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ān)于中華遠古文化的發(fā)展，經(jīng)過一代又一代考古專家的考古研究，大致的分布和發(fā)展已經(jīng)弄清楚了。
其中距今幾萬年至上百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包括有：西侯度文化、元謀人文化、藍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巫山人文化、大荔人文化、丁村人文化、以及河套人文化、下川文化、山頂洞人文化等等。
中石器時代則有靈井文化、大荔沙苑文化、白蓮洞文化。
新石器時代有大地灣文化、仙人洞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文化、廟底溝文化、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城子崖文化、屈家?guī)X文化等等。
金石并用時代有仰韶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紅山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等。
青銅時代有二里頭文化、岳石文化、四壩文化、安陽殷墟、周原遺址、半鎬遺址、夏家店文化等等。
按照以上文化的橫向分布和縱向發(fā)展來分析、研究，基本上是脈絡分明、次第有序的。
但是，位于四川廣漢城西鴨子河畔的三星堆遺址卻出現(xiàn)了“亂入”跡象，讓許多考古專家措手不及、錯愕不已。
三星堆文化可溯及到4600年前，盛產(chǎn)青銅，可劃歸入青銅時代，但其青銅制作水平遠遠高于其他同屬青銅時代的中原文化。
三星堆的青銅器不但華麗精美，其城市、圖騰符號和大型禮儀建筑都處處彰顯著其曾經(jīng)的輝煌和燦爛。
但讓令人倍感詫異的是，就是這樣一個有著燦爛文化的歷史遺址，考古家并未發(fā)掘出可靠的文字。
偏偏，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和黃金面罩的面部特征多為深目高鼻、顴骨突出、闊嘴大耳，耳朵上還有穿孔，并不像華夏族。
上世紀20年代，一個名叫安特生的瑞典學者就根據(jù)這點，提出了“中華文明是否西來”的課題。以至于現(xiàn)在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陳德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懷疑三星堆文明可能是“雜交文明”。
但是，就算是外來文明，地球上也沒哪個地方的人的面部特征長得跟三星堆的青銅面具和黃金面罩一樣。
于是，有人細思極恐，提出了來自“外星文明”的怪論。
問題是，現(xiàn)在還沒有確鑿的證據(jù)可以證明外星人的存在。
而一旦把三星堆文化歸入“外星文化”，那么，這考古工作就難于進行下去了。
這也是這一百年來，三星堆文化研究進入瓶頸，沒法往更深層面探索的原因。
近年來，民間學者馬賀山先生提供了一條大膽的思路：他認為，三星堆是存在有文字的，民間很多收藏家收藏的三星堆玉器上、甲骨上、樹皮上、蛤蜊殼上保留有文字。這些文字從外形上看，是方塊字。而方塊字是漢字的最主要特征——只要是漢字，就說明三星堆文化是本土文化、中華文化。
馬賀山先生還根據(jù)《華陽國志·蜀志》、漢代揚雄所撰《蜀王本紀》、戰(zhàn)國荀子《荀子大略篇》、西漢陸賈《新語術(shù)事》、西漢司馬遷《史記六國表》等史料所記，推斷出大禹出生于巴蜀。
他說，大禹踐天子位后，他的家鄉(xiāng)人一定會奔走相告，彈冠相慶。大禹和巴蜀之王之間一定會有金卷，書信或圣旨、奏折往來，文字的使用一定非常頻繁。即三星堆文字屬于巴蜀文字，巴蜀文字就是夏朝文字。
對于這個夏朝文字，馬賀山先生認為，傳世的《夏禹書》、《禹王碑》、《萊丘銘》所書，就是夏朝文字。
見過《夏禹書》、《禹王碑》、《萊丘銘》所書文字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比商朝甲骨文更復雜、更美觀、也更成熟的文字，所以，大家都認為《夏禹書》、《禹王碑》、《萊丘銘》是后人偽造的。
但馬賀山先生不這么認為。
他覺得夏朝是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夏民族以龍為圖騰；商人則是山東海岱地區(qū)東夷民族16支中的一支，是游牧民族，以玄鳥為圖騰，商湯趕走夏桀后，也一直處于動蕩期，經(jīng)常遷都，直到盤庚遷殷后，即商朝立國300年后，才在殷墟定居下來。因為商人以游牧為主，沒有文字，不重視文化，荒廢了夏篆，到殷墟定居后，才重新發(fā)展文化，創(chuàng)造甲骨文。所以，商朝甲骨文比夏篆原始和落后并不奇怪。
馬賀山先生最后補充說，當夏人被商人趕下臺的時候，商人進行了大清洗，但遠在天邊的巴蜀之地，卻僥幸的躲過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