龐加萊接過了這根接力棒。
龐加萊為研究“三體問題”發(fā)展出了一整套更先進的“詞匯”——微分方程。
龐加萊通過微分方程，證明了三體系統(tǒng)對初始條件的敏感性——這是一個不可積分的系統(tǒng)。他進一步發(fā)現(xiàn)了確定性系統(tǒng)內部的不確定運動，開啟了一場人類對“混沌（chaos）”的哲思。
在一疊158頁的手稿中，龐加萊在信封上寫下題詞：
“Nunquam praescriptos transibunt sidera fines（繁星無法超越）?！?/span>
天體力學，以牛頓證明行星繞日運動處于平面上的橢圓軌道為第一個巔峰；以龐加萊出版三卷本巨著《天體力學新方法》為第二個巔峰，新局面由此開啟，對日后的非線性物理、動力系統(tǒng)理論、微分方程領域，乃至于氣象學、生物學都形成巨大的沖擊與促進。
蘇聯(lián)數(shù)學大師阿諾德在《數(shù)學科學與天體力學300年》中回顧了牛頓與龐加萊的耀眼光輝：“從惠更斯和牛頓的天才發(fā)現(xiàn)到黎曼和龐加萊將數(shù)學幾何化，其間長達200年的時期似乎成了只不過充滿了各種計算的數(shù)學沙漠。”
時間之箭
在數(shù)學界的身旁，有一個同樣繁盛的物理世界。兩個世界的關系一度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物理學家和數(shù)學家們總是走著走著，走到了另一個學科的花園。
物理學，同樣是一個由提問與回答砌筑的世界。
在整個物理世界中，熱力學第二定律是最為特殊的一個。
1850年的克勞修斯和1851年的開爾文，分別進行了對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等價表述。這條定律又名“熵增定律”——在一個封閉的世界中，如果沒有外部能量輸入，混亂度將永遠增加。
如果你用錄影帶錄下所有物理定律的代表性實驗，大部分實驗正放、倒放看不出區(qū)別，唯獨熱力學第二定律例外。
它是唯一一個“時間不對稱”的定律，似乎蘊含著“時間之箭”，讓世界帶著“宿命”之意味。甚至有知乎網友無奈發(fā)問：“學到熱力學第二定律有種「悲從中來」的感覺，如何排解？”
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宿命感造就了大量的“不甘心”，讓此定律成為“民科”最多的聚集地：太多人聲稱發(fā)明了永動機，找到了第二定律的反例。
這其中包括英國最受尊敬的物理學家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他曾提出麥克斯韋方程，統(tǒng)一了電學和磁學。
1871年，麥克斯韋在《論熱能》（Theory of Heat）一書中提出“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局限”。
為了推翻此律，他給出了一個看似完美的思想實驗：“麥克斯韋妖”。
他假設一個箱子被一塊板子隔成兩部分，板子上有一個活門，門由一位“小妖”把守，門既無質量也無摩擦，小妖只允許速度快的分子從右邊通向左邊，速度慢的分子從左邊通往右邊。一段時間后，箱子左右冷熱相隔——這樣“熵”不就減小了？
麥克斯韋高興地宣布自己推翻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熱系統(tǒng)變得更熱，冷系統(tǒng)變得更冷，然而卻沒有做功，只有一個眼光銳利、手腳麻利的智能生物在工作?！?/span>
為什么沒做功，熵也減少了呢？
小妖難住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許多杰出的頭腦?！盁崃W第二定律根本就不是一條定律！”麥克斯韋宣布。
很多人都想否定他，但直到60年后才被真正回答。1929年，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Leo Szilard）提出，做功的是小妖的“智能”——他通過“測量”獲取“信息”，這必然消耗了能量。
麥克斯韋妖終究被推翻了。但“測量”和“信息”開始被物理學家認識。
此后科學家們意識到，世界的基本面不僅僅是質量、能量和力這些物理學概念，還有反饋、控制、信息、通信和目的等概念——信息論的世界出現(xiàn)了。
這些概念不僅在科學世界里頗具啟發(fā)性，直到今日，對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的復雜性，理解互聯(lián)網、規(guī)模、種群、免疫系統(tǒng)、企業(yè)管理，亦有著深刻的啟發(fā)。
以亞馬遜創(chuàng)始人貝佐斯為代表的現(xiàn)代企業(yè)家甚至紛紛成為“反熵”的信仰者：
個體和行業(yè)都自發(fā)趨向于無序化，但信息是“負熵”的，所以人們應該開放系統(tǒng)、包容新知、不斷攝取信息。
時間之鎖
“我已經找到一個精妙的證明，但這里空白太小了，我寫不下?！?/span>
這是費馬流傳最廣的名言，他是否在開玩笑不得而知，但數(shù)學家們都當真了。
費馬大定理，又被稱為“費馬最后的定理”，由17世紀法國數(shù)學家皮耶·德·費瑪提出：當整數(shù)n >2時，關于x, y, z的方程 x^n + y^n = z^n 沒有正整數(shù)解。
在1637年費馬提出“費馬大定理”后，在長達358年的時間里，一批又一批數(shù)學家圍繞這個謎團做了無數(shù)努力，冒險、癡迷、獻身、競爭、拯救、遺憾、悲劇層出不窮。
在這場征途中，有一位“獨眼巨人”歐拉。
28歲時，歐拉在一個問題上連續(xù)工作了3天后一只眼失明，60多歲時，另一只眼得了白內障。生命最后17年，歐拉全瞎了，但他繼續(xù)進行著計算。通過引入虛數(shù)的概念，歐拉證明了費馬大定理適用于n=3的情況。
另一位德國業(yè)余數(shù)學家沃爾夫斯凱爾，因為一段失敗的戀愛決定自殺。在自殺前，他井井有條地安排了各項身后事，并在午夜——自殺的原定時間前，辦完了所有事。為了消磨人生最后幾個小時，他開始看數(shù)學書。
他被一篇解釋之前兩位數(shù)學家為什么沒能證明費馬大定理的論文吸引，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漏洞，他開始證明……一直證到黎明，自殺的時間過了。
如果說費馬的“寫不下”是“空間鎖”，“時間鎖”恐怕是所有數(shù)學家最無奈的困境：人生太短，時間不夠，一分鐘都不能耽誤。
當羅馬軍隊攻到敘拉古時，阿基米德正在專心研究一個幾何圖形，沒理士兵的問話，被長矛戳死。
另一位經歷了“時間鎖”的是數(shù)學家伽羅瓦——他大概是真正的天才，16歲才上第一門數(shù)學課，21歲就死了。短短5年里，他還花了很多精力搞革命和蹲監(jiān)獄。
伽羅瓦的死是因為愛情糾葛卷入了決斗。對方是一個著名神槍手，為了尊嚴他不得不赴約。決斗前，他連夜寫下了自己的數(shù)學思想，雜亂、潦草、竭盡全力——那一夜，他留下了現(xiàn)代群論。
科學的終結
“只要一門科學分支能提出大量的問題，它就充滿生命力，而問題缺乏則預示著獨立發(fā)展的衰亡或中止?！?/span>希爾伯特曾說。
回顧上面的故事，為了回答雙體之問，牛頓發(fā)明了微積分；為了回答三體之問，龐加萊發(fā)明了代數(shù)拓撲；為了回答希爾伯特之問，圖靈發(fā)明了圖靈機；為了推翻熱力學第二定律，人們發(fā)現(xiàn)了“信息”的價值；為了回答費馬大定理，無數(shù)科學家進行了數(shù)百年的接力……這期間，他們經歷戰(zhàn)爭、離別、顛沛、疾病、困頓、屈辱、死亡，唯獨沒有放下心中的燈塔。
在那個信息閉塞、戰(zhàn)亂紛擾的年代，如果沒有這些直白到略顯蠢氣的“天問”和前仆后繼較真的回答，巨大的科學飛躍是不可能發(fā)生的。
然而，幾時起，走入信息高速公路與和平年代的人們評述、抨擊、判斷、對罵，但人們不再問，不再答了。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這是屈原的《天問》。現(xiàn)今世界，還這樣發(fā)問的人，似乎不是自閉就是傻。
燈塔孤獨，島嶼稀疏，“取經”之路道阻且長。究其原因，不知是科技樹真的爬完了，還是人們似乎拒絕通往更深層次的真相。
江湖不知深遠，而人生太短，日子又太忙，有多少需要在此生時間鎖中完成的事情呢？生活要幸福，事業(yè)要達標，名聲要體面，財富要守護……什么天問，太上古，什么真理，太飄忽，于是人們不再問，不再答了。
一個過于經世致用的人，往往面對真理沒有耐心。
一位數(shù)學家朋友說，她的一篇論文寫出來，可能有兩位數(shù)的讀者，但真正讀得很懂的人也就不超過20個，而且這20個人還大部分是她認識的。
當一座大廈已經蓋起，每往上添一片磚就變得更難。真理之島離我們越來越遠，甚至遠到了超越很多人生命的長度——今生的探索，大概率只能成為后人的果實。
我的數(shù)學家朋友回答我：在現(xiàn)代數(shù)學的世界里行走，最好不要問意義是什么。
當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全世界只有幾個人聽得懂和贊同，不懂的人會覺得相對論并沒什么意義。愛因斯坦的發(fā)現(xiàn)用到了黎曼幾何，而黎曼幾何提出時大多數(shù)人都不能理解。
在愛因斯坦所生活的時代，物理學界文章眾多，但只有幾篇啟發(fā)了愛因斯坦的想法——那幾篇文章卻早已沒人看了。
千千萬萬位天賦卓絕的人試圖用畢生攀爬上這幢理論大廈，添一片磚，但至于哪塊磚能夠讓一位曠世天才改變現(xiàn)實世界，那是偶然中的偶然。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我們必須知道，我們必將知道?！?/span>
這是1930年希爾伯特退休時演講的最后六個單詞。彼時，盡管科學家仍籠罩在第三次數(shù)學危機之下，但他們仍然堅信，數(shù)學大廈的基礎是堅實的。
他們篤信的不僅有真理本身，還有面向真理的人生之意義。
也許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們剛剛度過了糟糕的一年。歲末年關，可能正是很多人懷著沉重的心情整理自己的時候。也許是時候停下來想想了。
讓我們落于無用之地的，可能恰是過分追逐有用本身。
滾滾而過的這個世界，有很多聰明的投機者，很多隨機的事件，很多事與愿違的時刻。這一切，那些歷史上較真而痛苦的人，都曾經面對過。可他們選擇了認真——認真提問、認真回答、認真而勇敢地沖入漆黑的真理之隧道中。從此天賦、時局、境遇、人性、孤獨與時間，都不及真理重要。
于是，當那罕見的靈感時刻到來之際，不僅是奇異的風景，也是最終的救贖。這種到來是如此的漫長，如此的不可預期，如此的稀缺，而正因如此，當那道光束出現(xiàn)的時候，人們仿佛觸到了上帝的特權。
干一杯入夢，那個問與答的黃金年代，蠢鈍一點的世界原本多美好啊。
END.
1.《復雜》梅拉妮·米歇爾
2.《自由的老虎》沈誕琦
3.《牛頓傳》詹姆斯·格雷克
4.《費馬大定理》西蒙·辛格
5.《Science Is Getting Less Bang for Its Buck》Theatlantic
6.《科學的終結》約翰·霍根
*文末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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