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我參加波士頓大學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召開的“辛梯卡哲學現(xiàn)象”學術研討會，認識了辛梯卡教授。在來年春季的學期里，我得到他的允許和邀請，經(jīng)常到波士頓大學去拜訪他。辛梯卡教授開朗、熱心、富有激情。每次他都讓我中午去，請我共進午餐。我們總是邊吃邊談，從學術到文化，從思想到學者以及美國學術界，所談內(nèi)容極其廣泛。與辛梯卡教授的交往，不僅使我在學術上受益良多，而且也是我在美國訪問研究期間美好的經(jīng)歷。
應《哲學譯叢》(現(xiàn)《世界哲學》)主編之邀，我從與辛梯卡教授的交談中選擇出一些話題，做成如下訪談。從確定訪談到最終成文，得到了辛梯卡教授的同意和確認。這里我要對辛梯卡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我在馮·賴特教授寫的自傳里讀到過一段話，他好像對你的評價很高，以有你這樣一個學生感到驕傲。他是邏輯學家，當然也是哲學家。不過，從你的研究成果來看，你好像還有更廣闊的背景。是這樣嗎?
辛：1947年秋天，我進入赫爾辛基大學，專業(yè)是數(shù)學。從職業(yè)的角度說，這是一個安全的選擇。當然，這里也有我父親的建議，他希望我步我叔叔的后塵，將來成為數(shù)學家。但是，我自己還選了第二個專業(yè)來學習，這就是哲學。因為我從中學起就對哲學非常感興趣。在聽哲學課的過程中我又接觸子邏輯，從此與邏輯結下不解之緣。今天回過頭來看，我的博士論文從技術上說是數(shù)學的。后來在研究中，我逐漸認識到，我的能力和傾向更適合搞哲學，而不是數(shù)學。我對數(shù)學和邏輯結構非常著迷，但是當它們在一些具體媒介，比如幾何學、物理實在、人的行為或人的意識中體現(xiàn)出來的時候，我處理起來可以更為得心應手。
王：在這一過程中，馮·賴特的作用大嗎?
辛：很大。我在哲學上只有一位老師，他就是馮·賴特。上大學由于選修哲學，我開始聽馮·賴特的課。有一些課是哲學課，但是改變我一生的是那些邏輯課。當時馮·賴特基本上是在使用命題演算中常見的分配范式的技術，并把它擴展，應用到其他方面，比如應用到一元量詞理論、關系邏輯的一些特殊情況、以及模態(tài)邏輯。如果說馮·賴特的書給人一種印象，他想辦法解決了他在討論的問題，那么他在課堂上很可能就是在做這樣的工作。看他這樣做本身就是一種美妙的體驗。但是還有別的東西。馮·賴特用瑞典語講課，聽課的學生很少。不久他們就被吸引到那種思維過程里面去了，盡管積極的程度有不同。第一學年結束的時候，我學了一些基礎邏輯，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學會了自己對邏輯和哲學進行思考。這是使我成為哲學家至關重要的一步。也許我應該說，這是使我成為哲學家的第一步。通過聽這些課，我認識了馮·賴特，從此一直和他保持聯(lián)系。1949年到1956年那些重要的年代，我們的聯(lián)系尤其密切。
王：那些年為什么重要呢?
辛：我是說對我重要。1948至1949那一學年，我到美國在威廉姆斯學院留學。其間訪問了哈佛大學哲學系，見到了C.路易斯(C.I．Lewis)、H．謝菲
爾(H．Sheffer)和奎因，還分別見到一些比較年輕的哲學家，其中有希茨(H．Hiz)和王浩。這是我個人第一次與芬蘭以外的國際哲學團體中的領袖人物接觸?；氐椒姨m以后，我開始發(fā)現(xiàn)我修的那些非哲學課更有意思。通過數(shù)學學習，我認識了芬蘭最出色的數(shù)學家。我在1952年拿到我的第一個學位。我完成發(fā)對分配范式及其基本性質的一種系統(tǒng)說明，并把它發(fā)表在《當代芬蘭哲學》上。1953年秋天，我進行了博士論文答辯。1954年我到哈佛訪問研究一個學期。那一次奎因不在，去英國訪問講學了。有幸的是亨普爾接替了他的位子。他告訴我波士頓地區(qū)的基本情況，最后建議我去訪問兩個與我年齡相仿、前途無量的人：喬姆斯基和德雷本 (B．Dreben)。我見到了喬姆斯基，但是與他從來沒有什么密切交往。我也見到了德雷本，我們很談得來，成為終生的朋友。我們兩人有一些根本的哲學分歧，但是這從來沒有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而且，他對我的批評確實促進了我的主要哲學思想的發(fā)展。
王：我來之前不太知道德雷本，因為沒有看過他有什么著作。來這里以后，他是人們常掛在嘴邊的人物，而且與奎因和羅爾斯的關系十分密切，好像很重要。
辛：除學術水平外，他在哈佛決定教授任免的機構里任職20多年，當然影響很大。1956年，我成為哈佛研究員協(xié)會成員，后來我才知道，是德雷本提名我的。
還應該說一下，我見到維特根斯坦也是在這段時間里，而且也是通過馮·賴特。1949年我從美國回芬蘭的時候，根據(jù)馮·賴特的建議，在劍橋做一周短暫停留，到他那里與他討論我的學習和研究。結果在他的住處我見到了維特根斯坦。后來在吃飯和其他場合，包括兩次維特根斯坦與朋友進行的哲學討論，我又見過他。但我與他的直接交流沒有超過一兩句話。當時我多少意識到維特根斯坦在哲學中的地位，但是對他的思想沒有什么直接的興趣。
王：維特根斯坦是很奇特的人物。我注意到，當代許多人都說從維特根斯坦那里受到影響。甚至達米特也這樣說。不過我對這種說法總有些疑惑。你對維持根斯坦也很有研究，受他影響了嗎?
辛：我對不同哲學家相互之間的關系總是感到困惑，對史學家和其他人對這些關系的談論則更感到困惑。所謂“影響”，史學家好像是幾乎專門指一個思想家采納了另一個思想家的學說。在我看來，不同哲學家之間實際的相互作用比這要復雜得多。很久以前，一個朋友向我表達她的驚訝，說我沒有成為任何一個著名哲學家的追隨者。我當時的驚訝一定比她還要大得多。我從來不懂為什么許多人總是把重要性與不同的“學派”或“運動”聯(lián)系起來。
王：你的說法使我想到奎因。上次在紀念奎因的會上①，弗羅依德(J．Floyd)說奎因根本不相信哲學運動。在奎因看來，一個哲學家被要求對號入座到一種預先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中，這是極大的恥辱。他認為，這種劃分歸類的做法充其量對學監(jiān)和圖書管理員有用，但是對思想家沒有用。
辛；很遺憾，那次會我沒能參加，因為我到巴黎開會去了。你知道，我是國際哲學學會主席，學會的會是必須參加的。不過我想奎因大概是對的。只有像維也納學派那樣，當哲學家和／或科學家一起相互作用的時候，“學派”或“運動”這樣的詞才有意義。
哲學家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可能同樣是令人困惑的。1931年，維特根斯坦列出10位對他有“影響”的思想家。但是人們不可能發(fā)現(xiàn)任何跡象說明維特根斯坦從最后五位思想家接受了任何特殊的思想。而在前五位思想家中，除羅素外，其他人的影響在文獻中被夸大了很多。我想，維特根斯坦所考慮的似乎是那些對他提出問題或以其他方式引起他思考的人，而不是那些他分享其觀點的人。
王：你曾多次提到你的“游戲理論語義學”是受到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思想的啟發(fā)。也許這算是一種影響。
辛：這可以算是一個說明“影響”的特例吧。最初讀維特根斯坦的時候，我對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概念及其在我們語言的語義中的作用很入迷。由于我有一些馮·諾依曼的博弈論知識，因此我聯(lián)想到一個簡單的、也許有些傻的問題：如果把游戲理論的基本概念應用到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或類似的理論中，會發(fā)生什么情況?但是，相關的語言游戲是什么?我對司寇倫函數(shù)的潛在興趣使我想到一個答案。一個句子S的司寇倫函數(shù)值是用來賦予S真的“證人個體”。因此D根據(jù)我們規(guī)范的前理論看法是真的，當且僅當存在其司寇倫函數(shù)的一個整集?，F(xiàn)在，顯然可以把尋找恰當?shù)淖C人個體看作是一種諾依曼—摩根斯坦理論意義上的“針對自然的游戲”，以司寇倫函數(shù)集來起制勝策略的作用。由于典型的情況是一個人不知道所有要求的個體，因此證實S
的游戲從根本上說就相當于一種尋找和發(fā)現(xiàn)的游戲。這樣，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思想直接激發(fā)了一種重要的途徑，而這種途徑最終成為著名的博弈論語義學。
王：不過，你的“游戲”與他的“游戲”區(qū)別很大呀！
辛：是的。很久以后我認識到，當維特根斯坦堅持認為對象這個概念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一個對象可以被尋找并且被發(fā)現(xiàn)時，他非常接近這個思想。但是，他從來沒有把這個思想與邏輯結合起來，而是把它與空間概念結合起來。正像人們可以說的那樣，他從來沒有認識到，是一個對象乃是一個約束變元的值。
王：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弗雷格說一個對象總是處于一個概念之下，一個概念總是一個其值為真的函數(shù)。意思也是這樣。1992年達米特對我說，像洛克、休謨這樣的哲學家總是探討對象和概念，但是他們都很糊涂。直到弗雷格才清楚地說明什么是對象，什么是概念。我當時真有一種“頓開茅塞”的感覺。當然。我一直覺得，維特根斯坦從邏輯、主要是從弗雷格那里獲得了許多靈感，他把邏輯應用到哲學領域，因此提出了許多新的有啟發(fā)性的思想。但是他從來也沒有像弗雷格、羅素和奎因這樣的哲學家那樣把邏輯貫徹始終，因此除了有他晚期的種種困惑以外，大概也有你所說的這種與重大發(fā)現(xiàn)的失之交臂。至于今天他那些眾多的追隨者，可能問題就更大了吧!
辛：你對弗雷格確實有許多很有意思的想法。關于維特根斯坦與弗雷格的關系，你可以去問弗羅依德。她知道得很多。不過，就我來說，也許我的哲學思想中最重要的觀念最初是受到維特根斯坦啟發(fā)的。同時我也認識到，我應用維特根斯坦的思想，不僅是以一種他本人所沒有采用的方式，而且是以一種他無論如何都會立即拒絕的方式。
除此之外，我還有其他一些主要問題和主要思想受到維特根斯坦的啟發(fā)，對我的研究激勵很大。但是這些就使我成為他的追隨者嗎?我從來不認為是這樣。他“影響”我了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取決于“影響”一詞的意義。在前面提到的維特根斯坦列出10位影響他的思想家的意義上，我毫不猶豫地承認維特根斯坦對我的思想活動的影響，即使我對他的一些主要觀點進行了尖銳的批判。
至于你說的他的追隨者，他們的想法確實更遠了。大多數(shù)語言學家和語言哲學家似乎都認為語言游戲屬于語言的語用學。而用Y．希勒爾(Yehoshua Bar—Hillel)的說法，語用學對他們來說常常是“廢紙簍”，凡是不能以明確的句法和語義探討的問題都可以放到它里面。
王：去年在波士頓大學開的“辛梯卡哲學現(xiàn)象”研討會上，我聽到有人說你是邏輯領域的一位“革命者(revolutionary)”，最近我在一本剛剛出版的講你的書里又看到這種說法②，作者甚至認為在這種意義上奎因也不如你。我想，這主要是指你的IF邏輯。前幾年陳波教授從芬蘭回國以后，曾經(jīng)寫文章向中國讀者介紹過你的這種邏輯。因此，你在邏輯領域中的“革命”即使在中國大概也不令人陌生。這個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獨立—友好邏輯。
辛：當我提出稱這種新邏輯為獨立—友好(IF)一階邏輯的時候，我犯了一個多重策略錯誤。正像我自那以后多次指出的一樣，以任何特殊的稱號來說明這種新邏輯的特征都是錯誤的。它是沒有限制的一階邏輯(即量詞理論)，不受任何不必要的限制妨礙。正是人們接受的一階邏輯才需要從術語上進行限定的，比如限定為依賴—不便的邏輯或獨立—質疑的邏輯。
王：IF邏輯是在一階邏輯基礎上發(fā)展的。一般把一階邏輯稱為古典邏輯。照你的解釋，IF邏輯仍然屬于古典邏輯的范圍了?
辛：是的。IF邏輯不是“非古典的”。它不涉及任何邏輯概念解釋的變化。IF邏輯中使用的聯(lián)結詞和量詞的語義博弈規(guī)則也是人們接受的一階邏輯所依賴的規(guī)則，當然例外的情況是允許有信息獨立解釋。這樣，IF邏輯在某種意義上說比已接受的一階邏輯更古典。
實際上，我也不是一下于就認識到這一點的。完全想明白這個問題僅僅是過去兩、三年的事情。量詞之間依賴和獨立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是在一階層次上表達變元之間依賴和獨立關系的唯一方式。既然我們確實想表達我們的邏輯語言中變元之間依賴和獨立的所有可能模式，IP一階語言就是尋找完全明確的科學語言或邏輯語言或者至少是在一階層次上選擇的語言。
從否定的方式說，人們接受的弗雷格—羅素對量詞的處理在其所能表達的東西中是有嚴重局限性的，因此作為一種科學或數(shù)學的邏輯是不充分的。從技術上講，弗雷格—羅素對量詞的處理是不充分
的，因為在已接受的邏輯中，量詞之間的依賴關系是由其論域之間的包含關系指示的。通常的論域關系不能表達出量詞之間依賴和獨立的所有可能模式。
王：我覺得你講得很有意思，也很有道理。請恕我直言，也許是由于我不太熟悉的緣故，從文獻來看，你的IF邏輯似乎還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這是為什么呢?
辛：在文獻上還是可以看到的。應該承認，IF所帶來的發(fā)展開辟了一個天地，其潛在的豐富性使人感到幾乎難以置信的難堪。
王：對不起，請問：你說的“難堪(embarrass- ment)”是什么意思?
辛：我用難堪這個詞是有考慮的，這是一個比較個人化的表達。因為我強烈地意識到，我自己已經(jīng)再也沒有時間、精力和背景知識來利用這些可能性了。你知道，我現(xiàn)在是做一些編輯工作，教教書，我的年齡也大了，又沒有助手，因此我個人想要進一步實現(xiàn)這些想法是有許多困難的。但是我相信，我的思想會被緩慢地吸收到討論的主流中去。這一點我是比較樂觀的。這不僅因為我作為一個探究者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更因為這些新洞見的結果是非常根本性的，因此思想家們很難按照他們的理解來重新調整他們的思想。
無論如何，我確實相信，盡管可能有些不太現(xiàn)實，我提出的新邏輯的優(yōu)點是非常明顯的，值得有洞察力的哲學家采用，使它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王：你的研究非常廣泛，包括歷史性的研究。我覺得，一些大師，特別是像亞里士多德這樣的人，對后人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從邏輯技術的角度說，今天我們從他那里學不到什么東西。但是在邏輯思想以及與邏輯相關的思想方面，我們卻總是獲得許多十分重要的啟發(fā)。你對亞里士多德很有研究，你覺得是不是這樣呢?或者說，你的思想從歷史中是不是也獲得許多營養(yǎng)和啟示呢?
辛：當然。我的IF邏輯的語義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來源于古希臘的邏輯和認識論。我年輕時就對蘇格拉底提問的方法很感興趣。柏拉圖把這種方法變成一種一般的詢問和哲學訓練的方法。而到了亞里士多德這里，則開始發(fā)展出一種系統(tǒng)的提問游戲式的理論。
王：是《論辯篇》吧?
辛：不只是《論辯篇》。在《前分析篇》和《后分析篇》中，亞里士多德思考整個科學過程。他在那里把這個過程看作是一種問答系列。在任何提問游戲中，最重要的策略是預見答案。亞里士多德認識到，答案各種各樣。有些答案是可以預見的，有些答案則是無法預見的。而完全可以預見的則是那類被早先答案所邏輯蘊涵的答案。正是通過分析與早先答案相關的這些答案，亞里士多德成為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邏輯學家。這一步研究和發(fā)展是十分重要的。當一個問題的答案被一個早先的答案所邏輯蘊涵時，這樣的步驟和過程與一般的問答活動在概念上是完全不一樣的。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這樣的步驟和過程必須通過論證來判斷。回答者和他或她的認識狀態(tài)無關。這里至關重要的是問題及其答案與早期答案的邏輯關系。因此，人們有理由把這樣的步驟從日常問答步驟分離出來，稱它們?yōu)椤斑壿嬐评聿襟E”。從亞里士多德這里，我確實吸收了非常重要的思想。由此我發(fā)展出一般的追求知識的形式，即提問的方式加上推理形式。我認為，任何以理性方式尋求知識的推理過程都可以表達為這種形式。
王：我想，邏輯學家與哲學家、有邏輯背景和沒有邏輯背景的哲學家還是有些區(qū)別的。你覺得這樣的區(qū)別大嗎?順便說一下，我這樣問是有目的的，因為在中國，邏輯并不是為哲學家普遍重視的。除了喜歡像哈貝馬斯這樣的哲學家外，大多數(shù)哲學家還是更喜歡像海德格爾、德里達那樣的人。
辛：我經(jīng)常對我的哲學同事提出一些批評，因為他們沒有能夠利用邏輯研究所帶來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對批評那些自命自封的哲學家不感興趣，我也從來不考慮他們，比如德里達和羅蒂。因此我的批評在許多人看來也許是不公正的。其實，根據(jù)圣經(jīng)的標準，饒恕他們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常常不知道他們說的是什么。我認為邏輯是重要的，不僅對數(shù)學，而且對一般的日常語言，特別是對哲學問題的分析，都是重要的。邏輯不僅是知識性的東西，而且會對我們的智力方式和興趣方向產(chǎn)生影響。最重要的是，這種影響往往是根本性的，因為由此會帶來哲學問題的重要發(fā)現(xiàn)和發(fā)展。
本站僅提供存儲服務，所有內(nèi)容均由用戶發(fā)布，如發(fā)現(xiàn)有害或侵權內(nèi)容，請
點擊舉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