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 16世紀的英國統(tǒng)治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圈地運動不僅帶來了城市經(jīng)濟的大發(fā)展，也帶來了無數(shù)“危險的窮人”，該怎么對付他們呢？下面我們就分析一下，英國濟貧法的發(fā)展史。

工業(yè)革命前后的英國窮人數(shù)量龐大

1572年，英國法令變得十分嚴酷，只要年齡在14歲以上的流民都要被施以鞭刑，還要用圓周1英寸的烙鐵烙穿耳朵的軟骨，給他們永遠打上“流民”的印記。第二次被捕的流民，將會被判處死刑，除非有人愿意把他收留為奴兩年。如果是三次被捕，死刑將無法赦免。

所謂流民，就是城市中流浪、游蕩或者乞討的人。只要是沒有工作，都可以視為流民。

城市窮人被迫成為流民

1572年的法令不管怎么看，都太過于嚴苛。但凡有工作的機會，沒人愿意去當流民。因為在16世紀的英國城市中流浪，下場只能是餓死或者病死，區(qū)別只是時間長短而已。

其實在當時的整個歐洲，或多或少的都在慢慢的變化：農(nóng)民失去土地，只能進城尋找工作。工業(yè)革命帶來了新的機器，新機器讓工廠主可以用更少的勞動力產(chǎn)出更多產(chǎn)品。于是，大量的底層工人失業(yè)了。他們無處可去，只能成為流民，除了乞討，更多的人成為了小偷和強盜，女性則成了娼妓。大城市的犯罪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卻對這些流民無可奈何。

最初的解決辦法是靠教會，他們一直是賑濟窮人的主力軍。1526年，西班牙人文主義者胡安·路易斯·畢維斯在《論對窮人的救助》中寫道：“有這么多需要幫助的人和乞丐流浪街頭，這是基督徒的恥辱?！?/strong>

這位人文主義者提出的問題，是非常緊迫的。教會的力量不夠強大，每天成千上萬的流民擁擠在教堂門口，連最具善心的神父也無可奈何。畢維斯提出了一個解決之道：除了教會，整個社會都要努力解決這一問題。

按照他的想法，那些乞丐和窮人可以進行分類：寡婦、孤兒、殘疾人、病人是需要好好照顧的，應該為他們提供住所、食物、教育等救助；還有一些人只是臨時失去了工作，或者遇到了大難題，各個教區(qū)應該提供幫助，讓其度過難關；那些身強力壯卻無所事事的乞丐，則應該抓起來扔出城去……

畢維斯的想法雖然過于簡單，但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教會、官員、資產(chǎn)階級、窮人，都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暴力解決城市問題

對于城市來說，“危險的窮人”是無法靠鞭刑和死刑解決的。再者，嚴刑峻法早晚會激起眾怒，政府必須要想盡辦法救濟貧民了。一個現(xiàn)實問題是，貧民太多，政府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應對。所以，教會成了救濟貧民的最初組織者。

比如在威尼斯，一個叫“大協(xié)會”的組織就是主力軍，城市中富有的商人，在教士的勸導下，時不時拿出一筆錢捐給大協(xié)會，幫助他們救濟窮人；在佛羅倫薩，醫(yī)生們在教會的呼吁下，也經(jīng)常免費給窮人看??；在魯昂等地，教會組建了具有慈善性質(zhì)的醫(yī)院，給所有窮人提供幫助。

這樣的慈善行為，多多少少緩解了城市管理者的壓力。就算不能讓所有窮人都吃飽飯，至少能讓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被拋棄，還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僅僅依靠不定期的捐贈，問題完全沒有解決。

第一個問題就是城市中的窮人數(shù)量還在不斷的增加，無法控制。在廣大的鄉(xiāng)村地區(qū)，不管是租賃土地還是擁有自己的土地，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民都面臨一個巨大的問題：債務。

圈地運動造就了大批流民

完全依靠農(nóng)作物生存，讓農(nóng)民成了被剝削的對象，很多原因都導致他們債務纏身：賦稅、天災、疾病……于是，他們被迫賣掉土地，進入城市。里昂的編年史家紀堯姆·帕拉丁就詳細的記載了1573年富商們怎么用低廉的價格購買農(nóng)民土地的——這種事情每天都會發(fā)生，越來越多的“流民”涌入了城市。

1591年，意大利北部倫巴第地區(qū)稍微富裕的一個村子，就向米蘭公爵寫信稱：“我們村離皮亞琴查太近了，對那里的人來說簡直就像敞開的大門?，F(xiàn)在每天都有可憐的乞丐因為山上沒東西吃而下到我們村來尋求庇護……照這樣下去，用不了多久我們村就要被人淹沒了。”

一個村子尚且如此，城市就可想而知了。

農(nóng)民紛紛涌入城市，靠捐贈支持的教會越來越吃力，他們應對不了這么多人。

第二個更嚴重的問題是，工廠主和富豪們，僅僅是偶爾展示慈悲之心。他們大多數(shù)人并不同情底層工人和流民，如果你看過英劇《鳥鳴》和《南方和北方》，就能從中找到很多證據(jù)。富人們的眼中都是錢和自己高貴的地位，除了偶爾在教會面前炫耀自己的大度，他們絕不愿意救濟窮人。在《鳥鳴》當中，女主人公給可憐的工人們偷偷送去了面包，結果她的丈夫勃然大怒，就是最好的證明。

窮人被迫犯罪，教會無能為力，政府財力有限，富人麻木不仁——這種矛盾愈演愈烈，必須采取強制措施了。

濟貧法要通過勞動解決流民問題

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了。

在這里必須指出，1601年的濟貧法，實際上是1597年濟貧法的修訂和補充。所以，早在1579年，改變英國社會的強制濟貧工作就開始了。

我們在文章開始看到的1572年法令，試圖用嚴刑峻法對付流民，但事實證明這只是異想天開。而1579年的濟貧法案，有了一個重大的改變：強制征收濟貧稅。

全英國的人們，都要按照財產(chǎn)比例繳納濟貧稅。這筆“專項資金”有效的解決了慈善資金不穩(wěn)定的問題，給解決流民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后，每個城市都要按照要求給流民提供生產(chǎn)資料，“讓有希望的年輕人習慣勞動，并在勞動中成長，而不是游手好閑……并使其他愿意或者需要工作的人也有工可做”。

對于年老者提供直接的救濟，兒童則可以寄養(yǎng)到有能力者的家庭，等到一定年齡再出去做學徒，生病者能得到治療，恢復健康以便再次投入工作……

而對于那些懶散的人，有能力工作卻逃避的人，英國每個郡都要設立感化院。這些流民會被送到感化院，強制他們參加勞動。各種各樣的措施不斷推出，目的就是通過勞動，改變流民的生活狀況。

16世紀末的英國，為了解決城市犯罪等問題，濟貧法在短時間內(nèi)實施并完善了（當然，把這些人扔到船上送往海外殖民地，也是很常見的）。

此后，英國不斷完善濟貧法案。1834年又通過了《濟貧法（修正案）》，繼續(xù)貫徹用勞動解決流民問題的指導思想。一直到20世紀中期，慢慢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險制度，才讓濟貧法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那么，濟貧法到底有沒有解決矛盾呢？

對殖民地的掠奪讓英國獲得大量財富

從當時統(tǒng)治者角度來看，“危險的窮人”要么老老實實參加工作，要么被抓進了感化院（或者習藝所、海外殖民地），確實給城市減少了犯罪——這么說的話，濟貧法是成功的。

但是，不管是《伊麗莎白濟貧法》還是1834年的《濟貧法（修正案）》，很多受救濟者都是被迫在環(huán)境極為惡劣的地方勞動，遭受巨大的折磨。窮人和流民數(shù)量依然龐大，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矛盾依然存在。

而真正讓這種情況得以緩和的，是海外殖民地的開拓，對殖民地人民的剝削，為英國輸入了大量的財富。靠著這些掠奪的財富，現(xiàn)代意義上的“福利制度”才慢慢建立起來的。

所以，濟貧法并沒有直接解決“危險的窮人”問題，直到廣大的殖民地人民成了新的剝削對象，才真正慢慢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