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一部指導后生治學門徑的著作，在我國目錄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對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國傳統(tǒng)古籍，探求學術淵源都有指導價值。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探討《書目答問》對歷史文獻學的貢獻，以及對后世歷史文獻學發(fā)展的影響。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晚年自號無競居士、壺公、香巖、抱冰老人等，[1]3直隸南皮人(河北南皮縣)。重視教育，熱衷于興辦書院，培養(yǎng)“致用”之人，是洋務運動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光緒元年(1875)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2]1。為了更好的指導學生閱讀典籍，少走彎路，張之洞在繆荃孫等人的協(xié)助下[3]60，利用兩年多的時間，對傳統(tǒng)典籍進行詳細的甄別，精選出2200多種書籍，分門別類編纂成冊，名為《書目答問》“以告初學”。自成書起，便受到世人重視，清人震鈞在《天咫偶聞》中記載：“于時南皮張孝達學使有《書目答問》之作，學者按圖索驥，賈人飾櫝賣珠。于是紙貴洛陽，聲蜚日下，士夫蹤跡，半在海王村矣?！彪m然當時《書目問答》僅僅被一般人看作是購書的工具，但《書目問答》在清朝時期已經廣為流傳。
后來又有人對其不斷進行整理和研究，光緒五年張之洞弟子王秉恩“對原刻本改動達四百多處，有補書名、補卷數、補作者、補版本，有改正原版錯誤，有改書名、卷數、作者、按語、刊刻時間等等”[4]專著有江人度的《書目答問箋補》、葉德輝的《補書目答問》，范希曾以《書目答問》初印為底本，詳細訂正其失誤，并補錄了1200余種圖書;最近來新夏先生匯錄了有關《書目答問》的十多種重要箋補著作，撰寫了“具有重要研究和使用價值”[5]的《書目答問匯補》;論文有潘秀芹《<書目答問>得失談》，丁宏宣《<書目答問>的特點和創(chuàng)新》，趙翠芳《<書目答問>在著錄經濟文獻方面的貢獻》等。從以上研究成果看，主要集中在對《書目答問》的作者考正、編撰特點、目錄學的功用等方面進行探討。試從歷史文獻學探討其價值，并淺談其對歷史文獻學發(fā)展的影響。
一、《書目答問》在目錄學方面的貢獻
《書目答問》雖然主要用于指導士子們讀書、科舉之用，但是與傳統(tǒng)目錄學著作相比較，無疑是一次新的突破。這種突破主要體現在對傳統(tǒng)四部分類法的創(chuàng)新上。清代編修《四庫全書》確立了四部分類法的權威性，此后《四庫全書總目》統(tǒng)領了整個目錄學界達百年之久，“未有敢違背其成法者”[6]14，張之洞鑒于當時學術發(fā)展需要，大量新式書籍出現的實際情況，“其中經、史、子、集皆有，勢難隸于四部，故別為類”，故在“四部”之外另立“叢書”、“別錄”兩目，這樣“古今人著述合刻叢書”、“國朝一人著述合刻叢書”、“群書讀本”、“考訂初學各書”、“詞章初學各書”、“童蒙初學各書”便有了恰當的位置。這種分類方法，對目錄學的貢獻不可否認。在近代和現代的古籍編纂中，基本上采用經、史、子、集、叢的基本類例方式，就是現在國家編輯《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同樣沿用了張之洞的“五分法”。
其在目錄學方面的貢獻，還表現在對“經部”的分類上，清修《四庫全書》把經部分為“易類”、“書類”、“詩類”、“禮類”、“春秋類”、“孝經類”、“五經總類”、“四書類”、“樂類”、“小學類”。而張之洞則不蹈襲四庫類例之法，獨辟蹊徑、卓爾不群，分經部為“正經正注”、“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小學”三類，“劃正文與后儒至專著為二，斯為特異，古人所不及為”[6]14。這種対“經部”的分類方式，無疑是對傳統(tǒng)“經部”分類方式的一次創(chuàng)新。
《書目答問》在書籍的收錄上，與傳統(tǒng)目錄學著作相比，也顯示出自身的特色。首先是詳今略古的著錄思想，與《四庫全書》相比，重點收錄今人著作，“此編所錄，其原書為修四庫書時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庫雖有其書，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他又在史部地理類中明確指出“古略今詳者，錄今人書”，這種收錄思想從后世來看，不失為明智之舉。其次是對近代西方科學技術類著作的重視，如《數學啟蒙》一卷，(注)西洋人偉烈亞力撰，《新譯幾何原本》三十卷、《續(xù)補》二卷，《代微積拾級》，《曲線說》一卷，(注)李善蘭譯，《代數術》二十五卷，《卷首釋號》一卷，(注)今人譯等書收錄在“子部天文算法”中的“西法”中，這在目錄學上前無古人，堪稱開山之舉。
二、《書目答問》在版本學方面的貢獻
古人讀書治學一向重視“版本”，尤其強調“精校、精刊”，張之洞也不例外。其在《書目答問》附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中指出“繼前代經史子集，茍其書流傳自古，確有實用者，國朝必為表章疏釋，精校重刻。凡諸先正未言及者，百年來無校刊精本者，皆其書有可議者也?！笨梢姀堉磳Π姹局匾曋潭?。然其《書目答問》在版本方面的貢獻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比較各種版本的優(yōu)劣，并指出何種“善(本)”，何種“不善(本)”。在元陳澔《禮記·集說》下標明：“新刻五經，江寧本最善。”在吳廷華《儀禮章句》下注云：“乾隆丁丑、嘉慶丙辰兩刻本。阮元編錄皇清經解學海堂刻本，極善?！痹S慎《說文解字》有“平津館小字本”、“廣州新刻陳昌治編錄一篆一行本”、“蘇州浦氏重刻孫本”等幾個版本，比較之后指出“孫本最善，陳本最便?！鳖櫻孜洹短煜驴废伦⒃疲骸盎钭职姹静簧?，湖北新刻本?！庇袝r還指明各個版本優(yōu)劣的原因。在《十三經注疏》下標明：“阮本最于學者有益，凡有關?？碧帲杂幸蝗?，依圈檢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書坊翻刻阮本，訛謬太多，不可讀，且削去其圈，尤謬。”
其次，《書目答問》還簡介一些書籍版本的增刪分合情況，標明其版本的變化歷程，使讀者一看便知。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下注云：“雅麗堂本，經解匯函重刻盧本，明毛晉刻津逮秘書本，張海鵬照曠閣刻學津討源本，又明木瀆周氏刻本，仁和葉氏刻周本?！薄稘h魏叢書》下標明：“明程榮刻三十八種，何允中刻七十六種。國朝王謨刻八十六種，又廣為九十四種?！蓖蹶啤妒袷洑堊帧纷⒃疲骸澳】贪灞?，學海堂收經義叢鈔內?！庇行┨崾緯髡?、內容或特點等。宋徐鉉《騎省集》下標明：“鉉為北宋初文學之最，故舉其?！蓖跏康澗帯陡信f集》下注云：“解題下多有舊聞佚事。”宋王益之《西漢年紀》注云：“改竄前人史書以為著述，乃宋、明人通病，此取其有可刊正漢書文字之處。”此類標注在《書目答問》中隨處可見。
三、《書目答問》對歷史文獻學發(fā)展的影響
我國自孔子整理《詩》、《書》、《春秋》時，已開文獻整理工作之先河，而劉向、劉歆父子遍校群書則標志著國家大規(guī)模的整理文獻的開端，清代“考據”學的興起，又將文獻整理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度?？梢娬砦墨I自古就有，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雖以“校讎學”統(tǒng)稱，但是無法涵蓋其豐富的內容。直到20世紀初，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首次提出“文獻學”，后進一步闡釋“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既文獻學。”[7]87“文獻學”才為世人所重視。193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鄭鶴聲、鄭鶴春先生的《中國文獻學概要》則“體現了古代文獻學脫離‘校讎學’之名的初期”[8]6，但是還不能稱其為真正意義上的歷史文獻學。正如崔曙庭在回憶“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成立時所說“當時大家雖然都是從事與文獻學有關的教學與科研的，但是對于文獻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卻是比較陌生的。”[9]任何一門獨立學科，必須有科學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與方法，張舜徽先生則為文獻學“完成了學科建設的奠基之作——《中國文獻學》”[8]7。
而《中國文獻學》正是張舜徽先生不滿于《書目答問》對清代學者的分類方式所創(chuàng)作的。張舜徽先生在《中國文獻學》前言中明確指出“張之洞《書目答問》未，附列清代學者《姓名略》，將學有專長的名家，按類分列。但有時也顯現出這一方法的局限?！彪S后他又以錢大昕為例進行說明，“既列入經學家，又列入史學家，又列入小學家，又列入算學家，又列入?？睂W家，又列入金石學家?！痹趶埶椿障壬磥恚捎谒麄冎螌W廣博、造詣精湛，以上各“家”都無法全面肯定他們的成就，“如果把他們歸入文獻學家，那就包括無遺”。“我于是發(fā)愿寫《中國文獻學》一書，將前人在這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和不朽業(yè)績，加以總結;對今后整理文獻的工作，寄以厚望”。可見，《書目答問》對我國歷史文獻學發(fā)展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
《書目答問》也存在諸多不足之處，在取舍圖書時，沒有收錄戲曲、小說之類，以致蘇軾、辛棄疾等人著名詞篇都被排斥在外;甚至在作者、書名等方面也有錯誤之處，如錢大昕《三史拾遺》之“三史”(《史記》、《漢書》、《后漢書》)誤解為《遼金元三史拾遺》;在版本著錄方面的脫漏、訛誤也不在少數?！稌看饐枴繁M管存在著種種缺點和不足，但是對我國歷史文獻學發(fā)展產生的積極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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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張舜徽.中國文獻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崔曙庭.張舜徽先生創(chuàng)建中國歷史文獻學研究會的重大貢獻[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
來源：《科教文匯》200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