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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北宋】 郭熙
山水訓
古代文人在仕宦屆堂之余，往往寄情山水以排遣之悲、遷客之愁，抒發(fā)騷人之緒、青云之志。所以文有山水詩，藝有山水畫，皆以臨摹而成山水之境。
原文
柳子厚〔1〕善論為文，余以為不止于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況于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2〕。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3〕，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4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5〕之者，其跡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6〕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7〕，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掉之〔8〕者，其形脫略而不圓〔9〕，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疏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弊也。故不決〔10〕則失分解法〔11〕，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出，然可與明者道。
注釋
〔1〕柳子厚：柳宗元，字子厚，河東（現(xiàn)在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
〔2〕注精以一之：指集中精力，專心一致。
〔3〕嚴重以肅之：嚴肅莊重地對待。
〔4〕格勤：恭敬勤懇。格，恭敬，謹慎。
〔5〕強：勉強去做。
〔6〕汩：擾亂，攪渾。
〔7〕黯猥而不爽：黯，暗淡無光。猥，雜亂不堪。爽，暢快。黯猥而不爽，指下筆作畫黯淡雜亂而不明快。
〔8〕輕心掉之：“義同掉以輕心”。指用輕率的態(tài)度來對待。出自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9〕脫略而不圓：（形態(tài)）散漫簡陋而不周整。圓，周整，周到。
〔10〕決：果斷。
〔11〕失分解法：分解，指條理分明層次清晰。法，法度。失去了條理分明層次清晰的法度，意指筆法上不夠清晰明快。此后“失瀟灑法”“失緊慢法”也作同樣解，意思就是風格上不瀟灑、規(guī)章上不完整、布局上未兼顧輕重。
譯文
柳宗元善于議論文章寫作，我認為不只是文章寫作，做任何事情都有訣竅，都應(yīng)當像柳宗元說的那樣，更何況是作畫呢！為什么這么說？創(chuàng)作任何一幅畫，不管它尺寸大小，內(nèi)容多少，都必須精神專注一致地對待。若不精神專注，就會心神不一，必須要聚精會神地去體驗，否則便會精力不清明。必須要嚴肅莊重地對待它，否則就會導致思慮不深。必須要恭謹勤勉地完成它，否則景象便不能完備。所以，因懶惰之氣的積累而勉強作畫的，筆跡就會癱軟怯懦而不果決，這是犯了不精神專注的毛病。因昏聵之氣的積累而亂畫一通的，往往形狀黯淡紛雜而不明快，這是不能聚精會神的弊端。輕率對待作畫的人，筆下形態(tài)就會散漫簡陋而不周整，這是未能嚴肅鄭重的弊端。以輕慢之心疏忽對待的人，他的畫就會簡陋草率而不整飭，這是未能恭謹勤勉的弊端。所以，不果決就會在筆法上不夠清晰明快，不明快就會在風格上不夠清爽流暢，不周到就會使整幅畫章法規(guī)制有欠完整，不整齊就會使布局輕重失當。這些都是畫家們最容易犯的毛病，但是只能跟明智之人談?wù)摗?/p>
原文
思〔1〕平昔〔2〕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3〕下不顧，動經(jīng)一二十日不向〔4〕，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汨志撓〔5〕，外物有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筆之日，必明窗凈幾，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6〕，如迓〔7〕大賓，必神閑意定，然后為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掉之者乎！已營之，又撤之〔8〕；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復終始，如戒嚴敵，然后竟，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所謂天下之事，不論大小，例須如此，而后有成。先子向〔9〕思，每丁寧委曲〔10〕論及于此，豈非教思終身奉之以為進修之道耶！
注釋
〔1〕思：指郭熙之子郭思。這一段是郭思的評注，所以自稱“恩”。下文亦然。
〔2〕平昔：過去，往常。
〔3〕委：擱置。
〔4〕不向：不作畫。
〔5〕事汩志撓：事情或精神被擾亂。
〔6〕盥手滌硯：洗手和硯臺。盥、滌都是洗的意思。
〔7〕迓：迎接。
〔8〕營：開始作畫。撤：停止作畫。
〔9〕向：對著。
〔10〕丁寧委曲：丁寧，通“叮嚀”，叮囑意。委曲，把一件事情的原委和過程講出來。
譯文
我以前看父親作畫，有時候丟下畫不管，動輒一二十天不聞不問。我反復體會其中的原委，這是因為他不想動筆的緣故吧。而不想動筆，難道不就是所謂的惰氣使然嗎？有時候他又會興致大發(fā)，志得意滿地畫起來，以至把別的事都忘在腦后。等到事情不順心志煩亂，哪怕有一件事干擾了他，便又會丟下畫不管。丟下不管這種行為，難道不是所謂的昏聵之氣使然嗎？但凡執(zhí)筆作畫之日，必須讓窗戶保持敞亮，把桌子打掃干凈，身邊焚上香，備好上佳的筆墨，洗手，洗硯，就像是要迎接貴賓一樣，必須要心神閑適安定之后才能動筆，這難道不就是所謂的不敢輕率對待嗎？畫畫停停，增增改改，一遍可以了，還要再來一遍；兩遍還不夠，又多來一遍。每張畫都必須從頭到尾反復修改，如臨大敵，如履薄冰，這之后才算完，這難道不就是所謂的不敢以輕慢的心來忽視它嗎？天下的事情，無論大小，按例都應(yīng)當如此，才能有所成就。先父每當對我囑咐告誡說到這些，難道不就是要教我終身奉行這個道理，來作為自己的進德修業(yè)之路嗎？
延伸閱讀
關(guān)于文中所論及的為畫“四法”，歷來大家多有不同的解讀。陳傳席先生在其《中國山水畫史》中將“四法”中的“分解法”解釋為：“‘分解’即用清水把濃墨分解成不同層次，如‘墨分五色’然。分解法則指墨色的深淺層次、濃淡干濕的恰當配合以及清晰度的掌握方法”；將“瀟灑法”解釋為：“使畫面清麗明朗的方法，這是要畫家揮灑自如才能達到的”；將“體裁法”解釋為：“‘體裁’在這里指選擇完美的山水境界，以能體現(xiàn)出林泉高致”；將“緊慢法”解釋為：“這里的‘緊慢’，用今天語言表達即‘大膽落筆，小心收拾’，‘緊慢法’重點在小心收拾，在作品的最后潤飾?！毕啾戎?，臺灣學者徐復觀先生在其《中國藝術(shù)精神》中將“四法”解釋為 ：“分解法，殆指筆墨的淺深輕重而言。瀟灑法，殆指筆墨之揮灑自如而言。體裁法，殆指形體之完備而言。緊慢法，指最后之修潤而言?！倍谖闹?，郭思對這“四法”的闡釋則是他本人提出的“兩氣兩心”：“惰氣”“昏氣”“輕心”“慢心”。身負父親郭熙的親傳，郭思對“四法”的闡釋也許最能得其中真髓，而后人對“四法”的理解，最終也只能從這八個字中窺見一斑。
名家雜論
文中說“柳子厚善論為文”，并以文和畫相類比闡明“萬物有決”的道理。那么，傳說中的柳宗元又是怎么講文章的？
作為中唐古文運動的主將之一，柳宗元和韓愈一道領(lǐng)導了古文運動，完成了文體改革，自然其創(chuàng)作的一大部分必然少不了文論。柳宗元對文章的看法很大一部分可以用古文運動的“主流”觀點來代表：“文以載道”、“文道并重”、“崇尚儒家”、“經(jīng)世致用”等。具體來說，柳宗元的“道”比韓愈的“道”更接地氣。他在《送徐從事北游序》中說：“以《詩》《禮》《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庇蛇@句話可以看出，他所謂的道，不是柏拉圖式的高居于云端的道，而是“及物之道”。他所言“文以明道”，就是說文學是為了闡明或宣傳“施事”“及物”“輔時”——即有補于社會現(xiàn)實的“道”。
由柳宗元的文論來關(guān)照中國畫的畫論，其實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读秩咧隆分械恼擖c， 強調(diào)“注精以一”，強調(diào)“神與俱成”，強調(diào)“恪勤以周”。總而言之，就是要恭謹嚴肅地進行創(chuàng)作。事實上自魏晉以來，許多文藝創(chuàng)造講究的是瀟灑和雅趣，是脫略之美而非嚴謹之妙，是“好讀書，不求甚解”，而非“精研章句，訓詁文字”，更有甚者，崇尚的是天賦秉性，而非后天修德。這樣一個“任性”的才性論色彩裝點的時代特色，在詩文方面歷經(jīng)了唐代古文運動，已然變得肅穆許多，而書畫則要到宋代才變得更加強調(diào)“規(guī)矩”。郭熙身在宮廷畫院，處事低調(diào)嚴謹大概是一種習慣，但這種習慣反映到他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卻成為了一時之風氣，使得作畫成為一種細致的手藝活，必須勤學苦練才得其中奧妙。
克勤克儉的原因是什么呢？自然是因為在他看來，作畫本身并非一時情緒的宣泄，也不僅是個人心靈的具現(xiàn)化，而是要創(chuàng)造出一個工巧的境界出來，可以供人寄托心靈恍然如夢，可以供人行走仰望居住游玩，可以“有益于世”。這樣的作品，怎么能夠僅憑才華而隨意涂鴉呢？可以說，從柳宗元的文論到郭熙的畫論，其中對于藝術(shù)的態(tài)度，對于創(chuàng)作方法的立場，始終是一脈相承的。另外，原文中提到的“惰氣”“昏氣”“輕心”“慢心”，也同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提到的“輕心”“怠心”“昏氣”“矜氣”驚人暗合：“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言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兩段話一比較，可見其中神似。
除了柳宗元的影響，郭熙畫論的宗旨，其實和當時整個宋朝社會正在慢慢成型的理學風氣是相合的。朱良志先生在其著作《扁舟一葉》中認為，郭熙這一段論述幾乎全依二程（程顥和程頤）的思想立論，其秉承理學（新儒學）涵養(yǎng)心性，提倡一個“敬”字思想，正來源于二程之“主敬說”，認為理學是郭熙的核心思想。不過與其說郭熙是師從了理學的思想，不如說他的理念和兩位同時代的大儒有“琴瑟和鳴”之妙。儒學是宋代的顯學。儒學復興也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特色。在神宗時代，二程學派和理學形成。它與漢唐儒學不同，更強調(diào)個人，以及主體精神的高揚，突出“格物致知”“去欲存理”的重要性，把道德修養(yǎng)抬到極高的地位，是儒釋道三種不同的宗教形態(tài)進一步融合的產(chǎn)物。儒釋道“三家店”思想經(jīng)過長期的爭執(zhí)和交融，最終還是走向了統(tǒng)一，從而促進了宋代新型哲學的產(chǎn)生。
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前半生專心于修道的郭熙，會在晚年告誡子嗣要以儒學為宗，其實儒也好，道也好，在當時的時代潮流下都在向著同一個方向邁進——或許可以把他叫作宋代的“中國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