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詩詞成就
蘇軾是我國文學史上一位罕見的文藝全才：其文可比肩韓、柳，詩可步武李、杜，詞媲美辛棄疾，書法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為四大家……，創(chuàng)作上不管是拓展前人(如詩文)，還是獨自開宗立派(如詞)，在每一領域里都取得了第一流的成就。
他是繼李、杜而后的詩壇大家，無論是才華還是成就，在兩宋詩人中都無可與肩。其詩論強調有感才寫詩，鄙棄有意而為詩；與注重內在體驗相聯(lián)系，藝術上提倡自然天成。其詩歌以其內容深廣和手法的多樣展示詩人精神世界的廣博與豐富；詩風也豐富多彩，奔放而宛轉，新奇而自然，是其風格的主要特征；其代表作無不放筆快意氣勢縱橫，既一意傾瀉又宛轉曲折，既恣意揮灑又舒卷自如。他同時也是一位與辛棄疾并稱的詞壇高手，在詞史上的地位更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后啟來者。他借用某些詩的表現(xiàn)手法作詞，拓寬了詞的題材，升華了詞的境界，豐富了詞的表現(xiàn)技巧，特別是開創(chuàng)了豪放詞，提高了婉約詞的格調，使詞體在藝術上進一步走向成熟，成為一種“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特殊抒情文學體裁。
這里我們將分別闡述他的詩歌理論與詩詞創(chuàng)作。
第一節(jié) 坎坷人生與磊落襟懷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于宋仁宗景祐二年誕生在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一個文學世家。父親蘇洵晚年文名震天下，后來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他那積極進取的人生態(tài)度和縱橫開闔的文風深深影響了蘇軾后來的生活與創(chuàng)作。蘇軾的青少年時代是在寧靜而又緊張的求學中度過的，他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而歸》中說：“我昔家居斷往還，著書不復窺園葵”，20歲時就已博通經(jīng)史，下筆琳瑯。
嘉祐元年，蘇軾隨著父親和弟弟蘇轍來到汴京。蘇洵把自己不同流俗的文章和兩位不同凡響的兒子，一起送到了當時文壇盟主歐陽修面前，次年，蘇軾與弟弟雙雙及第，頃刻蘇氏父子名動京師。嘉祐六年蘇軾參加了秘閣的制科考試，考取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在制科考試前后，他連續(xù)寫了《進策》25篇、《進論》25篇、《禮以養(yǎng)人為本論》6篇，系統(tǒng)地分析了當時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弊端，并探究了造成這種弊端的病根：“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進策》)。他認為改革的關鍵不是變法而是任人，這大不同于王安石在嘉祐三年上仁宗萬言書中所提出的變法主張，與王安石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影響了他后來的整個人生道路。
中科制后，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出任鳳翔府判官，這是他政治生涯的開始。治平四年(1066)4月蘇洵病故，他扶柩歸蜀服喪。服喪期滿回朝時，王安石領導的變法浪潮席卷朝野。上層社會內部急速分化，原來十分賞識王安石的歐陽修、富弼等元老，從慶歷革新的支持者一變而為熙寧變法的反對派，形成了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集團。蘇軾本來就只提任賢人而不提變法制，加之與反對這場變法的元老關系密切，因而他立即站在保守派這一邊，反對王安石大刀闊斧的激進變革。這樣他不得不離京外任，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湖州。
新法實施過程中難免產(chǎn)生種種流弊，變法派中任非其人更造成了變法的負面效應，對變法本有抵觸情緒的蘇軾只看到變法結下的苦果，并寫詩揭露新法擾民蠹國，這釀成了后來有名的“烏臺詩案”。元豐二年七月，王安石已經(jīng)退出政治舞臺，變法已經(jīng)失去了原來的意義，變法派中的新進以蘇軾諷刺時政的詩歌為把柄，必欲置他于死地。朝野許多元老紛紛上書營救，王安石也上書神宗說情，神宗本人對蘇軾并無惡感，蘇軾才幸免于殺身之禍，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黃州四年，蘇軾的思想、情感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他的思想和個性原本就很復雜，早年以“濟世”、“功業(yè)”自期的是他，“早歲便懷齊物意”的也是他(《和柳子玉過陳絕糧次韻》)。經(jīng)過“烏臺詩案”這一沉重打擊，他需要尋求心靈的安慰，思想中早已存在的釋、道思想有所發(fā)展，儒家的積極進職、道家的因任自然、釋家的自我解脫同時出現(xiàn)于這一時期的詩詞中。釋、道對他難免有一些消極影響，但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也獲得了某種肯定的意義：這使他既憂國又憂民又曠達自若，既透悟人生又一腔熱腸，才吟罷“長恨此身非我有”(［臨江仙］)，又開始高唱“大江東去”(［念奴嬌］)；剛才還悲嘆“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fā)”，馬上又哼起“休將白發(fā)唱黃雞”(［浣溪沙］)；哪怕明知“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xiāng)子］)，但仍有滋有味地去品味“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水調歌頭］)，他進入了一種新的精神境界。
元豐八年(1085)神宗病逝，年僅10歲的哲宗繼位，朝局地覆天翻，保守派重新回朝掌權，不久蘇軾回京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司馬光偏執(zhí)地廢除一切新法，保守派又要使朝綱恢復仁宗那種沉悶因循的舊觀。蘇軾不同意舊黨“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的做法(《辯試館職策劄子》)，這樣，舊黨執(zhí)政他也不能安于朝。從元祐四年起，他先后出知杭州、穎州、揚州、定州。蘇軾受到新舊兩黨夾攻的原因，主要由于他磊落的襟懷和無私的品德，他從來不以個人仕途的升降為懷，而以國政的興衰成敗為念。他早年反對王安石變法是因為他與王對時局的認識和救弊的措施不同，不愿違心附和執(zhí)政的新黨謀取高位；司馬光執(zhí)政他又不愿違心尾隨這位溫公以自固。元祐八年哲宗親政，重新起用章惇、呂惠卿等新黨人，蘇軾以譏斥先朝的罪名貶知英州，接著再貶惠州安置，此時，他是已近60的老翁了。紹圣四年(1097)朝廷又加重了對元祐黨人的懲罰，他又被貶到海南島的儋州。那時海南島的生存環(huán)境比惠州更糟，去海南島時“子孫慟哭于江邊，已為死別”(《到昌化軍謝表》)。所幸他那開朗坦蕩的胸懷，那任真逍遙的稟性，那隨緣自適的態(tài)度，使他得以戰(zhàn)勝惡劣的環(huán)境和陰險的迫害。元符三年(1100)遇赦北還時，他不無自豪地寫道：“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第二年三月，蘇軾由虔州出發(fā)，經(jīng)南昌、當涂、金陵，五月抵達真州（今江蘇儀征市），六月由潤州抵常州，七月詩人病逝于常州。死前兩月在真州游金山龍游寺時留下名作《自題金山畫像》，凝練地概括了一生曲折悲慘的遭遇：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yè)，黃州惠州儋州。
一千多年來，不僅蘇軾作品一直是騷人墨客模仿的標本，蘇軾其人也一直普通大眾崇拜的偶像，他的門人李廌在祭文稱頌他說：“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蔽娜烁瞿教K軾“無所不可”的文學才華，普通大眾更喜歡蘇軾“一蓑煙雨任平生”的人生態(tài)度。
（本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果麥文化傳媒發(fā)行，全部用芬蘭進口輕型紙印制。在當當、京東、天貓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