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生于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卒于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世稱臨川先生。宋臨川人（現(xiàn)為 撫州 東鄉(xiāng)縣 上池自然村人)，漢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北宋文學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杜得其瘦硬”，長于說理與修辭，善用典，風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亦有情韻深婉之作。著有《臨川先生文集》。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年）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號“文”。其政治變法對宋初社會經(jīng)濟具有很深的影響，已具備近代變革的特點，被列寧譽為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正史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意不經(jīng)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為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再調(diào)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欲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為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為諫官，以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yǎng)言于朝，用為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為度支判官，時嘉佑三年也。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于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于是上萬言書，以為：“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這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蒼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仛，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元一旦之憂乎？愿監(jiān)茍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為之以漸，期合于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后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于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于廁；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詔，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
神宗在潁邸，（韓）維為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為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shù)月，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對曰：“擇術(shù)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于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上ひ廨o朕，庶同濟此道。”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為卿但知經(jīng)術(shù)，不曉世務(wù)。”安石對曰：“經(jīng)術(shù)正所以經(jīng)世務(wù)，但后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為經(jīng)術(shù)不可施于世務(wù)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shè)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 ，最方今之所急之。”上以為然。于是設(shè)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lǐng)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nóng)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并興，號為新法，遣提舉官四十余輩，頒行天下。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為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為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為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quán)重，則天下之人流俗；陛下權(quán)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quán)者與物相為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為，于是陛下與流俗之權(quán)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quán)，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歐陽修乞致仁，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阻，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錄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為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岳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fā)。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因，以抑兼并爾，于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彥博守魏。
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shù)，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圣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騰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一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為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jīng)、曹佾所為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jiān)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為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模，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jīng)義》成，加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為龍圖閣直學士。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為奸利事，置獄鞠之，惠雱出守陳。
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論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shù)，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shù)惡力行于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fā)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fā)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wù)。上益厭之，罷為鎮(zhèn)南軍節(jié)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哲宗立，加司空。
元佑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圣中，謚曰文。
政治家王安石
慶歷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jié)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diào)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diào)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多年的地方官經(jīng)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tǒng)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nèi)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zhuǎn)積貧積弱的局勢。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xiàn)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zhí)政。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zhuǎn)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guān)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zhí)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jīng)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nóng)事為急，農(nóng)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nóng)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wù)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fā)展生產(chǎn)，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nóng)”，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diào)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chǎn)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quán)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nèi)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國家政權(quán)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nóng)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jīng)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shè)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chǎn)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加上變法派內(nèi)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wù)，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政局的逆轉(zhuǎn)，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歷史評價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到了南宋，再次通過修史的方法對其改革進行定性，指出王安石變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滅亡（有說法指出是南宋朝廷為了推卸皇室的責任）。以后歷朝歷代均以此作為依據(jù)，對其變法做出這樣的判斷，以至于在宋元話本里有文章專門諷刺。
但是王安石的家鄉(xiāng)的一些文人出于同鄉(xiāng)的原因進行了一些爭辯，例如陸九淵等。
歷史發(fā)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xiàn)實需要出發(fā)，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并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王安石的評價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fā)，以后逐漸取消了這種方法，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在海外，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就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商業(yè)，以及數(shù)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guān)技術(shù)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
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馬光給王安石寫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長信，列舉實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创鹚抉R諫議書〉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所謂“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正是王安石的寫照。
王安石變法
由于深得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進行變法。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shù)年P(guān)系，并認為，只有在發(fā)展生產(chǎn)的基礎(chǔ)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執(zhí)政以后，王安石繼續(xù)發(fā)揮了他的這一見解。在改革中，他把發(fā)展生產(chǎn)作為當務(wù)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雖然強調(diào)了國家政權(quán)在改革中的領(lǐng)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chǎn)和經(jīng)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從農(nóng)業(yè)到手工業(yè)、商業(yè)，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zhì)和戰(zhàn)斗力，強化對廣大農(nóng)村的控制；為培養(yǎng)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結(jié)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1074年）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xù)推行下去，于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wù)，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文學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chuàng)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強調(diào)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wù)。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wù)為有補于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wù)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wù)。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渡先驶实垩允聲?，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jù)對北宋王朝內(nèi)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xiàn)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洞鹚抉R諫議書》，以數(shù)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xiàn)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jié)構(gòu)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shù)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jié)合得緊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王安石的詩歌，大致可以罷相（1076年左右）劃界而分為前、后期，在內(nèi)容和風格上有較明顯的區(qū)別。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為涵蓄……后為群牧羊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葉夢得《石林詩話》）。前期的詩歌，長于說理，傾向性十分鮮明，涉及許多重大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意到下層人民的痛苦，替他們發(fā)出了不平之聲?！陡惺隆?、《兼并》、《省兵》等，從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描寫和提示了宋代國勢的積弱或內(nèi)政的腐敗，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對于國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擇將”的建議；《收鹽》、《河北民》等，反映了當時人民群眾備受統(tǒng)治者迫、害壓榨的悲慘遭遇；《試院中》、《評定試卷》等，則直接抨擊以詩，賦取士的科舉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經(jīng)世濟國的人才；《元日》、《歌元豐》等，熱情地謳歌了變法帶來的新氣象和人民的歡樂；《商鞅》、《賈生》等，通過對歷史人物功過得失的價，抒發(fā)了自己的新的見解和進步意義。安石后期的隱居生活，帶來了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上的化。他流連、陶醉于山水田園中，題材內(nèi)容比較狹窄，大量的寫景詩、詠物詩取代了前期政治詩的位置，抒發(fā)一種閑恬的情趣。但藝術(shù)表現(xiàn)上卻臻于圓熟，“雅麗精絕，脫去流俗，每諷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頰間。”（《后山詩話》載黃魯直語）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書湖陰先生壁》等詩，觀察細致，精工巧麗，意境幽遠清新，表現(xiàn)了對大自然美的歌頌和熱愛，歷來為人們所傳誦。
從詩體說來，安石的古體詩雖然多用典故，好發(fā)議論，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穎，充滿著情感和豐富的想象。律詩則用字工穩(wěn)，對偶貼切，但有時不免失于過多的雕刻。五絕和七絕尤負盛譽，“王半山備眾體，精絕句”（《寒廳詩話》），“荊公絕句妙天下”（《艇齋詩話》）。他的詩對當代和后世都有影響，被稱為“王荊公體”（嚴羽《滄浪詩話》）。
安石的詞，今存約二十余首。雖不以詞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舊習”（劉熙載《藝概.詞曲概》）?！豆鹬ο?金陵懷古》一詞，通過描寫金陵（今江蘇南京市）壯景及懷古，揭露六朝統(tǒng)治階級“繁華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縱沉郁，被贊為詠古絕唱。它同范仲淹的《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一詞，開了蘇東坡豪放的先聲，給后來詞壇以良好的影響。
從文學角度總觀安石的作品，無論詩、文、詞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開展的詩文革新運動，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動，對掃除宋初風靡一時的浮華余風作出了貢獻。但是，安石的文學主張，卻過于強調(diào)“實用”，對藝術(shù)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計不足。他的不少詩文，又常常表現(xiàn)得議論說理成分過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韻味。還有一些詩篇，論禪說佛理，晦澀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風范，是我國詩歌史上的一顆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