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前一半銜接著夏天，后一半融入冬天。它本身又是大自然最豐饒的成熟期。故此，秋的本質是矛盾又斑斕，無望與超逸，繁華而短促，傷感而自足?！?馮驥才這樣描寫秋天。所以，初秋，我們在繁華中懷念過往。在“為未來記錄歷史”的會議上，馮驥才寫下“文學是苦的”，這或許是他對生活、事業(yè)的體悟吧。

近年來，馮驥才轉身一半回到文學，接連推出了幾部非虛構新作，格外引人矚目。這些非虛構作品與他20世紀90年代創(chuàng)作的《一百個人的十年》一脈相承，更有突破。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文學評論家周立民對馮驥才非虛構寫作的文學觀、歷史觀闡述尤為準確，他說：“從寫作之初，馮驥才的動機和目的就很明確：記錄，如實記錄，并且，讓這些記錄化為歷史記憶留給未來?！瘪T驥才曾總結自己的文學觀是“記錄心靈的歷史和歷史的心靈，挖掘人性和創(chuàng)造屬于自己個性的語言與文本”。盡管他的創(chuàng)作已從最初起步時走出很遠很遠，越來越紛繁多彩，可是，他的文學初心始終未變，貫穿了他整個創(chuàng)作生涯。周立民認為，很多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源自對文學的熱愛、內(nèi)心情感的宣泄，馮驥才除此之外，還是為數(shù)不多的，一開始就有著歷史敏感性和自覺的歷史意識的作家。

《俗世奇人》系列收錄了馮驥才以清末民初天津衛(wèi)社會生活文化為背景，融合民間傳說描寫奇人趣事的全部短篇小說，共兩部，各十八篇。這部經(jīng)典作品在兩個出版社出版過，其中多篇已經(jīng)成為中小學的語文課文。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版本，由于時間更早，銷量更加驚人。從2000年的首版，到2008年的新版，再到2015年出版《俗世奇人·貳》，作家出版社的《俗世奇人》系列至今累計銷量已近300萬冊，其中第一部200多萬冊，第二部70多萬冊。作家出版社社長吳義勤對《俗世奇人》這樣評價：“如果說語言文字對于一部好的文學作品來說只是一種表達的工具，是作者必須具備的藝術本領之一的話，那么《俗世奇人》以此勾勒出的每一個故事內(nèi)容，以及從文化視角所傳達出的時代、地域、民族等文化信息，是將兩者高超結合的文學藝術典范。作品看似著力于表達清末民初天津衛(wèi)這一特定年代的地域文化，更是來源于民間流傳，但是當讀者細細品讀這部作品的時候，看到的不只是近代天津衛(wèi)的社會風貌和文化特點，更多更深刻的是處在近代天津衛(wèi)的各色人等在世俗生活中的入世精神，是囿于生存的人性特點，是人性的光輝在黯淡處閃耀發(fā)光的景象?！?吳義勤認為，馮驥才簡練精準的文字極富神韻，刻畫的人物鮮活靈動，呼之欲出，極具畫面感。這些故事略帶幽默詼諧，情節(jié)出人意料，引人入勝，故事里的人物形象鮮明獨特又蘊含豐富，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讀后讓人意猶未盡。

馮驥才的文學作品不僅進入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經(jīng)典行列，也經(jīng)由各國翻譯家的努力，征服了大量西方讀者。早在20世紀80年代，馮驥才就被頻繁邀請到歐美各國進行文學交流，后來他投身文化遺產(chǎn)搶救期間，也時常去歐洲考察，汲取西方對文化保護的先進經(jīng)驗和理念。目前，世界各地都不乏研究馮驥才文學的學者；同時，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也與西方學界保持著密切的學術合作。其中與馮驥才交往最密切的當屬俄羅斯學者。

馮驥才與許多俄羅斯學者有著深厚的友誼，他是在俄羅斯被翻譯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也是在俄羅斯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自1984年至今多達42部作品有俄文譯本，發(fā)行量達到236000冊。同時，馮驥才也是中國當代作家中俄羅斯譯者最多的文學家，共有13位漢學家翻譯了他的作品。其中最早翻譯馮驥才作品的是李福清和索羅金，翻譯最多的是司格林。馮驥才也常常成為俄羅斯?jié)h學家研究的對象，繼李福清之后，已經(jīng)有三代俄羅斯學者研究馮驥才的文學和文化遺產(chǎn)。不管在翻譯還是在研究方面，馮驥才的創(chuàng)作一直受到俄羅斯?jié)h學家的重視。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馮驥才就出于作家的時代敏感與社會責任感，發(fā)起對天津老城和小洋樓的搶救，這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第一次自覺的文化行動。進入21世紀，中國民間文化在社會轉型期遭遇困境，馮驥才毅然放下文學和繪畫兩支筆，轉身為民間文化奔走呼號。由他倡議和主持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工程，歷時13年，對中華大地上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進行了地毯式普查與盤點；由他首倡、國家四部局聯(lián)合開展的中國傳統(tǒng)村落普查，引起世界關注。馮驥才可以說是這個時代民間文化的先覺者，在潮水般涌動的物質商品、迭代革新的工具技術、疾速轉型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中溯源而上，他以堅定而堅韌的力量吶喊呼吁，并躬身實踐，帶動民眾認識民間文化價值，守護民間文化之根。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民協(xié)主席、山東工藝美院院長潘魯生說馮驥才就像一盞明燈，穿透物質功利的裹挾與盲動，引導人們在物質軀殼的“新”“舊”交替中守護歷史，守護我們民族文化本來的面貌和內(nèi)在的精神之光。這是對民間文化價值的堅守和文化家園的守護，在與時間賽跑的征途上守護著一種價值存在和信念，并以民間文化的歷史觀、價值觀帶動實踐，馮驥才身上體現(xiàn)的知識分子精神和人文氣節(jié)，令人敬重。

曾任中國民協(xié)秘書長的文化學者向云駒，格外關注馮驥才的“另一種”寫作，他認為，十多年來，在民間文化保護實踐中，馮驥才寫作的一大批文化著作，其數(shù)量、體量、質量一點也不輸于他文學創(chuàng)作的成果。其中，相當一些理論與實踐的成績，是可以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標志、文化標桿、文化標準的，是可以彪炳歷史、垂范時代的。比如，對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體制、立法、名錄等的貢獻，對國家節(jié)日假日制度改革的貢獻，對傳承人口述史理論與實踐的建立，對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方法論的創(chuàng)新，對民間文學資料的數(shù)字化數(shù)據(jù)庫建設，對災難性和瀕危性民間文化遺產(chǎn)搶救保護的理論與實踐，對中國傳統(tǒng)村落保護的認識和推行等。這些共同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全面的、體系性的文化理論與思想。

無論從事文學還是文化遺產(chǎn)保護，馮驥才總是力圖站在時代的最前沿，從國家民族未來命運的角度出發(fā)，關切當下最緊迫的現(xiàn)實，并付諸實踐，致力于為大量遺產(chǎn)留下珍貴而翔實的歷史記錄。（文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