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萬鐘《紅杏雙燕圖》
萬君超
香港收藏家林霄兄近日在新浪博客上發(fā)表了《米萬鐘卒年再發(fā)現(xiàn)》一文，他于2013年12月初通過電話委托，在北京瀚海公司拍賣會上以七十四萬馀元競拍到晚明米萬鐘（米芾后裔）草書《棧道十首》詩卷（33厘米X660厘米），卷末署款：“崇禎已巳初夏，書于漫園澹峙堂燈下醉筆。石隱米萬鐘仲詔。”鈐?。好兹f鐘字仲詔、研山山長、石支齋等?！俺绲澮阉取奔闯绲澏辏?/span>1629）。但查閱所有的工具書和網(wǎng)上資料均明確記載：米萬鐘卒于崇禎元年（戊辰，1628），所以，暫且不論作品真?zhèn)?，此年款即足以使《棧道十首》詩卷真?zhèn)未嬉伞Ａ中之敃r是看到瀚海官網(wǎng)上的圖片臨時起意而電話委托競拍的，他憑多年鑒賞直覺即認定此詩卷是真跡，但并未留意米氏卒年問題。當他發(fā)現(xiàn)了這一問題后，自己也不禁起疑：“難道死人還會寫字？”
后來他開始對米萬鐘卒年的相關史料進行考證，再參考米氏有署年的傳世作品予以輔證，通過對晚清陸心源《三續(xù)疑年錄》、明末倪元璐《誥授中大夫太仆寺卿米友石先生墓志銘》、臺灣何創(chuàng)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米萬鐘跋黃輝《古偈二首》等的考鑒辨析，從而認定米萬鐘卒年當為崇禎四年春（辛未，1631），而以往認定米氏卒年為崇禎元年（1628）實是以訛傳訛。一個書畫家的生卒年，對鑒定其作品真?zhèn)沃陵P重要。雖然生卒年并非是鑒定真?zhèn)蔚奈ㄒ蛔C據(jù)，但它有時往往會起到事半功倍、排除疑點的關鍵效果。
由林霄兄的《米萬鐘卒年再發(fā)現(xiàn)》一文，使我不禁想起蘇州博物館藏米萬鐘綾本設色《紅杏雙燕圖》軸（156厘米X54厘米）。這是一幅工筆和小寫意相兼的花鳥畫：兩三枝紅杏，旁有幾塊皺瘦湖石，石后有芍藥（或是牡丹）數(shù)叢；二只黑白燕子在杏花枝頭翻飛。圖右上有米萬鐘題曰：“崇禎庚午仲春寫于勺園清寤齋。米萬鐘。”下鈐一白一朱印不辨。“崇禎庚午”即崇禎三年（1630）。圖上方有明末清初著名畫家崔子忠（號青蚓）為收藏者“無我”所寫一段題跋：
此米老伯自誇自詡生平不可多得者也，無我一旦快然得之。南人多有揚董而抑米者，可恨未見此幅耳，見此如何不神魂飛蕩，甘退三舍，北面請教耶！無我什襲之，非人不可輕與一視。崔生以此相戒。崔子忠題。
詩堂上有吳湖帆題：“紅杏雙燕。崔青蚓題米仲詔畫。癸酉春二月所得。吳湖帆?！惫镉霞?span>1933年。畫底裱綾上吳湖帆有三段題跋，其中第一段跋曰：
在明季時已香光、仲詔并稱，號南董北米。至今日董畫不難覯，而米畫竟百不一見，觀崔青蚓題曰“不可多得者也”一語，可以知三百年前真跡也已寥若晨星，矧今日乎！余收貯二十年，香光軸亦十馀事，卷冊凡七八，計他家果不止也，而米畫祗此一本。觀其用筆章法俱不落宋人以后，其負抱果不虛也，況又得崔氏跋之推重若此，可以知此圖聲價，豈可因非紙本而忽之耶。丙子二月題于梅景書屋。吳湖帆。
丙子即1936年。第三段跋曰：“此圖花卉似馬麟，翎毛如祐陵，石法則完全范寬。米氏工力之深，于此可驗。醜簃識?！眻D左上側有朱文大?。骸懊肪皶輩呛遂o淑夫婦同珍之寶?！薄都t杏雙燕圖》曾著錄于吳湖帆《吳氏書畫記》卷五，著錄文字與題跋相同。吳湖帆鑒定此畫是米萬鐘“不可多得”的真跡無疑，但他當時可能因條件所限，所以并未提及米氏卒年問題。但他認為畫中“石法則完全范寬”，似稍有誤讀。據(jù)清初鑒藏家姜紹書《無聲詩史》卷四記載，米萬鐘曾與畫家吳彬（字文中）“朝夕探討，故體裁相仿佛焉”。米、吳兩人約相識于南京，當時米氏任六合縣令，后又相聚于北京，成為摯友?！都t杏雙燕圖》中的湖石有較明顯吳彬風格。但此圖是否真跡，關鍵之一是米氏勺園之中是否有“清寤堂”?據(jù)現(xiàn)有文獻資料，勺園中并無此堂。也或許“清寤堂”純屬紙上樓閣。
米萬鐘《紅杏雙燕圖》軸，在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俗稱“七人鑒定小組”）編的《中國古代書畫目錄》和《中國古代書畫圖錄》中均未著錄。勞繼雄《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實錄》第四冊中，《紅杏雙燕圖》被鑒定為“資料”。勞氏按語曰：
崇禎庚午米萬鐘已死兩年。是否年份寫錯，或是畫本身存疑，有待研究。
楊仁愷《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第四冊中，楊先生按語曰：
舊偽（崇禎庚午時米氏已逝去兩年）。構圖佳。
在勞、楊二書中均沒有提及《紅杏雙燕圖》是吳湖帆舊藏?；蛟S他們認為，像吳湖帆這樣的鑒定大師，居然連“庚午時米氏已死兩年”也不知，還鑒定此圖為真跡，實在是“走眼”得太低級和太離譜了，故不忍提及吳湖帆的名字。一件極可能是米萬鐘稀世真跡之作，就因為“庚午”年款的原因，而被誤打入“冷宮”，變成了“不入賬”（即不編全國館藏古書畫統(tǒng)一編號）的“資料”。
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明清書畫》（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版）一書中，《紅杏雙燕圖》印入其中。在圖版文字說明中，米萬鐘的生卒年為1570-1628，并說：“此軸畫虬枝紅杏，勾勒圈點，是當時作風。下一湖石，皺瘦玲瓏，畫法古怪，形似荊、關，而神似范寬。石后幾叢芍藥，元人畫法，頗得逸韻。圖中雙燕相互顧盼，黑燕以紅杏為襯景，白燕以拳石為烘托，別具新意?！蔽淖值故切U漂亮的，充滿了文學趣味，卻無甚新意。關鍵是閉口不談或視而不見畫上“崇禎庚午”（1630年）四字，近似“目盲”。平心而論，一幅館藏古畫，又是吳湖帆鑒定為真跡之作，卻被那些當今鑒定大佬們一致判了“死刑”。雖然心有不甘或不服，但又無能力為之“翻案”，確實有點窩囊郁悶。當年“六人鑒定小組”（徐邦達因與謝稚柳產(chǎn)生隔閡而離組）在蘇博鑒定時有一軼事：王鑒款《仿李成積雪圖》軸（紙本淺設色），謝稚柳鑒定為真跡。后據(jù)蘇博陶啟昀告知：“此圖是徐邦達所作，字寫得甚好?！彼於椤皞污E”，故亦“不入賬”。
雖然，米萬鐘《紅杏雙燕圖》目前尚未被百分百確定為真跡。但是林霄兄關于米氏卒年的新發(fā)現(xiàn)，無疑為此圖的真?zhèn)舞b定提供了一份有力的旁證。像《紅杏雙燕圖》這樣的一幅古畫，應該不要輕易定為“資料”。也真心希望蘇博有關人士能夠好好地對它進行研究，給出一個客觀公正和較為可信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