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趙、后趙的統(tǒng)治延續(xù)了近半個世紀(jì)，對東晉十六國的政治格局、社會觀念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漢趙、后趙五主即匈奴劉淵、劉聰、劉曜和羯族石勒、石虎，都是以武力顛覆漢族的西晉、建立少數(shù)族新朝的標(biāo)志性人物。他們登極前后，利用圖讖宣揚各自政權(quán)的合法地位，“五胡”的稱謂大約由此而產(chǎn)生，其最初的涵義，就是指這五位率先入主中原并長期稱帝的“胡”族首領(lǐng)。東晉十六國末期，“胡”的涵義擴展，此前活躍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數(shù)族——匈奴、羯、鮮卑、氐、羌——統(tǒng)統(tǒng)被納入其中，“五胡”的新概念形成。這種變化，反映了漢族政權(quán)在與少數(shù)族政權(quán)持續(xù)對抗的形勢下，對十六國歷史的一種總結(jié)性認識。
關(guān)鍵詞：五主；圖讖；五胡；五族
“五胡”稱謂出現(xiàn)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其最初的涵義一直模糊不清。一些學(xué)者認為是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一些學(xué)者認為是指五人，也有一些學(xué)者認為是匈奴“五部胡”的簡稱。苻堅所謂“五胡次序”，又被一些學(xué)者說成是圖讖名，說成是當(dāng)時社會上流行的一種預(yù)言北方各主要少數(shù)族將相繼建國的讖書，使“五胡”的問題變得更加復(fù)雜。有鑒于此，筆者擬對“五胡”稱謂的本源再作探究，重點是“五胡”的族屬及所指五人的推定。同時，也嘗試為“五胡次序”尋找更合理的解釋。
―、“五胡”為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說置疑
《晉書·苻堅載記下》：
（姚）萇求傳國璽于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為惠?！眻圆_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jù)？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通鑒》此事系于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前秦苻堅建元二十一年，后秦姚萇白雀二年，385)八月?！缎W(xué)紺珠》“五胡”條：“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鮮卑、苻洪氐、姚萇羌?！薄锻ㄨb》胡注：“胡、羯、鮮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昂?、羯、鮮卑、氐、羌”之“胡”，在此專指匈奴。上引王應(yīng)麟、胡三省說，是迄今為止關(guān)于“五胡”稱謂最流行的解釋。
雷家驥說：“中、外學(xué)界對孰是‘五胡’……多采用宋元以來的廣義解釋，即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三琦良章又說：“‘五胡’一詞的意思是五種少數(shù)民族，指三至五世紀(jì)從北方、西方移住中國的匈奴、羯族、鮮卑、氐族、羌族，基本上已成為常識?！辈粸闊o據(jù)，如陳寅恪就說：“五胡，謂五外族?！薄稌x書·劉曜載記》：
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為之。
《通鑒》晉明帝太寧三年（325)六月同。陳寅恪又說：“所謂胡、羯、鮮卑、氐、羌就是‘五胡’?！闭茄匾u“宋元以來的廣義解釋”，確已成為學(xué)界的常識。
至于“五胡”何以會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據(jù)王樹民說：淝水戰(zhàn)前，“五胡”之名已正式使用，指的是各少數(shù)族“據(jù)有中原地區(qū)建號稱帝者”（按其思路，應(yīng)包括漢趙的匈奴劉氏、后趙的匈奴別部羯族石氏、前燕的鮮卑慕容氏、前秦的氐族苻氏）。淝水戰(zhàn)后，羌族姚氏和鮮卑慕容氏又分別建立了后秦、后燕，所以氐、羌和鮮卑也都列于“五胡”之?dāng)?shù)。但匈奴加上氐、羌、鮮卑只有四族，此前讖書的編造者并未限定必有五族建立政權(quán)。后人覺得東晉十六國時期“活動于中原地區(qū)”的少數(shù)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鮮卑、氐、羌四種”，與“五胡”名實不相符合，于是就把“胡”和“匈奴”劃作“不同的概念”，從匈奴中分出羯族來，以湊足“五胡”之?dāng)?shù)。
此說最大的疑點在于：既然東晉十六國時期“活動于中原地區(qū)”的少數(shù)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鮮卑、氐、羌四種”，后人選擇這些族群的總稱，何以不是名實相符的“四胡”，而是令人費解的“五胡”呢？對此，王樹民本人也有所察覺，他說：“如果羯可以和匈奴分開，那么，鮮卑中的段氏、慕容氏、拓跋氏、禿發(fā)氏等也都應(yīng)該分出來，賨人更要從氐人中分出來，而匈奴族中還有赫連氏、沮渠氏等，這樣又超過五個民族之?dāng)?shù)了。”這就不免讓人猜測：東晉十六國時期的“五胡”稱謂，是不是另有所指？
上引苻堅、姚萇的對話與圖讖相關(guān)，以往史家對此多已留意，如《通鑒》胡注云：“無汝羌名，謂讖文耳。姚萇自謂次應(yīng)歷數(shù)，堅故以讖文為言?！薄拔搴钡靡耘哦ā按涡颉?，前提就是“五胡”之名均見于讖語。苻堅否定姚萇稱帝的資格，質(zhì)問其于“圖緯符命，何所依據(jù)”，又引“五胡次序”為證，都是出于這樣的背景。
呂思勉進而指出：“此‘羌’字指姚萇而言，非指凡羌人。當(dāng)時最重圖讖，故萇以是求而堅斥其誣?！焙髞砉|(zhì)起兵響應(yīng)苻登，傳檄三輔稱：“姚萇窮兇肆害，毒被人神，于圖讖歷數(shù)萬無—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呂思勉謂郭氏“意與堅之言同”，并反詰說：“不然，圖讖豈有不為一人造而為一種族造者邪？”不“為一種族造”而“為一人造”，正是圖讖的基本特征之一。
王應(yīng)麟解釋“五胡”稱謂的涵義，落實到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胡三省將“胡、羯、鮮卑、氐、羌”五族與“五胡”相對應(yīng)；陳寅恪徑言“五胡”為胡、羯、鮮卑、氐、羌“五外族”，看來都未必妥貼。至少在前、后秦交替之際，苻堅所謂“五胡”是指五人而不是五族。
《晉書·后妃傳下·褚皇后傳》載褚太后還政之詔云：“帝（引者按：指晉穆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dāng)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瘪沂线€政事，《通鑒》系于晉穆帝升平元年（前燕慕容儁元璽六年，前秦苻生壽光三年，357)正月，此前各少數(shù)族“據(jù)有中原地區(qū)建號稱帝者”，有匈奴劉淵、劉和、劉聰、劉粲、劉曜，羯族石勒、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鑒、石祗，鮮卑慕容皝、慕容儁，氐族苻健、苻生；此后到苻堅被俘時（385)，又有鮮卑慕容暐，氐族苻堅，羌族姚萇，共四族（將匈奴別部羯族析為一族，則有五族）、十九人。如果“五胡”僅限于五人，又是指其中哪幾族的哪些人呢？
考證羌族姚萇是否屬于“五胡”，可能是一個便捷的切入點。“五胡次序”由圖讖人物排列而成，其中既無羌族首領(lǐng)姚萇之名，見于圖讖的“五胡”，就不可能包括其他羌族人物在內(nèi)。《容齋隨筆》所舉“五胡”，羌族姚萇被排除在外，就是礙于“無汝羌名”的制約。這種處置，顯得更為審慎也更為合理。
接下來的問題則有些棘手：“五胡次序”中，是否有氐族首領(lǐng)即苻堅本人或其父祖之名呢？另據(jù)《晉書·苻堅載記下》：
(太史令王彫）嘗言于堅曰：“謹案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思慈妗⒈菹轮ブM也。又曰：‘當(dāng)有艸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氐在中，華在表?！笀D讖之文，陛下當(dāng)滅燕，平六州。愿徙汧隴諸氐于京師，三秦大戶置之于邊地，以應(yīng)圖讖之言?！?/span>
雷家驥說“古月之末”（“胡末”），指前后趙之末，不夠準(zhǔn)確；但他說“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指苻堅祖洪、從父健、父雄及堅本人，是不錯的。雷氏進而說，該讖語“預(yù)言氐族苻氏將興起于胡末”，顯示“亂中州”之“胡”并“不包括氐人在內(nèi)”，也可以信從。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載蒲（苻）洪入關(guān)事云：
時姚弋仲亦圖據(jù)關(guān)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眾五萬來伐洪。洪逆擊，敗之。于是安定梁擾楞等并關(guān)西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已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自天，必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
《通鑒》此事系于晉穆帝永和六年（350)。前一年石虎死，后趙國內(nèi)大亂，梁擾楞等人所言之 “胡”，指羯族石氏無疑?！昂\已終”，又可與“古月之末”相參照。稱尊在即的氐帥蒲（苻）洪，則肯定不在“胡”人之列；洪孫堅所說的“五胡”，也肯定不包括其本族——氐族及其首領(lǐng)在內(nèi)。
諸史關(guān)于氐、羌與胡人（古月）稱謂的記載，給我們一個啟示：識別“五胡”族屬的關(guān)鍵在于判定其當(dāng)時是否稱“胡”。孫仲匯說：“《史記》、《漢書》中稱匈奴為胡是極普遍的，但對氐、羌二族卻從未以胡字相稱。除《史》、《漢》外凡宋之前皆無人稱氐、羌為胡。”又說：“氐、羌與‘胡’無緣，當(dāng)然不應(yīng)列入‘五胡’，之中?！贝苏f雖然存在漏洞，但東晉十六國時期，氐、羌稱“胡”的例子的確十分罕見。孫氏據(jù)此推測氐、羌都不屬于“五胡”的范圍，是可以成立的。
孫仲匯又提出，“五胡”不應(yīng)包括鮮卑在內(nèi)，他說：“鮮卑慕容廆輩受晉之封，與劉、石抗衡，故不能列入‘五胡’?！薄稌x書·慕容廆載記》載魯昌勸說慕容廆接受晉廷任命，《通鑒》此事系于晉元帝建武元年（317)，胡注：“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陳垣說：“借王命自重，猶言擁護中央，其始叛晉者匈奴、羯耳，鮮卑、氐、羌，猶奉王命?！睎|晉前期的基本戰(zhàn)略，就是聯(lián)合鮮卑各部“與劉、石抗衡”，惟其如此，晉人是不會將其同盟者（“猶奉王命”者）與敵對者（“叛晉”者）混為一談而統(tǒng)稱“五胡”的。
《晉書·張祚傳》錄張祚稱王時下書曰：“昔金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氐、羌咸懷竊璽?！睆堨穹Q王事，《通鑒》系于晉穆帝永和十年正月，在褚太后還政前三年。張氏所列“亂華”之“戎狄”，有胡、羯、氐、羌而沒有鮮卑。說明直到前燕稱帝兩年后，晉人仍未將鮮卑慕容氏當(dāng)作敵手，更不用說與“亂華”的“戎狄”相提并論了。其間褚太后詔稱“五胡叛逆”，“五胡”應(yīng)該在張祚說的胡、羯、氐、羌之中，與鮮卑無關(guān)。
雷家驥又提示:在苻堅眼里，被前秦攻滅的“東胡鮮卑”——鮮卑慕容氏，同樣不屬于“胡”的范圍。筆者也認為：秦人的圖讖不會為燕人造勢，更不會是鮮卑慕容氏所使用的版本。盡管鮮卑偶爾也稱“胡”，但那是因為他們在舊史中被視為“東胡”的緣故?！皷|胡”之“胡”與“五胡”之“胡”，其實是兩回事。
綜上所述，從張祚稱王（晉穆帝永和十年）到褚氏還政（升平元年），再到苻堅敗死（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前后30余年間，東晉十六國的漢族與少數(shù)族人群，在觀念上都是將鮮卑、氐、羌三族同“五胡”相區(qū)別的。也就是說，那時“五胡”稱謂所涉及的五人，未必分屬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
二、漢趙、后趙五主——“五胡”稱謂最初的指涉
既然東晉十六國時期“活動于中原地區(qū)”的少數(shù)族，“主要的只有匈奴、鮮卑、氐、羌四種”，“五胡”稱謂又不包括鮮卑、氐、羌三族在內(nèi)，那是不是就意味著：“五胡”僅限于匈奴，或者還有其別部羯族呢？
我們首先要確認一點：東晉十六國時期，匈奴與羯族是否都稱“胡”。《晉書·劉聰載記》載劉聰繼位之初，太史令康相因天有異象言于聰曰：“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 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康相將“胡王”與“皇漢”、“漢域”相對應(yīng)， 表明在漢國的匈奴人內(nèi)部，既未放棄“世雄燕代，肇基北朔”的歷史認同，也未放棄“胡”的自稱，盡管他們對外并不稱“胡”。
《晉書·劉曜載記》記太興三年（320)劉曜自雍攻陳倉，晉南陽王保部將楊曼、王連謀曰： “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dāng)也。”此處“胡主”指前趙主、匈奴 首領(lǐng)劉曜，“胡”指匈奴。上引永和十年張祚下書，將胡與羯、氐、羌并列，“胡”也是指匈奴。
張祚將“胡”、“羯”并列，顯示二者存在差異，但東晉十六國時期，羯人稱“胡”的例子也極為常見。如后趙建國之際流行一則讖語：“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睋?jù)抄錄者解釋：“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為‘襄’也?；蛉肟?，為‘國’也。尋為石勒所都。”楊洪權(quán)說這“可能是石勒周圍的人編造的，目的是為石勒定都襄國制造輿論”。就是羯族稱“胡”之例。
《晉書·石勒載記上》載石勒從張賓之議，遣王子春、董肇等奉表推王浚為天子曰：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主，蒼生無系。伏惟明公殿下，州鄉(xiāng)貴望，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fù)誰？
“小胡”是相對于匈奴本部（如建立漢趙的匈奴屠各部）而言的，也就是《載記》解釋石勒族屬時所說的“匈奴別部”。王浚質(zhì)疑“石公何為稱藩”，子春回答說：“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愿公勿疑?！薄锻ㄨb》此事系于晉愍帝建興元年五月?！白怨耪\胡人而為名臣者實有之”，溫公等人作“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這里“胡”、“小胡”、“胡人”，都是羯族石勒的自稱。
有趣的是，被晉人視為“胡主”的匈奴劉曜，又將羯族石勒稱作“大胡”，《劉曜載記》：
聞季龍進據(jù)石門，續(xù)知勒自率大眾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guān)。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zhàn)，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眾大小復(fù)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dāng)也?！?/span>
《通鑒》此事系于晉成帝咸和三年（前趙劉曜光初十一年，后趙石勒太和元年，328)，唯“大胡自來”，溫公等人作“王自來”。太興二年（319)，石勒稱趙王，“大胡”與“王”，均指石勒。按周一良的說法：“此大胡謂石勒，乃與石虎相對而言?！眲t石虎又是“小胡”?！按蠛?、“小胡”，都是前趙匈奴首領(lǐng)對后趙羯族首領(lǐng)的稱呼。
另如我們所知，后趙建國后，石勒定“諱胡”之法。此事表明：羯人此前一定是稱“胡”的。當(dāng)然，“胡”的稱謂已含貶義，與西漢時匈奴人自詡“天之驕子”的意味相去甚遠。漢國、 前趙單于臺所轄“六夷”，其中的“胡”，則是包括匈奴別部如羯族在內(nèi)的“雜胡”，與匈奴本部的屠各身份有別，實際上處于分治的狀態(tài)。
又《魏書·序紀(jì)》載建國十四年（351)什翼犍曰：“石胡衰滅，冉閔肆禍，中州紛梗，莫有匡救。”代人與后趙相鄰，他們視石氏為“胡”，所以才有“石胡”的稱謂。
總之，在一些場合與匈奴之“胡”對舉的“羯”，在另一些場合又是和匈奴一樣稱“胡”的。因此，褚太后詔文所言“五胡”，既有可能指匈奴劉氏，也有可能指其別部羯族石氏。
孫仲匯的結(jié)論值得重視，他說：“晉唐人心目中的‘五胡'僅指‘劉、石’而已。”雷家驥又說：褚后手詔所謂“五胡叛逆”，指“屠各劉氏所統(tǒng)、陷兩京而虜二帝”之胡而言，包括“原屬胡部”的羯族石氏。孫、雷上述觀察相當(dāng)敏銳，也最接近于事實。不過，“五胡”專指“劉、石”，只是東晉十六國人的看法，并不包括唐人在內(nèi)。
本文的問題，至此還沒有徹底解決：“五胡”即使僅限于匈奴劉氏、羯族石氏，劉、石“據(jù)有中原地區(qū)建號稱帝者”，也有劉淵、劉和、劉聰、劉粲、劉曜和石勒、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鑒、石祗十二人之多，晉人、秦人所說的“五胡”，究竟是指其中的哪五人呢？
上引《晉書·劉曜載記》太興三年晉人楊曼、王連稱匈奴劉曜為“胡主”，《劉曜載記》劉曜稱羯族石勒為“大胡”，《通鑒》“大胡”寫作“王”，是解讀“五胡”涵義的重要線索?！拔搴倍际恰昂鳌保葱倥?、羯族“據(jù)有中原地區(qū)建號稱帝者”。劉曜是“胡主”，石勒稱“大胡”與“王”，自然也是“胡主”。在劉曜、石勒之前稱帝的劉淵、劉和、劉聰、劉粲是“胡主”，在劉曜、石勒之后稱帝的石弘、石虎、石世、石遵、石鑒、石祗也都是“胡主”。關(guān)鍵在于，不同的“胡主”，在少數(shù)族世界尤其是在本族的認識中，地位是否也不同？
苻堅“五胡次序”的提法表明：“五胡”不但都進入圖讖，而且在十六國進程過半——歷經(jīng)漢趙、后趙、前燕、前秦及后秦初的80余年后，其法統(tǒng)已獲得各少數(shù)族人群的認可。筆者進而想到：以“五胡”為主要角色、宣揚其政權(quán)合法地位的圖讖，應(yīng)是“五胡”建國前后所利用、甚至就是其自造的文本?！拔搴狈Q謂的形成，又是“五胡”長期稱帝乃至“五胡”的圖讖長期流傳的結(jié)果。
褚太后還政之詔，將“五胡叛逆”與“四海未一”聯(lián)系起來，為解讀“五胡”的涵義提供了另一條線索。“四海未一”，指西晉瓦解和南北中國的分裂；“五胡叛逆”，則是造成“四海未一”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五胡”所涉及的五人，正是以武力沖擊漢族統(tǒng)治并最終取代西晉王朝的“胡”族首領(lǐng)。
漢趙、后趙國匈奴、羯族的稱帝者，遠遠不止五人。然而，這些“胡主”在位的境況卻大相徑庭：與劉淵、劉聰、劉曜、石勒、石虎五人相比，劉和、劉粲、石弘、石世、石遵、石鑒、石祗七人稱帝的時間短暫，如劉淵死，太子和嗣位，庶弟聰殺和自立；聰死，太子粲嗣位，為靳準(zhǔn)所殺；石勒死，太子弘嗣位，從父虎代弘稱帝；虎死，太子世嗣位，庶兄遵代世稱帝；冉閔殺遵，立虎子鑒，旋又殺之；石祗自立為帝，為劉顯所殺。筆者推測：劉和、劉粲、石弘、石世、石遵、石鑒由于在匈奴、羯族內(nèi)部爭斗中失利而迅速銷聲匿跡，他們的名號不會穩(wěn)定地留在本族的圖讖中，他們稱帝前后即使利用了圖讖，那些圖讖也不會作為鼓吹他們法統(tǒng)地位的工具在社會上長期流傳。
上引王彫向苻堅陳述的讖語，向苻堅陳說的讖語，是一項有力的佐證。該讖語中，苻洪、苻健、苻雄、苻堅四人相繼登場，而早于苻堅稱帝的苻生卻了無蹤影。究其緣由，當(dāng)以苻生是苻堅的政敵、又為苻堅所殺之故。苻堅上臺后，苻生必然被前秦的圖讖所淘汰，在“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的表述中，就沒有留下他的位置。劉和等六人政治上的結(jié)局，大致與苻生相似，他們不可能獲得因讖語散布而排列成“序”的合法的君主地位，也不可能被納入業(yè)已演化為固定稱謂的“五胡”之中。
歸納東晉十六國時期“五胡”身份的限定，就是五位率先入主中原并長期稱帝的匈奴及其別部羯族的首領(lǐng)，相對于南朝以后以“五胡”泛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的“廣義解釋”，這可以說是一種“狹義解釋”。符合此條件的其實也只有五人，即漢趙主劉淵、劉聰、劉曜和后趙主石勒、石虎。
東晉與十六國、漢族與少數(shù)族政權(quán)，雖然都在使用“五胡”的稱謂，都是指劉淵、劉聰、劉曜、石勒、石虎五人，但雙方在政治上的對立，使他們對“五胡”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東晉的漢族方面看來，“五胡”是顛覆其故國——西晉的罪魁禍?zhǔn)?。褚太后用“五胡叛逆”概括永嘉政局，就反映了這樣一種觀點。而在十六國的少數(shù)族方面看來，“五胡”則是推翻漢族統(tǒng)治、創(chuàng)立少數(shù)族新政權(quán)的標(biāo)志性人物。苻堅以“五胡次序”駁斥姚萇稱帝的訴求，前提就是“五胡”已得到胡、羯乃至氐、羌人群的一致?lián)泶鳌?/span>
以往學(xué)界有一種意見，將“五胡”視為“五部胡”的簡稱。此說與本文的結(jié)論近似，但也有重要區(qū)別。此說由王樹民發(fā)端，按照他的說法：“匈奴五部一般的稱為五部，自然也可以稱為‘五胡’，所指的范圍很小，所以也不多見使用，后來由于讖書的使用，‘五胡’一名有了新的內(nèi)容，逐漸成為一個歷史上通用的名詞。孫仲匯說：“‘五胡’一詞由‘五部胡’衍化而來?！搴磩Y五部之眾的簡稱”。又說：“石勒曾為劉淵部屬，也可稱為五部胡或五胡?！崩准殷K則說：“褚后手詔之所謂‘五胡叛逆’，蓋指屠各劉氏所統(tǒng)、陷兩京而虜二帝之五部胡而言；而羯族石氏原屬胡部，從而叛逆，殆以包含于其內(nèi)矣。由是可知，從‘五部胡’而‘五胡’，的確應(yīng)是其簡稱而已。然而，此說值得商榷。
匈奴“五部”或“五部胡”簡稱“五胡”，文獻中完全找不到證據(jù)。更大的疑點在于：石勒雖“曾為劉淵部屬”，“原屬胡部，從而叛逆”，卻不是五部中人?！稌x書·石勒載記上》：“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薄扒记钡谋疽馍写鏍幾h，但“別部”與匈奴“并非一族”，是可以肯定的。石勒自稱“小胡”，就是相對于匈奴本部如五部、屠各而言?！秳⒃］d記》載劉淵起兵之際，命劉宣等人“招集五部，引會宜陽諸胡”，“五部”與“諸胡”已有明顯的界限。“小胡”應(yīng)屬于“諸胡”（盡管未必是在宜陽），而不是“五部”。所以，“五胡”如果專指“五部胡”，羯族石勒就難以躋身其中。
經(jīng)苻堅排定“次序”的“五胡”，都是在北部中國長期稱帝的少數(shù)族首領(lǐng)。而在真正的“五部胡”之中，具有這種資格的，嚴格說只有劉淵、劉聰、劉曜三人，即使算上短暫稱帝、旋即被劉聰取代的劉和，也不過四人，仍湊不上“五胡”的數(shù)目?！拔搴焙喎Q“五部胡”，無法落實到五人。
另據(jù)《洛陽伽藍記》載：北魏孝莊帝永安二年（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9)，元顥入洛陽稱帝， 陳慶之拜侍中。張景仁設(shè)宴，慶之因醉謂蕭彪等人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dāng)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云云?！庇纱丝芍媳背笃诘摹拔搴狈Q謂，并不限于匈奴、羯族兩種，甚至不限于鮮卑慕容一部，“魏朝”即鮮卑拓跋部也被嚢括在內(nèi)。此時的“五胡”，顯然不是“五部胡”的簡稱。以“五胡”指代“五部”的做法，至少沒有延續(xù)到南朝時期。
以往學(xué)界還有一種關(guān)于“五胡次序”的意見，認為該“次序”是當(dāng)時社會上流行的一種圖讖。如陳寅恪說：“‘五胡次序’，乃圖讖名。”周一良解釋說：“陳寅恪先生謂五胡次序當(dāng)是圖讖符命之一種?！绷_新進而又說：“至遲到前秦時候，社會上流行的讖書中，有一種是講‘五胡次序’的。這就是說，出現(xiàn)了一種預(yù)言當(dāng)時北方各主要少數(shù)族都將建立政權(quán)、并且認可這種政權(quán)合法地位的學(xué)說?！?/span>
所謂“北方各主要少數(shù)族”，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及漢趙、后趙、前燕、前秦、后秦諸政權(quán)在內(nèi)，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前秦時期及此前社會上流行的某種讖書，何以能將國別、族類各異而且不少于五人的少數(shù)族帝王，統(tǒng)統(tǒng)收入其中？何以又能在同一版本的讖書中，為敵對的各方一并提供其政權(quán)合法性的依據(jù)？
十六國時期預(yù)言各族建國、稱帝的圖讖，都是為其本族、為一姓人物所用的。漢趙、后趙讖書的內(nèi)容，盡管未留下記錄，但在兩國政治上嚴重對立、軍事上持續(xù)沖突的形勢下，顯然無法依靠同一種讖書，協(xié)調(diào)雙方國祚交替、帝位嬗代的順序。具體說來，后趙石勒所利用、編造的讖書，有可能承認與漢國或劉淵、劉聰?shù)睦^承關(guān)系，卻不可能承認與前趙或劉曜的繼承關(guān)系，不可能為前趙的合法地位鼓噪。
上引王彫、苻堅對話中提到的圖讖，暗喻氐族及其首領(lǐng)苻洪等人的活動。也涉及羯族石氏 (古月、胡，指后趙）、鮮卑慕容氏（東燕、白虜，指前燕）、華族司馬氏（華，指東晉），但都是作為背景，以烘托氐族苻氏一族、一姓及前秦一國的崛起。在這類讖語或讖書中，苻氏以外的各族、各姓的法統(tǒng)，并沒有得到強調(diào)或推崇。其中，鮮卑慕容氏與氐族苻氏處于敵對狀態(tài)，前燕又為前秦所“破”、“滅”，雙方更不可能共享政權(quán)合法性的資源，用同一種圖讖安排各自的帝位。上引孫仲匯、雷家驥諸家，對此已有申說。
南燕建國之際，也有一則讖語：“大風(fēng)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唯有德人據(jù)三臺?！薄爸猩健睘楹笱嘀?，“德人”指慕容德；“三臺”即鄴城三臺，指鄴城。此讖語意謂中山陷落、后燕亡國后，慕容德將據(jù)鄴城稱帝。楊洪權(quán)說這“是慕容德的親信編造的，旨在為慕容德稱王制造輿論”，不無道理。此讖語著力表現(xiàn)南燕對后燕的承襲，及慕容德政權(quán)的合法地位，并沒有牽涉其他族群、人物，更沒有排出后燕、南燕以外的帝位“次序”。
概言之，苻堅所謂“五胡次序”并不是“圖讖名”，不是前秦時期“社會上流行”的一種讖書，而是苻堅為此前在各族、各國的不同的讖書中出現(xiàn)的五位少數(shù)族帝王排定的“次序”，是當(dāng)時少數(shù)族社會所認可的五位少數(shù)族領(lǐng)袖稱尊的法統(tǒng)。
三、“五胡”涵義的變化及其政治文化背景
有證據(jù)表明：“五胡”的涵義，在東晉南朝之際發(fā)生了變化。即由特指五位匈奴、羯族首領(lǐng)，變?yōu)榉褐感倥?、羯、鮮卑、氐、羌各族。
《晉書·李玄盛傳》記晉安帝義熙元年（西涼李嵩建初元年，后秦姚興弘始七年，后燕慕容熙光始五年，南燕慕容德建平六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五年，405)西涼主李暠（玄盛）遣使送表至?xí)x廷云：
自戎狄陵華，已涉百齡，五胡僭襲，期運將杪。
不但反映西涼方面的立場，也反映東晉方面的立場。自義熙元年上溯“百齡”，大致相當(dāng)于劉淵、石勒起兵時。在李暠及晉人的觀念中，“五胡僭襲”，正是肇始于一個世紀(jì)前的“戎狄陵華”，也就是匈奴漢趙、羯族后趙建國。少數(shù)族群對北部中國的征服，延續(xù)了一百年之久?！捌谶\將杪”，則預(yù)示著尚存的后秦、后燕、南燕、北涼諸政權(quán)，及其主導(dǎo)者羌族姚氏、鮮卑慕容氏、匈奴沮渠氏，終于要退出歷史舞臺。換言之，新的“五胡”稱謂，已將十六國時期活躍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數(shù)族統(tǒng)統(tǒng)嚢括其中。
宋文帝元嘉五年（428)謝靈運上疏云：
自羌平之后，天下亦謂虜當(dāng)俱滅，長驅(qū)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guān)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為一紀(jì)，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shù)齊世，虜期余命，盡于來年。云云。
“羌平”，指義熙十二年劉裕平定后秦之役。小謝所謂“五胡”，則包括“羌平”之“羌”即后秦姚氏在內(nèi)。謝氏建議北伐時，漢趙、后趙亡國日久，所謂“余命”盡于來年（即元嘉六年）的“五胡”，應(yīng)指其時仍占據(jù)北方的其他少數(shù)族政權(quán)。
關(guān)于“五胡”新概念的形成，川本芳昭有一種模糊的表述：“五胡十六國北朝史上的‘五胡’等于‘匈奴、羯、鮮卑、氐、羌’這一概念的形成，至少可以上溯到崔鴻《十六國春秋》成書之時?！贝搌櫋妒鶉呵铩?，成書于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比上述李暠送表要晚一百多年，比上述謝靈運上疏也晚了近八十年。
“五胡”涵義的變化，取決于“胡”的涵義的變化。宋孝武帝時（454—465)何法盛校書東宮，《晉中興書》疑即其時所作。該書有《胡錄》多篇，記載匈奴、羯、氐、羌人的事跡，也許還有鮮卑人的事跡。
宋文帝繼位，上距前趙覆滅大約一個世紀(jì)，謝靈運“五胡代數(shù)齊世”，或即以此為說。劉宋建國之前，匈奴、羯、鮮卑、氐、羌各族均已在北方建國。可信至遲到元嘉初年，漢趙匈奴劉氏、后趙羯石氏、前燕鮮卑慕容氏、前秦氐苻氏、后秦羌姚氏、后燕鮮卑慕容氏、西燕鮮卑慕容氏、西秦鮮卑乞伏氏、后涼氐呂氏、南涼鮮卑禿發(fā)氏、南燕鮮卑慕容氏、夏匈奴赫連氏，都被宋人納入了“胡”乃至“五胡”的范圍。
“五胡”指匈奴、羯、鮮卑、氐、羌這一概念的形成，大約就在晉宋之際?！拔搴焙x的變化，反映了漢族政權(quán)在與少數(shù)族政權(quán)持續(xù)對抗的形勢下，在少數(shù)族政權(quán)“走馬燈”般輪替、大致塵埃落定之后，對十六國歷史一種總結(jié)性的認識。
南朝又有“胡亡”一說，《宋書·州郡志》：
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胡亡”在“氐亂”之前，指羯族石氏亡國無疑。同書《樂志》：
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太元中，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
“胡亡”在太元中“破苻堅”之前，且“胡亡”時“鄴下樂人”逃往東晉者頗多，此“胡亡”亦指后趙的傾覆無疑。以上兩段引文表明：南朝時期，在泛指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的“五胡”概念出現(xiàn)以后，特指匈奴、羯族的概念并未消失，這兩種概念都為南人所接受，在史家的書寫中是并行不悖的。
北朝“五胡”與“胡”的概念，涵義微妙且前后有所變化。川本芳昭將“五胡”廣義解釋的產(chǎn)生，上溯至《十六國春秋》成書之時，而現(xiàn)存《十六國春秋》殘卷中，并沒有“五胡”的表述。與之形成對照的，則是“胡”的稱謂在該書中頻繁出現(xiàn)，其涵義大多是指匈奴及其別部。
早在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二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451)正月，即《十六國春秋》成書前半個多世紀(jì)，拓跋燾在給劉宋盱眙守將臧質(zhì)的信中，歷數(shù)加入魏軍的少數(shù)族成員，就提到“胡”兵：
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shè)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減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guān)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
盡管這是北魏的敵國——劉宋方面的記錄，但“胡”顯然是當(dāng)時南北通用的稱謂?！昂痹谙挛谋环Q作“并州賊”，無疑是指匈奴及相關(guān)人群。而“胡”與氐、羌對舉，又說明在北魏的官方話語中，氐、羌并不屬于“胡”或“五胡”的范圍，與南朝將氐、羌歸入“五胡”的做法，是判然有別的。
更重要的是，根據(jù)魏太武帝的說法，無論丁零、氐、羌，還是胡——匈奴及相關(guān)人群，“盡非我國人”?！拔覈恕奔次喝?，主要指鮮卑拓跋部。證明北魏前期“胡”的稱謂，并不包括匈奴以外的少數(shù)族人群在內(nèi)；而南朝以“五胡”泛指匈奴、羯、鮮卑、氐、羌諸族，并將鮮卑拓跋部與慕容部一并納入其中的做法，勢必遭到北魏方面的抵制。因此進入南北朝以后，“五胡”不再是南北方通用的概念。劉宋采用新的“廣義解釋”，北魏則沿襲舊的“狹義解釋”。
北魏建國之初，政治上面臨一種窘迫的境地：在總括北方各主要少數(shù)族的“胡”的概念之下，將鮮卑拓跋部與慕容部從族屬上加以區(qū)分是相當(dāng)困難的。南朝將鮮卑拓跋部與諸“胡”并列，力圖在胡漢之間設(shè)置鴻溝。北魏則反其道而行之：依舊將“胡”限定在匈奴或其別部的狹窄范圍，淡化他們與匈奴、羯、氐、羌尤其是與鮮卑慕容部共同的少數(shù)族色彩，并與十六國時期入主中原的各少數(shù)族政權(quán)劃清界限，以期消弭新征服地區(qū)居民主要是漢族居民的敵對情緒，進而爭取在法統(tǒng)上與南朝政權(quán)相抗衡。
在堅守或放棄少數(shù)族身份的問題上，北魏朝野始終暗流涌動——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意見。這由太和十四年（490)關(guān)于行次的爭論，可以看得很清楚。孝文帝最后接受李彪、崔光等人的建議，宣布繼西晉為水德，否決了高閭一派承前秦為土德的觀點。而此前道武帝定土德的本意，是將鮮卑拓跋部并入黃帝一系，建構(gòu)與漢族同祖、同源的歷史。孝文帝重定行次，是依循道武帝的既定思路，盡管在形式上，他將土德變成了水德。
《十六國春秋》面世在孝文帝遷洛之后，反映的是北魏后期的觀念。其中崔鴻對于“國”、“族”的分類，尤其值得關(guān)注。該書各篇，已指明十六國開國者的族屬，但作者選定的十六國，并非清一色的少數(shù)族政權(quán)，前涼、西涼兩國就是漢族所建?？梢姟妒鶉呵铩坊镜闹埸c，是十六國時期出現(xiàn)的“國”，而不是支撐這些國的“族”。后世所謂“五胡十六國”，一般以為該提法的始作俑者是崔鴻。其實崔氏筆下只有“十六國”，而沒有“五胡”。
北朝“胡”與“五胡”涵義的改變，出現(xiàn)在北齊一代?！段簳ぬ煜笾尽罚?/span>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頭。彗所以去穢布新也，皇天以黜無道，建有德，故或憑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經(jīng)始之謀而底定其命。
《魏書》成書，在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梁元帝承圣三年，西魏恭帝元年，554)。作者魏收，系由北魏入東魏再入北齊者。北魏道武帝皇始元年（396)之前的“百有余年”間，匈奴、羯、鮮 卑、氐、羌族相繼入主中原，伯起所謂“蹂躪生人、力正諸夏”的“五胡”，無疑是包括匈奴、羯、鮮卑、氐、羌各族在內(nèi)的。可見北朝的“五胡”稱謂，已從專指匈奴、羯族，轉(zhuǎn)為泛指十六國時期各主要少數(shù)族，大致與南朝趨同了。
然而，北齊繼承北魏的法統(tǒng)，其建國者又是鮮卑化的漢人，南朝、南人將“魏朝”、鮮卑拓跋部與十六國時期各主要少數(shù)族并稱“五胡”的做法，是北齊所不能接受的。《魏書》“五胡”中的鮮卑，想必僅指鮮卑慕容部而與拓跋部無關(guān)。北齊的“五胡”限定為鮮卑拓跋部以外的各少數(shù)族，與南朝趨同之中又有不同。
魏人將北魏與十六國、鮮卑拓跋部與“五胡”相區(qū)別，《史通》對此有如下評議：
魏本出于雜種，竊亦自號真君。其黨附本朝，思欲凌駕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北吞諸偽，比于群盜，盡入傳中。但當(dāng)有晉元、明之時，中原秦、趙之代，元氏膜拜稽首，自同臣妾，而反列之于傳，何厚顏之甚邪！
浦起龍解釋說：“諸偽”即“匈奴、羯、徒河（引者按：即慕容鮮卑）、氐、羌等”；“秦”即“氐苻、羌姚”；“趙”即“匈劉、羯石”。又說：“此痛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晚出稱尊，跨壓往代，徒增可丑?！眲⒅獛诐h族中心論的立場并不足取，但他關(guān)于北魏對“中原秦、趙”態(tài)度的改變，以及關(guān)于魏人“黨附本朝”的評述，則大體可信。浦起龍所謂“晚出稱尊，跨壓往代”，則是歷朝史官的通病，而非北魏一代之丑。北朝史家在政治乃至族屬上，竭力使鮮卑拓跋氏有別于“五胡”，從崔鴻到魏收，可謂一脈相承。
如所周知，在南北朝對立的政治格局下，雙方都以歧視性的稱謂指代對方，北朝稱南朝、漢族劉蕭陳諸氏為“夷”、“島夷”，南朝稱北朝、鮮卑拓跋氏為“虜”、“索虜”。耐人尋味的是，南朝在關(guān)于其北方異族對手——北朝及鮮卑拓跋部——的歷史書寫中，一般也回避“胡”的提法。這可能是鑒于南北朝形勢的變化，十六國與北朝作為不同的歷史階段，已為少數(shù)族、漢族人群所普遍接受。南朝不得不對“胡”和“五胡”的稱謂重新定義，在以“五胡”泛指十六國時期入主中原各少數(shù)族的同時，也將鮮卑拓跋部隔離在“五胡”之外。
唐初“五胡”概念的“狹義解釋”尚未絕跡，如《隋書·地理志》云：
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洎于宋、齊，僻陋江左。苻、姚之與劉、石，竊據(jù)中原。事跡糾紛，難可俱紀(jì)。
“五胡逆亂”，導(dǎo)致“二帝（即西晉懷帝、愍帝）播遷”，此處“五胡”就專指“劉、石”而與“苻、姚”無關(guān)。
《晉書》“史臣曰”，屢屢提到“五胡”。孫仲匯引《晉書·元帝紀(jì)》后論的一條，并說唐初史臣“把西晉的覆亡歸咎于五胡扛鼎，這里的‘五胡，絕不可能包括鮮卑、氐、羌”所指限于匈奴、羯兩種，也就是劉、石，結(jié)論是合理的。
但此后“五胡”的“廣義解釋”也大行其道，如《史通》說：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世，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搴巴匕鲜狭杏谝牡覀?，大抵其體皆如《史記》。
與“拓跋氏”對舉的“五胡”，泛指十六國時期入主中原的各少數(shù)族，是可以肯定的。
《史通》又說：
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承正朔，斥彼魏胡，故氐、羌有錄，索虜成傳。
“索虜成傳”，指《宋書·索虜傳》；“氐、羌有錄”，又指何法盛《晉中興書·胡錄》?！柏?、羌”與“胡”相應(yīng)，說明“五胡”包括十六國時期各主要少數(shù)族在內(nèi)。浦起龍注：“胡，兼五胡言也?！笔遣诲e的。“魏”、“胡”對舉，則顯示北魏與“五胡”各國有別，被置于“五胡”以外。“五胡”泛指十六國時期活動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數(shù)族的做法，逐漸深入人心，這與隋唐大一統(tǒng)再現(xiàn)、南北分立局面結(jié)束的背景，大概不無關(guān)系。
宋代有追究“五胡”民族名稱的傾向，但關(guān)于“五胡”的解讀，也不限于匈奴、羯兩族及其首領(lǐng)，如《容齋隨筆》“五胡亂華”條下，有劉聰、劉曜、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堅、慕容垂七人，分屬四族，《小學(xué)紺珠》“五胡”條下，又有劉淵匈奴、石勒羯、慕容皝鮮卑、苻洪氐、姚萇羌五人、五族，俱見上引。李燾《六朝通鑒博議》解說“五胡之亂相仍百年”，則涉及劉聰、石勒、慕容、苻堅四族、四人。但“五胡”究竟是指幾族、幾人，當(dāng)時還沒有形成共識。
元代胡三省為《通鑒》作注，將“五胡次序”釋為匈奴、羯、鮮卑、氐、羌交替建國，“五胡”成為匈奴、羯、鮮卑、氐、羌五族的固定稱謂。此說被后世普遍所接受，“五胡”本來的指涉，反而變得鮮為人知、撲朔迷離了。
結(jié) 語
東晉十六國時期南北通用的“五胡”稱謂，最初是指五位率先入主中原并長期稱帝的匈奴、羯族首領(lǐng)，即漢趙主劉淵、劉聰、劉曜和后趙主石勒、石虎。漢趙、后趙的統(tǒng)治延續(xù)了近半個世紀(jì)，對東晉十六國的政治格局、社會觀念都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漢趙、后趙五主，又是以武力推翻漢族的西晉、建立少數(shù)族新朝的標(biāo)志性人物。他們登極前后，利用圖讖宣揚其政權(quán)的合法地位，“五胡”的稱謂大約由此產(chǎn)生。前、后秦交替之際，“五胡”的法統(tǒng)，得到非漢族群的普遍認可，苻堅所謂“五胡次序”，就是相關(guān)的表述。東晉十六國末期，專指漢趙、后趙五主的“五胡”稱謂，已不適應(yīng)眾多少數(shù)族群在中原政治舞臺上交替登場的局面。“胡”的涵義擴展，此前活躍于北方的各主要少數(shù)族——匈奴、羯、鮮卑、氐、羌——均被納入其中，“五胡”的新概念也隨之形成。這種政治、族群稱謂的特殊變化，反映了漢族政權(quán)在與少數(shù)族政權(quán)持續(xù)對抗的形勢下，對十六國歷史一種總結(jié)性的認識。
原文來源于《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21-33
原文來源于《歷史研究》，2014年第4期,第21-33頁。圖片來源：網(wǎng)絡(lu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