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漢語的語氣詞用法頗為豐富，一直為學界所關注。汪敏鋒的《言者依據(jù)和預期信息——談“吧”的兩個語用功能及其形式特征》（《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2期）通過有無對比、語義模型構建、話語標記測試等方式，揭示了“吧”的另外兩種語用功能：表示言者證據(jù)和提示合預期信息。完權的《信據(jù)力與“呢”》（《語言科學》2018年第1期）梳理了前人關于語氣詞“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利用Grice 會話隱含模式，借助“信據(jù)力”這一語用概念，分析了有“呢”無“呢”的最小對比對。文章認為， “呢”用在交互性強的話語中：信據(jù)價值低則不宜加“呢”，反饋期待高則不宜刪“呢”。王玨的《語氣詞句末迭用順序研究》（《語言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1期）討論了語氣詞連用的情況。文章關于語氣詞的排序為：A. 來（著）/去/而已 > B. 的/似的/就是（了）1/罷了 > C. 了/啦/咧 > D. 呢/著呢 > E. 不/不成/不是/沒（有）/（>）嗎/ F. 吧/得了/好了/算了/G. 啊/哎/哦/喲/嘛/哈。
漢語的話語標記成分數(shù)量多，用法豐富，近些年來正日益受到關注和重視。陳家雋的《國內(nèi)外話語標記研究：回顧與前瞻》（《漢語學習》2018年第5期）依據(jù)國內(nèi)外學者關于話語標記問題的不同研究旨趣、分析重點與觀察視角，從范疇界定、語義-語用、歷時演變機制與動因等三個方面回顧國內(nèi)外話語標記的研究現(xiàn)狀，并結合國內(nèi)外的研究動向與新趨勢，分析了話語標記研究的發(fā)展空間。曹秀玲、杜可風的《言談互動視角下的漢語言說類元話語標記》（《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2期）討論了元話語標記中的言說類標記，從構成成分上對它們進行了分類，并對它們的功能與分布作了分析，文章還從語義發(fā)展路徑和跨語言視角討論了漢語言說類元話語標記的特點。同類的研究還有陳禹的《作為反意外范疇標記的“還不是”》（《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4期）、楊揚和俞理明的《次生嘆詞“好”反預期標記用法及銜接功能》（《語言科學》2018年第1期）、張文賢、方迪和張媛媛的《語體視角下“這下”的話語標記功能及其教學探討》（《漢語學習》2018年第5期）等。
周韌的《爭議與思考：60年來漢語詞重音研究述評》（《語言教學與研究》2018年第6期）回顧了漢語詞重音研究的主要情況，涉及的內(nèi)容包括：漢語詞重音的研究方法、漢語詞重音關聯(lián)的語音要素、漢語詞重音與聲調(diào)的關系、漢語詞重音的等級、漢語詞重音的分布、漢語詞重音的判斷環(huán)境等，文章依據(jù)“能否輕重辨意”和“能否自成節(jié)律系統(tǒng)”這兩條標準提出一種新的看法：除去輕聲詞以外，漢語詞匯并不具備語言學意義上的詞重音。薛亞紅、端木三的《形名組合的出現(xiàn)率：詞長搭配和“的”字隱現(xiàn)》（《語言科學》2018年第5期）對“蘭卡斯特漢語語料庫”中的形名組合進行了系統(tǒng)考察，文章在排除“的”字隱現(xiàn)情況的前提下，進行了材料的統(tǒng)計，結果顯示：無“的”搭配中，2 1音節(jié)組合的出現(xiàn)率不到5%；而2 2音節(jié)組合的出現(xiàn)率不到2%。這大大低于前人的估計數(shù)據(jù)。其他研究如張培翠和莊會彬的《漢語偽定語現(xiàn)象之韻律句法闡釋》（《語法研究和探索（十九）》，商務印書館，2018年）、王艷秋和黃健秦的《從構式“VV A雙”與“VV A單”看句法語義與韻律的互動》（《漢語學習》2018年第5期）等。
《當代語言學》2018年第2期推出“篇章語言學”專欄，發(fā)表了4篇有關話語篇章研究的論文。張伯江的《漢語句法中的框—欞關系》利用“框—欞”分析框架，刻畫了漢語的主謂謂語句、周遍性主語句、無定主語句、反身與相互代詞句、名詞作狀語以及帶“得”的補語句等句子的句法關系，并進一步討論了框（話題）和欞（次話題）的指稱性質(zhì)，指出漢語的基本句法關系是話題—說明關系。王紅旗的《話語實體的引入—追蹤模式》討論了篇章中實體引入、追蹤的指稱形式和句法位置。馬國彥的《支配還是指稱——動詞帶篇章管界的結構語義基礎》認為，支配管領不宜完全歸因于述賓關系，動詞帶篇章管界的深層原因是信息名詞的作用，應從名詞性成分與句組的同位或復指關系方面來理解篇章管界，從引介的角度重新認識謂語動詞的篇章功能。毛浩然、徐赳赳、婁開陽的《話語研究的方法論和研究方法》闡述了話語研究方法論的基礎定位、四個維度（哲學假設和認知立場、探究邏輯、實踐指南、社會政治承諾）和多種研究方法的選擇（實證主義、語言學、詮釋主義），并介紹了話語研究的方法程序。其他如屈承熹的《漢語篇章句及其靈活性——從話題鏈談起》（《當代修辭學》2018年第2期）、曹秀玲的《漢語小句降級與語篇整合效應——以“作為NP，（S）VP”為例》（《語文研究》2018年第4期）等。
漢語語法研究語言材料和事實的論證非常重要。陸儉明在《語言學論證中的證據(jù)問題》（《學術交流》2018年第2期）一文中強調(diào)，要使事實成為論證中的有力證據(jù)，需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對所搜集的事實要進行多方精心甄別,二是必須進行深刻的理論思考,三是需要將搜集到的事實放到整個語言系統(tǒng)中去分析、思考,而且在運用所需的語言事實時還得輔以嚴密的邏輯推理或假設。陳平的《論現(xiàn)代漢語語法研究中的證據(jù)問題》（《當代修辭學》2018年第5期）從語言研究中理論依據(jù)與經(jīng)驗證據(jù)的區(qū)別出發(fā)，分析了語法研究代表性著作所用例證的來源，指出近三、四十年通過自擬獲取例證的變化趨勢，并由此引申出同現(xiàn)代漢語標準語的起源與發(fā)展有關的問題，比如如何看待作為語料的現(xiàn)代漢語標準語、口語和書面語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把握自擬、利用真實語料以及實驗/調(diào)查這三種獲取證據(jù)的方式等，然后對這些問題作了系統(tǒng)的梳理和論述，并指出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崔希亮的《事件分析中的八種對立》（《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2期）選取八種對立說明了事件分析中語言形式上的不對稱情況。這八種對立現(xiàn)象是：1）現(xiàn)實位移和虛擬位移的對立；2）內(nèi)動力位移和外動力位移的對立；3）過程取景和目標取景的對立；4）現(xiàn)場報道與非現(xiàn)場報道的對立；5）位移方向與位移目標的對立；6）高意志性和低意志性的對立；7）容器圖式和路徑圖式的對立；8）事件與狀態(tài)的對立。張伯江的《現(xiàn)代漢語的非論元性句法成分》（《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4期）區(qū)分了論元性與非論元性，討論了漢語句法中多種非論元角色現(xiàn)象，包括主語和賓語位置上的非論元角色、三類定語的非論元關系以及某些句法糅合過程中不遵從論元關系制約的情況。文章指出，漢語就其本質(zhì)來說，或許并不像西方語言那樣以論元結構為句法語義最基本的支撐；漢語基本的句法事實，就是句法成分形式上的并置。其他研究如陸丙甫、羅彬彬的《形態(tài)與語序》（《語文研究》2018年第2期）、張誼生的《從夸張類別到窮盡方式與強調(diào)程度——“百般、萬般”與“千般”的表達功能與演化模式探討》（《語言研究》2018年第1期）和《當代漢語“X得慌”的演化趨勢與性質(zhì)轉(zhuǎn)化》（《漢語學報》2018年第1期）、劉探宙的《句末的情態(tài)性重置和重申性再現(xiàn)》（《世界漢語教學》2018年第1期）和孫文訪的《“有（have）”的概念空間及語義圖》（《中國語文》第1期》）、鄭娟曼的《所言預期和所含預期》（《中國語文》2018年第5期）等。
總之，2018年度現(xiàn)代漢語句法語義學科的研究成果量大質(zhì)優(yōu)。由于時間和篇幅關系，本文的述介只是浮光掠影，難免掛一漏萬，有遺珠之憾。請學界同仁和讀者朋友予以諒解，也衷心地歡迎大家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