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庭芬（1797—1880），字培蘭，號芷湘，浙江海昌人（今浙江海寧市），諸生。嘗佐其師錢泰吉輯《海昌備志》，還曾館于同邑蔣光煦慎習堂中，為其校勘《別下齋叢書》。尤其在目錄學方面用力頗多，著有《海昌經籍志略》四卷、《海昌藝文志》二十四卷，又參與校寫《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五卷、《清綺齋藏書目》四卷，還曾箋釋錢曾《讀書敏求記》，“大致校書名、卷數，注書目之下；校遵王說，注原文之下；其他考證則注每篇之下”[①]，體例甚佳。管氏還善書畫，“山水蘭竹出入文、董之間，書卷之氣溢于楮墨”[②]，編有《別下齋書畫錄》七卷。另有《芷湘筆乘》一卷、《草兮筆記》二卷、《天竺山志》十二卷等著作傳世。管氏之藏書，一度曾因戰(zhàn)亂而散佚殆盡，但其在戰(zhàn)后，又重加搜訪，并將所得之書，略作題識，擇要編纂而成《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二卷。該《序跋記》上卷收書七十三種，下卷為《補遺》，收書二十種，是一部頗能代表管庭芬藏書特色與主旨的解題目錄。本文便以考察其《花近樓叢書序跋記》為中心，在揭示管氏藏書思想的基礎上，論述了其所具有的社會意義和學術意義，進而又對其藏書思想的不足略作了評析。
一、以文獻存文化，以文化濟亂世
自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軍屢擾江浙，杭州、蘇州、常州諸郡盡為淪陷。諸多藏書家，不得不避兵他鄉(xiāng)，其藏書亦多散亡。如范氏之天一閣，在咸豐年間，“粵匪踞郡城，閣既殘破，書亦散亡”[③]，瞿氏之鐵琴銅劍樓，經太平天國之亂后，“一劫于菰里，再劫于香塘角，所存僅蘇氏一處”[④]，汪氏之振綺堂藏書，“至咸豐庚申、辛酉，杭城兩遭兵燹，散佚殆盡”[⑤]，書籍之聚難而散易，實為可惜。有學者就不禁感嘆，書籍因戰(zhàn)火“不禁而禁，不焚而焚，更后數十年，其海內之無書尤可決也！”[⑥]管庭芬的《花近樓叢書序跋記》就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編纂而成的，“深為天喪斯文之嘆，因匯萃所存，得七十余種，署之曰《花近樓叢書》，蓋取杜少陵‘花近高樓傷客心’之意也?！盵⑦]這使得管氏在搜訪圖書時，始終秉持著以文獻存文化，以文化濟亂世的主旨思想。因此，其《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不僅僅反映的是管氏之藏書，還體現(xiàn)了其藏書背后深刻的文化內涵。
管氏于戰(zhàn)亂之余，勤于搜訪因戰(zhàn)火而散佚的著作，并重新予以抄錄，以文獻存文化，尤其注重對其鄉(xiāng)賢遺著的整理和搜訪，闡揚幽潛，對其鄉(xiāng)邦文化的保存和傳承，功不可沒。如收有海昌許光治的《紅蟫館詞雋》一書，許光治擅長詩詞聲韻之學，著有《江山風月譜》，生平詩詞多收錄其中，然戰(zhàn)后“惜版已燼于火，此冊系館別下齋時所選南宋長調，半從絕妙好詞”[⑧]。又如海昌葛向高善于詩文，被鄉(xiāng)人稱為奇才，但其所著詩文流傳絕少，管氏收其《東阿詩抄》一書，“系從初白老人手寫本錄出，亦窺其一斑矣。今海昌遺著寇燬略盡，存之以尚論其人?！盵⑨]許氏之詞，葛氏之詩，都經庭芬搜訪得以保存，從中得以窺見其鄉(xiāng)士人詩文之風貌。又如蘇士樞是其鄉(xiāng)名孝廉，“生平邃于經學，教授生徒一以漢儒為宗”[⑩]，然其卒后，所著之書幾近散佚。管書中收有其《易義參》一卷，“雖寥寥數頁，具見其辨駁精確，不屑為玩辭觀象之談，蓋當時習尚如此也?！盵11]從中可見，《易義參》宗漢儒之說，借此又可略見其鄉(xiāng)士人之治學風尚。再者，管書還收有一些卷帙殘缺之作。如海昌陸嘉淑《北游日記》，為其北上入都時所作。陸氏乃明代遺老，“因父殉難，遂不應試，康熙己未薦鴻博，辭不就?！盵12]故朱彝尊贊其“晚雖藏身人海，而青蓮在泥，心終不染”[13]。如此忠義之情，在《北游日記》中多借其所游覽各地之名勝古跡以抒懷。管氏乃“偶于故紙堆中檢得此卷，殘毀已甚，因錄之”[14]。若非其勤于搜討，其書今或不傳。
庭芬所收錄的這些海昌鄉(xiāng)賢遺著，為其后來有系統(tǒng)地收集和整理海昌鄉(xiāng)賢著作奠定了基礎，其所編纂的《海昌經籍志略》、《海昌藝文志》，就多取于《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中。這些海昌鄉(xiāng)賢著作，是研究古代海昌歷史與文化的必備文獻，多賴管氏之搜訪、整理而得以保存。但是，管氏又不徒以文獻存文化，對其藏書特別強調所具有的社會意義，進而深懷以文化濟亂世之志。
咸豐年間，清統(tǒng)治者命令各省相繼招募鄉(xiāng)勇，仿照湘軍營制編練部隊，以鎮(zhèn)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然“兵皆空籍，募四方之勇以實之，不知勇即賊也，賊即勇也，勇去則賊來，賊去則勇來，互相淫殺焚掠。設繩之以法，潰散無遺。且勾賊以為內應，故雖有堅城，終歸淪陷?！盵15]管氏針砭時弊，在軍隊建設方面十分贊賞清代的八旗制度，如在《出塞圖畫山川記》一書中附有《八旗兵志》一卷，管氏曰：“八旗兵制，本朝龍興長白，訓士練卒，辟土啟疆，所至無不臣服，故嚴城各設旗兵駐防，永無外患之侵。今春寇陷杭城，巡撫等官紛紛殉節(jié)，賴旗兵奮勇固守，以至寇不能支而遁。”[16]雖然八旗兵自乾隆時期業(yè)已日漸腐朽，弊端叢生，但在管氏看來，其在清初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借鑒。此外，他還提出寓兵于農，兵各有專的主張。如在錢儀吉《補晉兵志》中跋曰：“古者寓兵于農，迨后世遂有禁兵、牙兵、府兵、鄉(xiāng)兵，而權各有所專。晉之兵制雖日久廢弛，然江左偏安，猶得其力，非若近日兵冒空名，徒存其籍，而以募勇為兵。遂使巨寇奸謀，潛跡其中，每遇賊至，勇先為內應，故城不戰(zhàn)而陷，殊可嘆也。”[17]管氏從軍隊招募的制度層面，剖析了清軍與太平天國起義軍對抗失利的原因。以上兩例可見，其欲以兩書為鑒，所表達的觀點，都針對當時“民不知兵”、“兵皆空籍”的社會頑疾而發(fā)，雖然這些主張難免帶有時代的局限，但其以書經世的思想尤為可貴。
再如，當時其鄉(xiāng)養(yǎng)蠶業(yè)因戰(zhàn)亂而受到了嚴重影響，管氏有鑒于此，收有《東省養(yǎng)蠶成法》一書，“蠶事盛于東南，惟江浙為最，衣被蒼生，旁及海外”[18]，其欲借此書，以期在戰(zhàn)后為其鄉(xiāng)人恢復生產生活所用。又如其鄉(xiāng)原有的水利設施在戰(zhàn)亂中遭到了破壞，致使田畝荒蕪。管氏收有《橫橋堰水利紀事》一書，該書介紹了一些水利設施的興建方法，“猶可籌康濟之良策也”[19]，其欲借此書，提倡興修水利，這樣既方便了灌溉田畝，又可使其鄉(xiāng)人免受水旱災患。從中可見，管氏對民生之關切，其以書濟世之意，發(fā)于筆端。
此外，管氏還利用藏書以正人心，救世俗。如當時在戰(zhàn)亂之際，一些士人自恃有才，為貪圖權貴，被太平軍所收買。管氏欲借范深所著《枉了集》，勸告這些士人曰：“人生當守分安命，則禍患何由集，尤悔何由招。每見世之咶痔權門，忝附鷹犬，然石火無多，冰山難倚，徒為舉世所唾罵，亦自取也，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可為此類贈矣！”[20]告誡士人不可因貪圖權貴，而喪失忠義之心。又如在《賑粥議》一書中，管氏曰：“此杭城之善舉也，然屢行屢止者，良由富者慳于資，殷者憚于力，而不能源源相濟耳。自巨寇入城，臨之以刃，無不長跪乞哀，雖罄家不顧，至擄而呼其負戴，雖百里不敢作聲。此視議粥廠之推諉何如哉！故言雖不文，特錄之以警富者、殷者。”[21]則是書又為富而不仁者所收。
自清中葉以降，私家藏書之風彌盛。其中有些藏書家非孤本秘籍、宋元舊鈔而不藏。如錢謙益的絳云樓，“所收必宋元板，不取近人所刻及鈔本，雖蘇子美、葉石林、三沈集等，以非舊刻，不入目錄中”[22]。又如黃丕烈有“佞宋”之稱，其藏書稱“百宋一廛”，而海昌吳騫則又以“千元十駕”與其相夸耀。據黃丕烈云：“予向名藏書所曰百宋一廛，其時海昌吳槎客聞之，即自題其居曰千元十駕，蓋吳亦藏書者，謂千部之元板遂及百部之宋板，如駑馬十駕耳。潛研老人《十駕齋養(yǎng)新錄》，即此十駕之義?！盵23]足見清人藏書“佞宋嗜古”的怪癖。葉德輝亦論曰：清人之藏書，“佞宋之癖，入于膏肓，其為不情之舉，殆有不可理論者矣。”[24]
管氏藏書之初，亦十分鐘情于宋元舊本，海昌許槤曰：“吾邑收藏之家，首推蔣氏叔姪來青閣與別下齋為最富。管氏花近樓，亦多宋元舊槧?！盵25]然自晚清以降，其鄉(xiāng)屢經戰(zhàn)亂，故家典籍散佚良多，管氏痛惜之余，肩負起保存文化的歷史使命，不自夸其卷帙非百即萬，不自棄殘編斷簡之書，無所謂藏書之多寡，無所謂是否宋元舊槧，所藏之書多以經世為主旨，以文獻存文化，以文化濟亂世，這種藏書風氣的轉變，反映了晚清藏書家在社會動蕩與時代變遷的雙重影響下，其藏書思想逐漸由“佞宋嗜古”到“以書經世”的轉變。而這種藏書觀念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晚清以來公共藏書體系的建立與發(fā)展，其社會意義十分重要。
二、從“流于鑒賞”到“藏而為學”
以藏書為治學所用，是我國古代藏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自清中葉以來，隨著清廷對崇文尊儒的提倡，許多士大夫往往為附庸風雅而藏書，致使社會上的藏書風氣漸趨浮躁，清人王植曰：“國家崇儒而愛文，既軼前代，而上之至純皇帝，復出秘書以畀東南，凡三閣而江南得其二，于是江南之人，無不知書之可貴。凡巨族世宦家，無數萬卷書，則無足取重，而書之聚于江南，幾盡矣！”[26]從中可反映出清人重“賞”而輕“讀”的藏書風氣。清代許多藏書大家，雖富藏書，但因其不知讎校，藏書也往往流于鑒賞。如錢曾在其藏書目錄《讀書敏求記》中，所收之書皆號稱家藏之最佳版本，然其對藏書之認識，“大抵詳于空言而略于實際，間有考證，亦頗乖舛”[27]，故《四庫全書總目》論之曰：“但以版本而論，亦可謂賞鑒家矣。”[28]洪亮吉在《北江詩話》中，對“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的藏書家，亦譏之為“賞鑒家”。[29]然而隨著晚清社會對學術“經世致用”的重新提倡，反映在藏書領域，一些學者逐漸認識到只為鑒賞而藏書的弊端，管庭芬即是其中的代表。
管氏自幼嗜學，生平手鈔、手校之書百余種，“博極群書，猶得見馮柳東、張叔未、錢警石諸先生，淵源有自?！盵30]可見，其有著深厚的讀書素養(yǎng)，亦深知藏書不讀之弊。因此他在提倡“以書經世”風氣的同時，又能繼承“藏而為學”的傳統(tǒng)，從《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中可見，管氏“藏而為學”的思想有以下三個表現(xiàn)：
一是收有補史之缺的圖書。如所收許旭的《閩幕紀略》，記耿精忠與福建總督范承謨之事。時值三藩之亂，耿精忠曾邀范承謨議事，承謨至，耿精忠露刃相脅，承謨大義凜然，未嘗屈服，后為耿精忠所殺。范氏殉閩大節(jié)，已詳史書，然“至與耿逆為姻婭至戚及兇隙始末，惟此書獨備”[31]，其可補史事之闕。而彭孫貽的《客舍偶聞》成書于康熙七年，所記時事，“足為國史之外編，朔方之逸乘”[32]。謝國楨先生亦言：管氏“書中所輯各本，如錢儀吉《補晉兵志》、佚名撰《明邊鎮(zhèn)題名考》、曹惪《西域瑣記》等書，均有關史乘掌故之書也?！盵33]
二是收有考證性的圖書。如南宋施宿曾有《蘇詩注》一卷，但該書為邵子湘所臆改。特別是其書后所附《補遺》二卷，多誤收東坡同時諸公之作。管氏收有查慎行的《蘇詩辨證》一書，查氏“自入塾即好東坡之詩，故畢身精詣在補注”[34]，其《蘇詩辨證》便是對施氏《注》及《補遺》的辨疑摘誤，《浙江采集遺書總錄》贊曰：“蘇軾《詩集》舊有王十朋、施宿二家注，而施稱善。海寧查慎行以其尚有訛漏，更博采而補注之，并取諸家倡酬之作悉附焉，讀《蘇詩》者無剩義矣！”[35]查氏書中還糾正了宋人王宗稷所撰《東坡年譜》中的某些舛誤，《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存目《東坡年譜》條曰：“迨國朝查慎行補注《蘇詩》，于此譜多所駁正，皆中其失?！盵36]可見查氏在《蘇詩辨證》中對蘇軾其人其詩做了必要的考證，有利于相關的學術研究。
三是收錄了有助于文獻整理方面的圖書。如管氏所收曹德馨所著《西域瑣記》一書。管氏曰：“志西域者，汪仰亭《西陲總統(tǒng)事略》為最詳，長白椿園氏《西域見聞錄》為簡要。然與中原遠隔，傳聞異辭，且譯語難解，互異處實未能校定焉。曹村居士所纂此卷，從武林青云街冷攤收得，即其手稿，字畫草率，體認半日方可謄寫，雖寥寥數頁，談西事者亦觀止矣?！盵37]由此，曹德馨稿本《西域瑣記》一書，在?？蔽饔蚴芳矫嬗衅渲匾饔谩?/p>
有了可以輔助治學的藏書，但沒有選擇好的版本，亦不可謂善學者。張之洞云：“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盵38]張舜徽先生亦曰：“古書流傳日久，訛舛滋多，或誤奪一字而事實全乖，或偶衍一文而意義盡失，茍非善讀書者，據他書訂正之，則無以復古人之舊，此校勘之役所以不可緩也?！盵39]可見選擇精校精勘本在讀書治學中價值甚大。
有鑒于此，管氏不僅藏書，更能進而廣擇善本，為其藏書精心讎校，以期為治學所用。這在其《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中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如孫慶增的《藏書紀要》一書，系統(tǒng)地介紹了古人在鑒定、購求、收藏、保管圖書方面的經驗，在文獻學研究方面價值甚大。該書清嘉慶十六年吳縣黃丕烈士禮居曾有刻本問世。而民國三年，上海掃葉山房又以士禮居本為底本，影印刊行，可見黃氏刊本流傳較廣。然黃氏刊印此書時，所選擇的底本不精，據黃氏自云：“余因是書所紀藏書之要，皆先我而言之者，遂付梓以行。適晤錢唐何夢華，云是書本附于《文瑞樓書目》后，今《書目》已刊行，而此猶缺焉，其刻之宜急也?！盵40]據此，黃氏以孫氏《藏書紀要》為其心得之作，急于付梓，卻忽略了其版本優(yōu)劣。管氏則依據舊鈔本，對其刊版謬誤之處，一一糾正，重新錄得，為學者的相關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對于有些圖書，盡管已經名家的?？保苁线€精益求精。如彭元瑞的《讀書跋尾》，管氏云：“錢深廬學師至硤川，攜《知圣道齋全集》見，假其中《讀書跋尾》一卷，頗簡潔精確，鮑淥飲先生曾有鈔校本藏別下齋，因出重勘一過，錄存之?！盵41]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生平富于藏書，“有持書來問者，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恉所存，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刻，真?zhèn)稳艉?，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按之歷歷不爽?！盵42]清人顧廣圻亦云：鮑氏“收儲特富，鑒裁甚精，壯歲多獲兩浙故藏書家舊物，偶聞他處有奇文秘冊，或不能得，則勤勤假鈔厥副，數十年無懈倦?！盵43]足見鮑氏學識淵博，尤精于書籍?？?。管氏又在鮑氏?？被A上，對《讀書跋尾》“重勘一過”，更為珍貴。
自清廷以科舉取士以來，士人惟舉業(yè)是重，尚條科而略讀書，清儒阮元曰：“自制義興而天下讀書之人遂少，凡登金門、上玉堂者，往往并《文選》不能讀，于他書何有？而古書遂日即于淪亡?！盵44]管氏亦自云：“近世為顯耀門楣之計，僅在制舉一途，此外雖在承平，經生視之皆為可棄之物，且寒不得為衣，饑不得為食，枵腹寫書，任人姍笑?！盵45]管氏自覺摒棄了藏書“流于鑒賞”的習俗，能“藏而為學”，尤重精校精勘，以期有便于讀書治學。管氏的這種藏書思想使藏書重新回歸學術本身，為弘揚讀書風氣，樹立崇實的學術風尚奠定了基礎和保證。
三、管氏藏書思想指瑕
管氏的藏書思想因受到主觀和客觀因素的影響，還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之處。綜觀《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之收書，其在對藏書的編輯與整理方面，有以下幾點有待完善。
其一，藏書尚未盡能精擇。雖然管氏十分注重選擇藏書，但是因一些客觀因素的制約，使得其不得不“以書寄人”。如收錄了《寶仁堂鹿革曩》一書，據管氏曰：“《鹿革囊》一冊，不分卷，余友沈連溆茂才志和藏書也?？颓镌匍喼?，其中皆載狐鬼怪誕之言，因摘錄數條以資談柄。原書即函寄還，蓮丈居鴛鴦湖上，佞佛之外，無他好，今所居已燼于寇火，身亦流離道死，家人星散，遺書莫可再問矣。姑存此寥寥者，實以深亡友遭際之悲，非樂《齊諧》之語而傳之也?！盵46]雖然其書之內容近乎小說野聞，但沈氏除此書而外，沒有遺作流傳，管氏收錄此書，實乃因其書而懷其人，不得不如此而已。但如果說收錄的《寶仁堂鹿革曩》一書，尚可以用“以書寄人”為托辭，那么其收錄的《續(xù)諧鐸》、《燒香曲》諸書，則純屬玩樂之書?！独m(xù)諧鐸》的著者為沈桐威，沈氏少年時不循禮法，客居京師時，白天總愿意穿奇裝異服，晚上則“爛醉于孌童妖妓之家”，其為人不足道，“所作《諧鐸》惟學劉四罵人，了無可取。”[47]而《燒香曲》一書，也多俚俗，“姑錄此卷，追想承平之樂事”[48]。這些藏書雖然不多，但管氏一并收錄，似再應精擇。
其二，對其藏書缺乏嚴謹考證。從《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中管氏的諸多題識來看，其對藏書的考證不免有些疏略。如所收薛鳳翔《亳州牡丹說》一書，管氏曰：“此為明季亳州薛梧岡所作，其說八條，皆詳其種藝分栽之法，考《四庫》著錄有無名氏《亳州牡丹志》一卷，豈即是書歟？”[49]今考《四庫全書總目》子部譜錄類存目《亳州牡丹志》條曰：“不著撰人名氏，《千頃堂書目》列朱統(tǒng)鑙《牡丹志》后，疑亦統(tǒng)鑙作也。亳之牡丹始薛蕙，亳之《牡丹志》始薛鳳翔。此本與鳳翔書不同，而簡略殊甚?！盵50]管氏未加詳考，誤二書為一書。再如蒲松齡《聊齋志異拾遺》一書，管氏曰：“此卷與前書不類，疑贗鼎也?！盵51]今考胡定生云：“《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圃筠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盵52]則是編乃道光年間榮譽得于蒲氏后人，管氏疑其偽作，有待商榷。又如海昌陳萊孝（誰園）所著《春秋經文三傳異同考》一書，管氏曰：“論《春秋》三傳異同，古來不乏專書，至論三傳《春秋》經文之異同，惟此卷所獨。”[53]但實際上，論三傳《春秋》經文之異同，陸德明在《經典釋文》中已有所發(fā)，清儒毛奇齡在《春秋毛氏傳》、《春秋簡書刊誤》兩書中，亦對《春秋》三傳經文之異同有所比較。考《四庫全書總目》評毛氏《春秋簡書刊誤》曰：“是書刊正三傳經文之誤，其以‘簡書’為名者，蓋仍執(zhí)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也。大旨以《左傳》為主，而附載《公》、《谷》之異文，辨證其謬?！盵54]又考周中孚《鄭堂讀書記》曰：“先是，西河著《春秋傳》，以胡氏所載為圣經原本，而標《三傳》諸家同異于其下，后覺其未覈，復取《三傳》圣經之各異者，以簡書為主，而各注所誤而明標之，名曰《簡書刊誤》。稱簡書者，西河之說謂傳據策書而作，經據簡書而作也?！盵55]據此，管氏似未知陸德明、毛奇齡有書在先。
其三，對其藏書的歸類有待完善。鄭樵曰：“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盵56]可見，對藏書的分類，當設以必要的類目統(tǒng)領，使之條理分明。管氏《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不以傳統(tǒng)的經、史、子、集四部對其藏書加以分類，而是隨意著錄，較為混雜。其中有“以書類人”者。“以書類人”即將同一作者之書，無論其性質是否相同，都系于其名之下。如查恂叔《畫梅題跋》一卷，當入子部藝術類，其《詞話》一卷，則當入集部詞曲類，兩書本當分別著錄，然管氏以兩書皆類查氏名下，連屬著錄，編次失當。再有，原本同一部類下的圖書，前后又相雜其他部類之書，缺乏條理性。如錢謙益《黃山游記》一卷、吳騫《可懷錄》一卷，皆為史部地理類書，兩書中間又雜有洪若臯《釋奠考》，徐武令《二十一史徵》、管世銘《讀書偶得》三書，洪書當入史部儀注類，徐書當入史抄，管書當入子部雜家類。管氏如此混雜歸類，既不利于書目檢索，又不能體現(xiàn)“類目既分，學術自明”[57]的圖書分類宗旨。
管氏藏書之所以會有如上弊端，與其編書時所面臨的客觀環(huán)境和主觀意識有關。其自云：“數年來，流離奔竄，艱苦備嘗，遍地干戈，安居無所?！嗫菔睾忾T，日惟藉不律以自遣。偶見故家散佚，輙假之以歸，設有可存，則錄藏篋?！盵58]戰(zhàn)亂期間，其居無定所，再加之藏書受燬，客觀上文獻不足，自然無法詳盡考證。而主觀上對于這些戰(zhàn)后劫余之書，管氏痛惜萬分，遺籍尚未盡補，就更不忍再有所遺棄了。
綜上所述，管氏之藏書兼顧了圖書的社會意義和學術意義，在清人浮躁的藏書風氣中，獨樹一幟。一方面，管氏適應了時代發(fā)展的趨勢，以文獻存文化，以文化濟亂世，體現(xiàn)了其藏書的“經世”思想，從而折射出了晚清以降，一些藏書家藏書思想由“佞宋嗜古”逐漸到“以書經世”的轉變。另一方面，他又繼承了古代藏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所收之書以有助于讀書治學為原則，并能對其藏書精校精勘，以期“藏而為學”。其“經世”需要“治學”來深化，而“治學”又必以“經世”為旨歸，可見兩者是相融貫通的關系。管氏的這種藏書思想在清代藏書史、清代文獻學史中的地位與價值不容忽視。尤其是從中折射出管氏藏書思想的轉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士人在社會轉型時期對自身的重新定位、對學術的重新思考。因此，其對于晚清學術史、晚清思想史的研究也不無裨益。
[①]章鈺：《讀書敏求記校證·補輯類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頁。
[②]江銘忠：《清代畫史補錄》卷3，載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第79冊，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85年，第175頁。
[③]范彭壽：《天一閣見存書目·跋》，清光緒十五年無錫薛氏刻本。
[④]張瑛：《知退齋稿》卷3，清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⑤]汪曾唯：《振綺堂書目·后序》，民國十六年東方學會鉛印本。
[⑥]鄧實：《禁毀書目合刻·跋》，光緒三十三年上海國學保存會鉛印本
[⑦]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自序》，清宣統(tǒng)三年上海國學扶輪社鉛印本。。
[⑧]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15頁。
[⑨]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3頁。
[⑩]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2頁。
[11]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2頁。
[12]李濬之：《清畫家詩史》甲下，載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75冊，第295頁。
[13]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卷5，載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21冊，第263頁。
[14]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9頁。
[15]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自序》
[16]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7頁。
[17]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4頁。
[18]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7頁。
[19]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16頁。
[20]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4頁。
[21]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2頁。
[22]曹溶：《絳云樓書目·題辭》，清抄本。
[23]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6子類三《席上輔談》條，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六，第140頁。案：另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卷5“吳騫”條，其認為吳氏“千元十駕”之“駕”當作“架”。
[24]葉德輝：《書林清話》卷10“近人藏書侈宋刻之陋”條，長沙：岳麓書社1999年，第243頁。
[25]許槤：《許氏古韻閣書目·序》，清許氏古韻閣抄本。
[26]王植：《問源樓書目初編·問源樓記》，清抄本。
[27]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史部目錄類《讀書敏求記》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91頁。
[28]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史部目錄類存目《讀書敏求記》條，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第1154頁。
[29]洪亮吉：《北江詩話》卷3，清光緒三年授經堂刻《洪北江全集》本。
[30]孫詒讓：《清綺齋藏書目·跋》，清道光二十三年抄本。
[31]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2頁。
[32]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17頁。
[33]吳格、睢駿整理，謝國楨撰：《續(xù)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叢書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第309頁。
[34]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5頁。
[35]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遺書總錄》壬集，見《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2000年，第306頁。
[36]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第829頁。
[37]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6頁。
[38]張之洞：《書目答問·略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9]張舜徽：《廣校讎略》卷4《書籍必須?？闭摱?，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3頁。
[40]黃丕烈：《黃丕烈書目題跋》，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6，第266頁。
[41]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4頁。
[42]王鐘翰點校：《清史列傳》卷72《文苑傳》3，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930頁。
[43]顧廣圻：《思適齋集》卷12《知不足齋叢書序》，載《清人書目題跋叢刊》6，第537頁。
[44]阮元：《五桂樓書目·序》，清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45]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補遺序》，1頁。
[46]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12頁。
[47]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7頁。
[48]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3頁。
[49]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6頁。
[50]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第1557頁。
[51]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7頁。
[52]胡定生：《聊齋志異拾遺序》，《得月簃叢書》本。
[53]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上卷，5頁。
[54]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經部春秋類，第373頁。
[55]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11，經部春秋類《春秋簡書刊誤》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7頁。
[56]鄭樵撰，王樹民點校：《通志二十略·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822頁。
[57]鄭樵撰，王樹民校：《通志二十略·校讎略》“編次必謹類例論”，第1806頁。
[58]管庭芬：《花近樓叢書序跋記》下卷《補遺序》，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