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燕然山銘卷》，紙本，行書，26.6×261.1cm，上海博物館藏。此卷綾本為董氏晚年以米芾筆意所書，較一般的學(xué)米之作更加沉厚，墨色清潤，肌理亦顯生澀穩(wěn)重。
自北宋米芾之后，書家對于臨古的“形似” 更加重視。到了南宋時期，書論家姜夔主張以詳謹逼真為主的臨古觀。他的思想對元代有著深遠 的影響，元代集大成者趙孟俯就是其思想的身體力行者。趙氏對姜夔的書論極為推崇，并數(shù)次臨 寫《續(xù)書譜》，其臨作與原作極為接近，不但書跡相似，形款亦與原作接近。趙氏臨古在“形似 ”方面確實達到了很高的境界，明代何良俊曾言：“自右軍之后，兼形似神韻而得之者，惟趙子昂一個而已?！?/p>
趙氏不但對整個元代有著重要影響力，而且明代中前期的書壇亦不能擺脫趙氏的影響，包括祝允明、王世貞等人，對于臨古的態(tài)度在“形似”層面上都相當執(zhí)著。直到晚明， 這種臨古觀由于董其昌的出現(xiàn)而有所改變。
在董其昌臨古作品中可以讀到，他完全打破了原帖的書體限制、內(nèi)容限制，有些甚至是移花接木，面目全非。董其昌的臨古手法比之米芾更加大膽具有創(chuàng)新性，它是這樣一個現(xiàn)象：一個臨摹者對頭腦當中既有的書法意象，采取了多種手段的改變，在改變中雖然保留了一些原作的基本特點，然而卻是“似是而非”的。這種“似非又是，不似又似”的情況，董其昌稱之為“離合之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