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及“二王”，往往講的是王羲之，很少涉及王獻之。關(guān)于王羲之與王獻之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研究、其后價值評論的消長，這兩個方面的問題既與藝術(shù)本體的認知有關(guān)，也與不同時期政治、社會和藝術(shù)發(fā)展有關(guān)。
東晉末至晚唐400年間
對二王評價的消長
什么是二王評價的消長？評價好壞分三個時期：一是王羲之死后，東晉末至南朝宋齊近百年間，王獻之名聲高于乃父。二是自梁武帝至唐太宗的初唐約200年間，褒大王貶小王。三是盛唐至晚唐一百年間，雖大王已為書圣，但對二王各有褒貶。
南朝士人皆崇尚王獻之，南朝虞和講“洎乎漢魏，鐘、張擅美，晉末二王稱英?！边@是一個總的背景。
到梁代陶弘景時：“比世（宋齊兩朝）皆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名。（鐘繇）貴斯式略，海內(nèi)非惟不復(fù)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焙?nèi)已經(jīng)不知道鐘繇，甚至不知道王羲之了，而只知道王獻之。此時追隨獻之書風(fēng)的有羊欣、阮研等一大批書法家。所以在那個時候王獻之聲名更高。
晉 王獻之 中秋帖 原大（27×11.9cm） 紙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初唐時情形發(fā)生變化。二王在書法上各有優(yōu)劣。唐李嗣真《書后品》“其（羲之）飛白也，猶夫霧繫卷舒，煙空照灼，長劍耿介而倚天，勁矢超騰而無地，可謂飛白之仙也。”草書王羲之是仙。而后面說“子敬草書逸氣過父”，他認為草書來說王獻之超過王羲之：“如丹穴風(fēng)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知所自，或蹴海移山，翻濤簸岳。故謝安石謂公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亦非徒語耳。”
梁武帝、唐太宗是晉唐時代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帝王，他們對“二王”有近乎相同的看法。梁武帝《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說：“王羲之書字勢雄強，如龍?zhí)扉T，虎臥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xùn)。”唐太宗說得更絕對，他以一個帝王之尊為王羲之做傳論，空前絕后?！锻豸酥畟髡摗吩疲骸八栽敳旃沤瘢芯?，盡善盡美，惟王逸少乎！”唐太宗一錘定音：王羲之是盡善盡美，是真正的書圣。
他們對王獻之如何評價？這些評價引起后世對王獻之的忽視。梁武帝《古今書人優(yōu)劣評》：“王獻之絕眾超群，無人可擬。”這是說王獻之的厲害之處，但“如河朔少年皆悉充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彼浴昂铀飞倌辍北扔魍醌I之書法不成熟。唐太宗《王羲之傳論》則有更進一步的貶低，他認為王獻之的毛病太多：“獻之雖有父風(fēng)，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搓擠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固翰墨之病歟！”
盛唐以后儒家思想教條在消退，人們的觀點又發(fā)生變化了，重新看到王獻之的重要性，發(fā)出與唐太宗不同的聲音。張懷瓘《書議》云：“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zhí)行、草之權(quán)。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
王獻之確立了新書體大草
大草書王羲之不如王獻之
王羲之的草書，張懷瓘《書議》云：“諸子亦有所不足：或少運動及險峻，或少波勢及縱逸，學(xué)者宜自損益也。異能殊美，莫不備矣。然道合者，千載比肩，若死而有知，豈無神交者也？逸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蓖豸酥牟輹屯醌I之的比較，可以看出“女郎材”和“丈夫氣”。王羲之《行穰帖》少于運動及險峻是“女郞材”，王獻之《中秋帖》一筆寫完，一行到底，多波勢及縱逸是“丈夫氣”。這是王羲之草書到王獻之草書的最大的變化。
王羲之可以說是創(chuàng)造了今草，但是今草還沒進入大草，王獻之創(chuàng)立了大草。王羲之今草尚有章草的痕跡，其《初月帖》、《姨母帖》，都是王羲之草書的主流形態(tài)。王羲之今草是行草，沒有完全的大草?！镀咴绿?、《上虞帖》都是在行書中加了草書，是行草。這個時候王獻之提出了一個建議。張懷瓘《書斷》論中寫道：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頗異諸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p>
王獻之向父親提了一個重要的建議：小草、章草要改變，改成獨立的大草。少年王獻之給王羲之的這個建議如當頭棒喝。直到王羲之去世，王獻之才18歲，如此年少就提了對父親非常重要的、關(guān)于書體完善的意見，但是王羲之沒有完全接受。在改體中間是存在困難的：“今窮偽略之理，于往法固殊?！币牡脑挄糯鷷w有不同，這個不同就可能會“不合六書”，被認為造了很多錯別字。王獻之《鵝群帖》中“姊”“當”“歸”“獻”“須”“彼”這6個字，用西漢許慎《說文解字》的字法來看都是不合六書的。王羲之在變新體的過程中，還要更多考慮遵守六書。王獻之表示要創(chuàng)作新的書體，從而表達我們情感的藝術(shù)意境，就必然和六書有昩，要犧牲文字方面的一些規(guī)定，創(chuàng)造大草。這就是王獻之最后突破了今草的局限，創(chuàng)造了大草的要點。
張懷瓘云：“草書者，張芝造也?！庇衷疲骸安⑹瞧渥?，逸少、子敬為嗣?！辈輹豸酥?、王獻之是繼承者，大草方面王獻之是創(chuàng)造者，所以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說“王獻之能為一筆書?！本褪俏覀兒竺嬉姷竭@個大草。
如果說大草、狂草確是“窮偽略之理，極草蹤之致”，不合六書的另一套文字與書法系統(tǒng)的話，從宋代以來的書法史著作基本忽略了中國書法的這一條被熊秉明、韓玉濤先生所稱道的浪漫主義的主線。
如果說這條主線張芝、王羲之是開創(chuàng)者和發(fā)展者，王獻之則是完成者。如果說王羲之的楷書、行書，其偉大的繼承者是顏真卿、蘇東坡、米芾和趙孟頫，那么王獻之大草書體的偉大繼承者就是張旭、懷素、黃庭堅和徐渭。
我認為：魏晉六朝是中國文學(xué)藝術(shù)的自覺時期，同時也是西漢以來儒學(xué)道統(tǒng)松馳時期，所以有近百年尊崇王獻之浪漫主義和表現(xiàn)主義的書風(fēng)潮流。
隋唐建立如同漢代一樣大一統(tǒng)的國家，儒學(xué)政治社會觀念自然回歸，作為一代英明統(tǒng)治者唐太宗尊崇在繼承和創(chuàng)新之間至為中庸的王羲之，是完全合乎歷史發(fā)展邏輯的。
到了盛唐，特別是天寶年間唐玄宗時代，可以請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到朝堂賦詩，所以繼承王獻之大草精神的張旭、懷素起來了，創(chuàng)造從大草到狂草的浪漫主義藝術(shù)高峰。這個藝術(shù)高峰就是張旭、懷素秉承王獻之傳統(tǒng)而創(chuàng)立的，其后有黃庭堅、徐渭這一系列的狂草書家是另外一個草書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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