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名士辜鴻銘學貫中西，本是“海龜”，可人家依舊留有一個清代的大辮子，大談一夫多妻的妙處，并以一個茶壺要配幾個茶杯來形象地說明一夫多妻的合理性。好當然好，還有三寸金蓮，更是男人們把玩的好物件，可如果讓辜鴻銘自己去裹一個小腳，他是否還會甘之如飴，癡心于中國專制時代的那些“傳統(tǒng)文化”呢？
辜鴻銘沒有做過這樣的換位思考，清代中期的另一位才子李汝珍卻比他走的遠，想的多。在《鏡花緣》這部情節(jié)詭譎的游記小說中，李汝珍就專門寫了一個海外的女兒國。不過，此國與《西游》上的西梁女國完全不同，有女人，也有男人，而且男主內，女主外。不僅如此，這個女兒國的男子要呆在家里做針黹活，雖長著胡須，也要涂脂抹粉。且化妝品的消費量很大，男人特別愛美。
最要命的是，此國的男子要裹小腳，以此獲得女人的親睞。說白了，《鏡花緣》上的這個女兒國，其實就是把古代中國的男女角色來了一個大對調，讓男人來受受女人的苦，也讓女人來享享男人的福。李汝珍的一片用心，躍然于紙上。
其實，《西游記》上的女兒國，雖沒有李汝珍如此深刻，但也讓唐僧與豬八戒“享受”了一番女人懷孕，甚至流產的痛楚，其用意與《鏡花緣》有相似之處。男權社會的形成，是很早的事情，就連創(chuàng)作于戰(zhàn)國時期的《山海經》，也提到過一個女兒國，大抵那只是母系社會在局部地區(qū)的一絲殘存而已。當然，有些地區(qū)的母系社會能傳承很久，到了唐代，高僧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記》中說起過一個女兒國。
看來，小說也不是“瞎寫”的，玄奘到了明代，進入《西游記》，成了唐僧，也遭遇了西梁女國。男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與摧殘，并非中土的“特權”，而是全球皆普遍存在。就連法國那樣尊重女性的浪漫國家，不也出了波伏娃的女權主義者巨著《第二性》。所謂女人的“第二性”，也就是女人依附于第一性的男人而存在，永遠都是第二位的。為了表示自己不愿意處于“裹小腳”的地位，波伏娃與她的男友薩特，一輩子都只是同居而不結婚。
薩特是上個世紀享譽全球的存在主義大師，他在波伏娃之外，也有其他女人。而波伏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努力干好自己的事，擁有一份完美的職業(yè)，以一種相當高調的姿態(tài)來顯示自己作為女性的“存在”。經濟地位決定一切，似乎只要女人有了穩(wěn)定的收入，那么任何形式的裹小腳都休想施行在女人的身上。其實，女人心理層面的裹小腳，并非只用金錢就能解決。君不見直到今天，女人的“第二性”特征，依舊還是相當顯著嗎？
張愛玲曾毫無哀怨地說過，征服一個男人，要從他的胃開始，而征服一個女人，要從她的陰道開始。不知這個說法的科學性有多強，反正張愛玲在暴得大名后，還對胡蘭成不依不舍。即便明知胡蘭成有別的女人，她還是一如既往的深愛著負心漢。大抵，張愛玲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感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女人，即便此刻她在心理上已然裹了好幾雙小腳，“低到塵埃里”，她也無怨無悔，樂在其中。
女人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動物，你不讓她裹上小腳，她反而認為你沒有拿她當女人來看。而你不拿她當女人看，那她就與男人無異了。天生我“女”必有用，“女人”的存在感，與“人”的存在感是不同的。為了她的存在感，她寧愿接受其中一系列如裹小腳那樣的糟粕，亦在所不惜。
再者，退一萬步講，女人即便真的裹了小腳，也能做巾幗英雄。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里的一位妓女，就是風塵中的楚留香與陸小鳳。說一個老爺妻妾成群，卻不小心得罪了一群狐貍精。這些個狐貍精就全都變成老爺?shù)哪?，跑到老爺家中，亂其內闈。眾妻妾見到這么多個老爺，誰都辨別不出真假，想接近又不敢接近，弄錯了那可是失身的大罪。
真老爺雖信誓旦旦說自己是真的，可沒有一個妻妾敢貿然“笑納”。這事鬧大了，與老爺相好的一位妓女知道了，她便想出了一個妙計。這位妓女來到老爺家中，讓所有的“真假老爺”同自己上床，而床邊站一個膽大的人，手拿一柄斧頭。只要她說是假的，床邊的人就一斧子砍死他。
假的在床上被一個個砍死，便只留下一個真老爺。原來，老爺不太愛家里的女人，偏偏就喜歡這個妓女。兩人在一起的時間多了，老爺在床上的任何細微舉動，妓女都深諳其規(guī)。所以，那些假老爺雖然長的與真老爺一樣，但上了床就不同了，妓女便毫不費勁，知其真假了。
紀曉嵐講的這個故事，從表面上看是一個黃段子，但本質上卻是極為巧妙地贊美了這位妓女的壯舉。這個計謀雖說讓妓女“失身”了，但她卻以自己大無畏的精神，解除了愛郎家庭所遭遇的困厄，真乃救人于水火之中。至于方法，就可以特事特辦，顧不了那么多了。
紀曉嵐筆下的這位妓女，不管裹了小腳沒有，在氣質上都是絲毫不亞于男子的真英雄。而那位老爺，即便沒有裹小腳，此刻也是被女人所挽救的“第二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