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基本信息】
1.裁判書字號
河南省信陽市新縣人民法院（2014)新刑初字第33號刑事判決書
2.案由：綁架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曹之剛、蘭紅勝、王志意三人均因賭博欠了外債。2013年12月上旬的一天，被告人蘭紅勝、王志意在被告人曹之剛家玩時，被告人曹之剛提出其同村的吳某甲有錢，綁架吳某甲的兒子，讓吳某甲拿錢，蘭紅勝、王志意表示同意。經(jīng)商量，三被告人共同購買了一輛二手無牌照白色長安牌面包車。經(jīng)過預(yù)謀和多次跟蹤吳某甲的兒子吳某乙，在了解了吳某乙的活動規(guī)律后，于2013年12月30日晚9時10分許，蘭紅勝駕駛無牌長安面包車帶著曹之剛、王志意守候在吳某乙下晚自習(xí)回家路途中，在吳某乙經(jīng)過車旁時，曹之剛、蘭紅勝二人突然下車，將吳某乙強行抬上車。上車后，曹之剛把吳某乙控制在第三排，王志意坐在第二排；曹之剛用自己戴的“狗鉆籠”帽子罩在吳某乙的頭上，并用黃色寬膠帶將其眼睛封住。蘭紅勝戴著口罩駕車，沿途經(jīng)過職高門前將軍路、愛心公園、箭廠河、陳店、陡山河、千斤。在途中，曹之剛用吳某乙的手機給吳某甲打電話，說吳某乙在他們手上，讓吳某甲拿200萬元錢贖人；因吳某乙在電話中呼救，被告人曹之剛用手朝吳某乙的頭部打了一下，蘭紅勝也對吳某語言威脅。后三被告人將吳某乙?guī)У绞孪冗x定的蘇河鎮(zhèn)新光村下金洼王全柏老房子里。2013年12月31日凌晨三被告人聽到狗叫聲和看到手電光后，便放棄被害人吳某乙朝山上逃跑了，吳某乙被新縣公安局民警順利解救。當(dāng)天下午1時許，被告人曹之剛被抓獲歸案，5時許，被告人蘭紅勝、王志意被抓獲歸案。在抓捕過程中，三被告人均未反抗。
【案件焦點】
關(guān)于綁架罪“情節(jié)較輕”的認定。
【法院裁判要旨】
新縣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為，被告人曹之剛、蘭紅勝、王志意三人以勒索財物為目的，采取強行將被害人吳某乙抬上車、并使用蒙眼、威脅的方法，實施綁架吳某乙的行為，其行為均構(gòu)成了綁架罪。新縣人民檢察院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曹之剛、蘭紅勝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但蘭紅勝相對于曹之剛的作用較??；王志意起次要作用，系從犯；三被告人在綁架吳某乙后沒有對其進行人身傷害；被害人吳某乙也得到了及時解救；三被告人均系初犯、偶犯；在案發(fā)后和庭審中均能坦白認罪，均具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jié)；故在對三被告人量刑時應(yīng)充分考慮其在本案中的具體情節(jié)。對被告人曹之剛、蘭紅勝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對被告人王志意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第六十四條之規(guī)定, 經(jīng)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曹之剛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00元。
一、被告人二紅勝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 10000 元。
三、被告人王志意犯綁架罪，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000元。
四、作案工具無牌照白色長安牌面包車一輛，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法官后語】
《刑法修正案(七）》實施以來，各地司法機關(guān)陸續(xù)援引其中關(guān)于綁架罪“情節(jié)較輕”的規(guī)定，對一些社會危害程度相對較輕的綁架案件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但從司法實踐看，司法機關(guān)在認定綁架案件是否屬于“情節(jié)較輕”時，尚存在判斷基礎(chǔ)不夠統(tǒng)一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案件的規(guī)范、準(zhǔn)確量刑。
綁架罪中的“情節(jié)較輕”從本質(zhì)上說屬于一種價值評判，但這種價值評判并不是隨意的、無限制的，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基礎(chǔ)上。影響綁架罪犯罪情節(jié)輕重的因素具有多樣性和復(fù)雜性，凡是能夠?qū)壖茏锷鐣：Τ潭犬a(chǎn)生影響的因素都應(yīng)當(dāng)包括在內(nèi)。筆者認為認定綁架罪情節(jié)輕重的要素應(yīng)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綁架手段。綁架罪作為侵犯人身權(quán)的犯罪，對被綁架人的人身自由進行實際控制是該罪的主要特征。綁架手段包括主要包括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也出現(xiàn)了行為人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發(fā)育成熟而采用誘騙等方式對被綁架人進行控制的情況。采用綁架手段的不同，直接影響到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一般而言，暴力的危害程度要大于脅迫，而脅迫的危害程度顯然要大于誘騙。即使同為暴力，也存在程度的區(qū)別，有的暴力手段致人傷殘，有的特別殘忍，有的則僅造成輕微傷害，這些都是考察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的重要表征。
2.綁架后果。綁架罪的危害后果體現(xiàn)了該犯罪對法益造成的客觀侵害事實， 直接反映了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綁架罪的后果主要可以從人身損害和財產(chǎn)損害兩個方面來考察：從人身損害方面看，綁架罪既可能造成被綁架人的重傷、死亡，也可能造成某種程度的輕微傷害，或者僅造成被綁架人精神上的恐懼，而在特殊情況下，被綁架人對自己被綁架的情況不甚了解，限于一種認識錯誤的狀態(tài)；從財產(chǎn)損害方面看，行為人通過綁架犯罪獲取的“贖金”在數(shù)額上存在量的差別，既可能最終獲取了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贖金”，也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分文未得。除上述兩個方面外，在“人質(zhì)型”綁架犯罪中，行為人還可能提出一些有悖于法律、道德的不法要求，這些不法要求的實現(xiàn)程度，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有著重要影響。
3．綁架對象。綁架罪侵害對象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如，以老人、兒童、婦女作為綁架對象，與一般的綁架罪相比，其情節(jié)就顯得更為惡劣，社會危害也就更大。因為老幼婦孺在社會觀念中屬于弱勢群體，將這些人員作為綁架對象，不僅更有可能造成被綁架人傷亡，而且嚴(yán)重背離社會倫理道德，更應(yīng)遭受譴責(zé)。此外，被綁架人特定的社會身份也會影響到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
4.綁架故意、目的與動機。犯罪故意、目的與動機都屬于主觀要素的范疇， 它體現(xiàn)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由此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產(chǎn)生影響。在“故意的程度”方面，有學(xué)者提出了兩項標(biāo)準(zhǔn)，第一是犯意的醞釀時間，時間越長，主觀惡性越強；第二是行為人對其行為反社會性的認識程度。就犯罪目的而言，“勒贖型”綁架犯罪中行為人意圖勒索財物數(shù)額的大小以及“人質(zhì)型”綁架犯罪提出不法要求的內(nèi)容也存在程度的差別。犯罪動機雖然一般不屬于構(gòu)成要件的內(nèi)容，但其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影響毋庸諱言。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是為滿足個人私欲而綁架他人；有的是迫于生活壓力實施綁架犯罪；有的屬于非法拘禁索取超額債務(wù)；有的則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等等。犯罪動機不同，體現(xiàn)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的差異，也影響到社會危害程度。
5.行為實施程度。根據(jù)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綁架罪屬于行為犯，即只要完成了 綁架行為就屬于犯罪既遂，行為人是否提出勒索財物的要求或其他不法要求，其犯罪目的是否得逞在所不問。雖然綁架行為實施程度對是否構(gòu)成犯罪沒有實質(zhì)影響，但其對綁架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有著直接的影響。實踐中，有的行為人綁架他人后提出了勒贖要求并得逞，有的行為人綁架他人后尚未提出勒贖要求即被警方抓獲，有的行為人將他人綁架后又幡然悔悟主動釋放了被綁架人。顯然，行為人綁架他人后是否進一步勒索財物特別是否主動釋放了被綁架人，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有著重要影響。
除上述要素以外，實施綁架犯罪的時間、地點以及環(huán)境條件不同，也會對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產(chǎn)生影響。如，在自然災(zāi)害期間實施綁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顯然要高于平時。這些都是評判綁架罪罪輕罪重需要考慮的因素。
但需要指出的是，綁架人與被綁架人之間是否具有親屬關(guān)系、被綁架人之前是否存在過錯等因素并不是獨立的影響綁架罪罪輕罪重的事實因素，它只能對判斷綁架人綁架故意、目的與動機的程度起一定的參考作用，司法實踐中不宜單獨過于強調(diào)這些事實因素在判斷綁架罪“情節(jié)較輕”中的作用。
原文載：《中國法院2016年度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本文作者耿建宏、楊翠玲，河南省信陽市新縣人民法院，P109—P112。
整理：蘇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預(yù)審大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