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準備工作
首先要說的是準備工作。因為法律是社會規(guī)范的一種，在學習法律之前應該對社會的成分（人、團體）、組織、環(huán)境及三者之間的關系有一些初步的認識。只受過中學或相當程度教育的青年對此的認識當然很有限，所以一般大學里都開設了“通識教育”的課程，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文學、哲學等等，大致地介紹一些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
學習法律的人應該要盡量多加選修，不僅上課聽講，課外還要多讀相關的書刊。讀這類書刊有一個步驟：不要貿(mào)貿(mào)然取一本名著來讀，而要先讀一本好的入門之書，因為它會對一門學問所研究的對象、領域、宗旨、方法、已有成果及將來可能的發(fā)展描繪出一幅簡明的鳥瞰圖?？催^了這樣的一本書之后，按圖索驥進一步去讀比較精深的著作，才不致于像盲人摸象那樣所知偏頗不全。
這進一步的工作當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不是在開始學習法律之前可以完成的，要在學習法律的同時及其后不斷地去做才行。這方面的知識積累越多，對人的行為、社會的組織和運作的了解就越深，對于研究法學或從事立法、司法工作就越有幫助，所以西方強調通識教育，以培養(yǎng)出一種多才多藝的人（renaissance man）為其最高的目標。美國特別重視此點，所以其法學院只收已經(jīng)大學畢業(yè)的學生。中國歷代認真學習法律的人也都是先受過傳統(tǒng)教育的訓練，對于經(jīng)典、文學具有相當?shù)恼J識。因為這些人對于所處的社會所知深刻，所以能對當時的立法、司法及法學做出巨大的貢獻，不是僅僅注目于法律的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02
學習法律
其次要談如何學習法律。因為一般人認為法是權威者（神祇、先知、圣賢、統(tǒng)治者）訂立的，人們既然接受立法者的權威，便也接受了法令的權威，學習法律就是去了解它們的意義── 在中國和歐陸等成文法的國家學習法律的第一步便是研讀已經(jīng)公布的條文，在英美等不成文法的國家學習法律則需要研讀判例，都重在探究所用之字與辭的定義和整句、整條的邏輯，因而法學在中外都與“名學”、“語意學”、“修辭學”、“理則學”有密切的關系。中國漢代就發(fā)展出了蓬勃的“律章句學”，其后歷代的“律學”也大多是對法條的詮釋之學。唐律更將“名例”六卷列于法典之首，內容都是專用字和辭的解釋。
明清律首有“例分八字”圖表，解釋“以、準、皆、各、其、及、即、若”八個字在條文內的邏輯功能。西方古代的律學也以對希臘羅馬的法典寫作詮釋（glossae, commentary）為主。中世紀的法學主要在爬梳天主教的教義以尋求人的行為準則。宗教改革及民族國家興起之后，各國強調其法律的權威，十九世紀的實定法學（positivism）引出了分析法學（analytical jurisprudence），認為國家所立之法具有高于其它規(guī)范的權威，它的每個部分 （章節(jié)、條文，甚至一字、一辭）都有深奧的意義，而其整體則是以嚴密的理則組合起來的一個無懈可擊的體系，因此學習法律便是用精確的邏輯去分析法的每一個部分，無需注意法之外的東西如倫理道德等等。
這種學說忽視了“法則”(law) 與“理則”(logic) 兩者所規(guī)范的客體（前者為人，后者為物）之間的基本差別（感情與意志之有無）而將法看作是一個在人的生活經(jīng)驗之外猶如數(shù)學定律一般可以獨立存在的東西，其謬誤受到了稍為后起的歷史法學（historical jurisprudence）及哲理法學（philosophical jurisprudence）嚴峻的批判。前者指出法非權威者之命令（立法者所立之法及司法者所作之判決）的總和，而是人類社會經(jīng)驗過濾、凈化、凝聚而成的晶體；后者指出權威者制立之法雖然可以不必自有其道德含義（因而是amoral或unmoral），但不能違背人們普遍接受的道德準則。
這二派于十九世紀晚年興起，導致了廣義的自然法學在二十世紀的復興，強調法律不可能自立自足，必須依賴其它規(guī)范的支持和補充。這些學說必然引伸出來的結論是：學習法律不能只用邏輯去分析和解釋法律的條文，而應該對于法之上、之外的，影響法的形成并判定法的良窳的許多因素（包括立法與司法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及人們的是非善惡觀念等等），進一步加以探究。
中國古代法家也強調君主所頒法令的獨尊性，主張學習法律就是單純地認識法令的規(guī)定，不必深究。幸而這種極端之說未被后世所取。歷代雖然有許多人注釋法律，但絕大多數(shù)的法學家和司法者都將法律看作是許多社會規(guī)范之一，沒有過分重視法條的文義解釋，而強調學習法律需要更進一步探究法的“精義”。
前文已經(jīng)說過法令的終極目標或“精神”、“精義”應該是尋求社會的公平和諧，所以學習法的“精義”便是要去了解一個法令怎樣使人們在特定的情事里去達到這個目標──第一步先要了解一個法令自己宣示的特定的、直接的目標（如解決契約的糾紛，補償侵權行為的損害，厘定親子、夫妻、勞資等特定的人際關系，保障個人和團體間相對的權利義務，防止與懲戒犯罪，促進社會秩序等等）。
其次要去探究立法當時的社會背景和立法者的意向，然后依據(jù)當時及目前的社會情勢去評斷該法令的目標是否與尋求社會公平和諧的終極目標相符，并審視該法令的規(guī)定是否能促使此目標之實現(xiàn)。如果該法令已被司法者引用，便該去檢驗其紀錄，看看他們（司法者）與自己（學習法律之人）的解釋有無出入，然后決定是否修正自己的想法，或者批評司法者的做法。如果沒有司法實例，便該自行假設若干情況，試驗自己的解釋是否能使該法令達到其目標。經(jīng)過這些步驟終于認清了一個法令的“精義”，才算是將這個法令學好了。
但是僅僅將一個個的法令或一門一類的法令學好了，充其量不過使其人成為某一個或某一類法令的專家而已。前文說過，法是社會變遷過程中將某些經(jīng)驗合情合理化之后，用來促進并維持社會的公平和諧的規(guī)范。大致而言，社會的變遷是漸進的，所以法的演變也有相當?shù)某掷m(xù)性。但是有時社會也可能由于戰(zhàn)爭、革命、外來文化的沖擊等原因而發(fā)生劇烈的震盪，使得一個社會里的各種制度動搖甚至崩潰，因而需要大幅度地改建。近二百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有此種遭遇。應該如何應付這種情勢，成為了這些國家的國民，尤其是其知識分子，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對于學習法律的人而言，便是應該如何建立一個能夠適應這情勢的法制和法學。以中國為例，清季以來立法者和法學者曾經(jīng)引進若干外國（如歐陸、日本、英、美、蘇聯(lián)）已經(jīng)施行而似乎成績不錯的法制和法學（如社會主義法學、資本主義法學、共產(chǎn)主義法學），都未移植成功，在中國造出了一些四不像的東西，對于中國社會里需要法律去解決的問題很少幫助，甚至引發(fā)了許多新的問題。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是什么？主要在于這些人忽視了一點重要的事實：社會可能劇變，但人的思想和行為不可能相應地劇變。
人的思想和行為是由其生存的環(huán)境和社會演變的歷史造成的，而一切的制度和學說都是在思想和行為的基礎上建立的上層結構。要在已有的基礎上逐漸地、小規(guī)模地改變原有的上層結構，大致上并不困難。但是即使如此，也應該對已有的基礎和想要改變的部份具有相當?shù)牧私狻Ｈ绻胱龅母淖冚^大而所依據(jù)的是一個外來的模式或意念，則必須對這模式或意念和已有的基礎取得徹底的認識，并對如此改變的可行性作精準的評估，不可懵懵懂懂貿(mào)然從事，以致不僅浪費了時間和各種資源，而且造成若干巨大永久性的損害。中國此前犯了這種錯誤，其后果已逐漸顯現(xiàn)。此后該怎么做？簡單地說就是要認清自己的基礎和各種可作參考的外國模式和意念的長處和短處，然后找出一條最適當?shù)霓k法來建立一套新的法制和法學。此一說法似乎是老生常談，但是此前并沒有人認真地做過。
要認真地去做上述那樣的工作不是僅僅學好某些部門的法律就能勝任的，而需要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分析目前的世界情勢，推論整個國際社會的發(fā)展趨向，認清中國的能力和缺失，確定中國在此發(fā)展中的目標，然后才能設計出適當?shù)姆ㄖ?，發(fā)展出一套支持這法制的法學，對于許多重要的問題（包括以上提到的人類社會為什么需要法律等等常見的，還有更深一層的如個人的生命有何意義和價值，人與其它生物及自然環(huán)境之間應該有怎樣的關系等）作出響應。這種種問題看來雖似虛夸，其實常常潛存在許多現(xiàn)有的法律里，甚至是某些法律的主題（例如憲法、行政法企圖厘定個人與社會權威的關系，生態(tài)保護法企圖維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數(shù)十年來陸續(xù)訂立的人權法規(guī)和近來有關墮胎、死刑存廢、同性婚姻、國際移民、根細胞（stem cell）研究等等問題的法律便涉及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所以學習這些法律之時也應該注意那種種問題。
通盤研討那種種問題的學問有二：法理學和法史學。可惜二者在目前都不受重視。
學者們指出了三個原因：
一、它們所涉甚廣，即使想稍加探究也須要先具備相當多的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對一般學習法律的人而言是太困難了。
二、一般的法律實務只講究現(xiàn)有法令的適用，很少去追究法條背后或上面的問題，所以一般人覺得這兩門學問功效不大。
三、不少人受了流行的學科分類的影響，認為那些基本的問題與法學相距太遠，應該由哲學和其它社會科學去研究。這三個原因之中，第三個只是一種觀念，本文前段已析述其非。第一個是事實，第二個只符合一部分事實（因為有些實務與重要的法理和法史有密切關系），但是引用這兩點作為不去認真學習法理和法史是不對的。冉求對孔子說“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鬃哟鸬馈傲Σ蛔阏撸械蓝鴱U，今女畫”。我們認清了法理和法史的重要性，便應盡力去學，不可畏怯不前，故步自封。
總而言之，學習任何一門學問一定要樹立一個高遠的目標，努力以赴。所謂取法乎上，雖不得上，猶可及中。學習法律也是如此，一定要立志學到最好的程度，絕不可將法當作一種技術去學，背背條文，硁硁于其文義，而要盡量多學“法之外”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基礎知識，掌握“法之內”的精義，更進一步去思考“法之上”的許多規(guī)范及相關的問題，否則就不能說是學好了法律。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皆有此見。前文提到荀子說“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shù)者，雖博，臨事必亂”，英國上議院的“Law Lord”Cyril John Radcliffe說：“We cannot learn Law by learning Law”值得我們深思。
以上所說如何學好法律似乎僅僅只談了一些求知的問題。人們都知道僅有知識是不夠的，在實際生活中有知識的人未必能好好地做人做事，所以人不僅僅要有智育而且還需要德育。我此前沒有談到這一點，并不是因為德育不重要，而是因為所謂“德育”，乍然聽來似乎只是道德教育，其實該說是“規(guī)范教育”，教人學習律己處世的各種規(guī)范，包括道德及法律等等。教人學習規(guī)范可用身教，可用言教，目前一般法律學校大約都以后者為重。
但是如前所述，學習法律不該僅學法條而要兼學法之上、之外的知識，而這些知識都與道德有關，所以法律教育看來只是智育，實際上也包含了德育。這個道理已在前文再三說明，但是還有幾點需要在此稍加闡述。首先要說的是一種所有學法之人都應該接受的德育：因為法律與社會各方面有密切的關系，所以學法之人無論將來去從事制訂或適用法律的工作，都會受到各方面的壓力，促使他們采取某一個導向，而他們對于某些導向也可能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因此法律教育應該幫助學生養(yǎng)成一種知識的包容心和無私的評斷習慣，對于社會各方面來的壓力一視同仁，將它們背后的主張和理論眾端參觀，并且與自己可能已有的看法并立，不偏不倚地從社會整體的立場加以評斷。有了這樣包容無私的德性，學法之人才不會受一方壓力的擠迫，成為某一種主張的推手或某一家理論的信徒，而能獨立思考，為社會找出一個較為正確的導向。
其次要提到一項與司法實務特別有關的德育。此點甚有必要，一則因為學法之后從事司法及相關工作的人（包括各種公私機構的法務人員及偵查、檢察、辯護、仲裁、審判等等人員）與從事立法工作的人相比，為數(shù)較多，不免良莠不齊；二則因為立法是為一般人制定行為準則，司法是為特定之人解決具體的問題，相對而言，司法及相關工作所涉及的人際關系較為直接而且復雜，身在其中之人不免會有困惑，甚至犯錯。由于這兩個原因，從事司法及相關工作之人需要一套比較細密的行為規(guī)范。這套規(guī)范的內容很廣，此處只能簡略地談一談與檢察、辯護和審判三項工作之人有關的部分，因為他們與涉案人之間的關系最為直接而且復雜。這種關系在不同的司法制度里有顯著的差異。中外常見的司法制度有兩種：一是司法人員偵審制（inquisitorial system），一是當事人抗爭制（adversary system），二者各有優(yōu)劣。前者之弊在偵查者兼裁判者，被偵審之人大多處于不利之地。此點極易了解，毋庸贅述。后者之弊在雙方各自衛(wèi)護私利，可能置社會公益于不顧，訴訟的勝負往往取決于爭辯者的機智和對程序法細節(jié)的掌握，忽視了實質的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這一弊病在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里顯得特別嚴重，因為幾乎一切工作的報償全以金錢計之，富裕之人可以用重金聘用高明的律師為其辯護，這種 “雇來的槍擊手”（hired guns）的訴訟技巧和能夠動用的資源和機制，往往不是一般對方當事人（包括政府檢調單位）的律師們所能掌握的，所以雙方在法庭內外交鋒之余，許多案件都得不到公正的結果。
因為現(xiàn)在我國兼行此二制度，也兼受它們的弊害，所以我們的法學教育應該強調一種司法實務的道德，使學生明白：
第一、 擔任偵審工作之人，應該認清他雖然是為國家服務，但其職責絕不只在維護政府的政策和執(zhí)政者的利益，而應該尋求公平正義和社會的和諧，因而也應該顧及當事人雙方實體法及程序法上的權利，不可濫用其司法權威。
第二、 擔任當事人辯護工作之人應該認清兩點：
（一）他服務的對象雖然是特定之人，但是他工作的目的是尋求公平正義和社會的和諧，所以他雖然應該盡力維護己方的權利，拒斥對方的主張，但不可盲目地淪為當事人的同黨，不擇手段以達成其目的，而應該以誠實的態(tài)度對待證據(jù)，以正當?shù)姆椒ㄟM行攻防，以無私的立場衡量當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利害。如果不能做到這三點，便該辭去其辯護人的職務。
（二）因為法律涉及個人及社會的利害，他的工作不只是為個人營利謀生，而應該為社會尋求公平和諧，所以他不能只將其知識和技能出售給付得起高價之人或機構，而應該提供一部份時間和精力，無價地為社會上貧困無告之人爭取并保障其權力，防止并抗拒強權者對他們的侵害。
上述適用于司法及相關工作者的規(guī)范與適用于一般人的規(guī)范基本上并無出入，但因前者涉及的社會利害較為重大，所以目前許多國家的法律學校已將它列為必修課程，稱之為“法律倫理＂（legal ethics），并設計了一些辦法（例如對于愿意在畢業(yè)后從事若干義務性法律服務工作 [pro bono work] 的學生減免學費）促使學生遵循。我雖然認為法律教育本來就包括了德育，但是由于上述目前社會里的兩個現(xiàn)象 ── （一）代表各種特殊利益的游說集團愈來愈多，其壓力愈來愈大，其主張和理論愈來愈囂張、詭譎，一般人多受其迷惑、擠迫，或者不自覺地受其中某些集團的驅策，或者茫茫然不知何去何從；（二）物質文明的強大誘引使人們，尤其是被重金雇用的法律工作的實務人員，唯利是圖，罔顧道義，造成許多不當?shù)暮蠊?── 使我也覺得上述兩種德性與倫理，應該特別在法律教育里加以強調，如晨鐘暮鼓一般地來啟發(fā)學法之人的良知，養(yǎng)成他們一種比一般遵循道義之人更為獨特的，入污不染、持正不阿的人格和行為。
03
“法律人”的工作
最后要來談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學了法律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一般人可能認為這個問題沒有什么意義，因為大家都知道學法之人可以做律師、檢察官、法官等等。然而他們說的是學法之人可以從事的職業(yè)，我要問的是學法之人可以有什么作為，什么成就。目前有些人提倡“法律人之治”。 什么是“法律人”？學過法律的人便是“法律人”嗎？或者只是知法守法的人？或者必須是通過律師、檢察官、法官考試的人？或者應該是精通法律的人？“法律人”要“治”什么？治事？治國？治事未必須知法律。治國者應備之條件極多，知法守法只是其最基本的一項，此外還須要許多其它的知識、智能、勇氣、毅力，并且遵循一套極高的道德禮儀規(guī)范。
“法律人”是指這樣的人嗎？荀子將他那時候的人分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等（儒效），我們也可以將學過法律之人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學得很有限的人，畢業(yè)后并不以所學為專業(yè)，當然不能算是“法律人”，但是有一點法律的知識多少對他們在處理工作和人際關系時有些幫助。
第二類是只學了一些現(xiàn)有之法，記得許多條文，而拘泥于其文義之人，雖然可以從事各種法律工作，但因其所見者小，對于社會及法律的終極目的不甚了了，對于自己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的功能和應有的責任也不很在意，將所學的法律只看作是個謀生圖利的工具，怎么使用都可以。
其中謹愿者可以機械地依據(jù)條文文義處理一些例行的法律事務和瑣細的訴訟，狡黠者可能舞文弄墨成為刀筆吏，品格更為低下者可能以法律為掩蔽盜名欺世，竊國濫權，也都不配“法律人”之稱，只能分別名之為“法匠”、“法棍”、“法賊”。
第三類是學得了法之精義的人，對于法的目標和自己的責任認識較清，在處理法律事務時可以對現(xiàn)有的法令提出合乎情理、足以促進社會公平和諧的見解，在法無明文的情形也能依據(jù)法理提出適當?shù)奶幚磙k法。第四類是能夠深究法律之內、之外、之上的各種問題的人，他們不僅對于現(xiàn)有的法制和法學有清晰的了解，知道其功能和缺失；而且能高瞻遠矚，回顧社會過去的軌跡，展望其將來的演變，因而設計出因應之道，修正現(xiàn)有的法制和相關的社會制度。這兩類都可以被稱為“法律人”，前者可以成為優(yōu)秀的律師、司法官和立法者；后者如果致力于學術可以成為法學家，如果將其知識和智能用于實務，而且能身體力行，遵守法律及法之上的高層規(guī)范，為他人作則，便可以做上好的社會領導人，如果他們能取得這種地位，又能慎選包括第三類“法律人”在內的各種專業(yè)人士為其輔佐，便可以“治國”。所以學習法律之用可大可小，全憑個人的努力，但是事先必須認清目標，知道法律是什么，為什么要學習法律，其次要講究方法和步驟，才不至于不得其門徑，徒勞無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