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輔佐蜀漢帝業(y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建興十二年秋天的八月二十八日，諸葛亮病逝在第五次北伐的五丈原軍中，在他病逝之前，曾遺命說：“死后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殮以時服，不須器物?！?/b>（《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這段話的意思是：我死后埋葬在漢中的定軍山下，傍山造墳就可以了，墳的大小以能放進一口棺材為準，入棺時不要穿新的衣服，就將平時所穿，墳?zāi)箖?nèi)不要埋葬任何東西。根據(jù)他的遺命，當年年底，后主劉禪就將他安葬在漢中定軍山下。從諸葛亮生前在定軍山下的屯軍北伐，到死后遺命歸葬定軍山，為后世留下了豐富而著名的古跡文物。為此，筆者曾經(jīng)題寫楹聯(lián)：“諸葛屯兵斯地，自古沔陽多名勝；武侯歸葬其間，至今定軍是佳城?！?/b>
自從諸葛亮葬在定軍山（今陜西勉縣南10里）下后，千百年來，不少文人學士、達官顯貴或有志之士，以及庶民百姓，都來武侯墓憑吊諸葛武侯，懷古欽英。他們對諸葛亮的聰睿才智、豐功偉績、勤政廉潔和忠君思想尊崇敬仰，頂禮膜拜。對他為了輔佐蜀漢帝業(yè)，進行南征北伐，風餐露宿二十七年，最后病死在軍中而發(fā)感嘆。仰慕之中，很多人對他為什么不還葬故鄉(xiāng)或厚葬于蜀都而是遺命將他十分儉樸地歸葬于定軍山下有些不解，對此，時而有人發(fā)問，諸葛亮為何不“樹葉歸根”埋葬在家鄉(xiāng)陽都？諸葛亮對蜀漢功勞最大，為什么不安葬在成都？定軍山下的墓葬是真的嗎？等等。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綜合考證史志資料，研究三國時政，再深入洞察武侯遺志，就對諸葛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的用意不難感悟領(lǐng)略。理由如下：
諸葛亮出生于東漢靈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農(nóng)歷四月十四日，其祖籍出生地為徐州刺史部瑯琊郡之陽都縣的陽都城故里（今山東沂南縣磚埠鄉(xiāng)黃疃村一帶）。光和六年，（公元183年），諸葛亮兩歲多時生母病故，中平五年（188年）七歲時，父親諸葛珪去世，其兄諸葛瑾，其弟諸葛均和兩個姐姐等五人皆由叔父諸葛玄照應(yīng)扶養(yǎng)。
興平二年，（195年），揚州牧袁術(shù)（？—199年）任命好友諸葛玄為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太守，諸葛亮姐弟等隨叔父赴任豫章上任，離開了陽都縣。沒想到東漢朝廷也派遣朱浩前往豫章任太守，朱浩先到，諸葛玄被拒之城外，根本無法到任。不得已，諸葛玄又帶諸葛亮姐弟投奔時任荊州（轄郡、國7，縣117，治所在今湖北省襄陽市）牧的好友劉表，十五歲的諸葛亮開始就讀于劉表的“學業(yè)堂”學習。
建安二年（197年），諸葛玄在荊州去世，這時候，諸葛亮的兩個姐姐先后在襄陽出嫁，哥哥諸葛瑾出仕去東吳做官，十七歲的諸葛亮便與弟諸葛均在當時南陽郡鄧縣的隆中山自搭茅屋，開始了自食其力、隱居躬耕的獨立生活。也就從這時起，諸葛亮除了耕讀之外，開始拜師訪友，議論時政，廣交襄陽名人學士，積累了豐富的知識，他靜觀天下時局的變化。
建安十二年（207年），漢室尊親的劉備為了匡扶漢室，與曹操爭奪天下，由于力不從心，處處被動挨打，因此急需賢良輔佐。在襄陽名士徐庶、司馬徽等人的舉薦下，劉備屈尊三顧諸葛亮于隆中，懇請指點迷津。諸葛亮感激劉備的“三顧茅廬”之恩，毫無保留地與劉備暢談了自己對天下時局的看法，這就是著名的《隆中對》。劉備當時如醍醐灌頂，茅塞頓開，他懇請諸葛亮出山輔佐，諸葛亮遂怡然下山幫助劉備。從此后，跟隨劉備東征西討，忠心耿耿的為其出謀劃策，一步步發(fā)展壯大，前后南征、北伐二十七年，直到病故于五丈原軍中，最后又遺命歸葬于定軍山下。
諸葛亮自興平二年（195年）15歲隨叔父離開祖籍出生地陽都后，再也沒有回過陽都故里，其家鄉(xiāng)早已沒有了親人。更重要的是，瑯琊陽都，在三國時期自始至終為曹魏轄地，蜀漢與曹魏是敵對國，因此，當年諸葛亮的“武鄉(xiāng)侯”，也只能是借漢中之地封侯，（今漢中武鄉(xiāng)鎮(zhèn)）。作為蜀漢丞相的諸葛亮，怎能在死后還葬于無親無故的魏國轄地陽都呢？因此，還葬故鄉(xiāng)的說法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少人提出，諸葛亮自從“三顧茅廬”出山以來，他為了蜀漢基業(yè)輔先主、佐后主，南征、北伐，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最后累死在五丈原的北伐前線軍中，他對蜀漢國家功勞最大，為什么不安葬在成都而要葬在漢中呢？這個問題，看起來說得有道理，但是，從中國的傳統(tǒng)倫理道德觀念來看問題，就行不通了。
成都，是蜀漢的國都，也是先主劉備的葬地和宗廟所在地。諸葛亮生前輔佐先主“功蓋三分、譽冠朝野”。白帝城托孤后，他又以“相父”之尊輔佐后主劉禪鞏固蜀漢基業(yè)，位極人臣。在這種情況下，諸葛亮死后葬成都，必然“功高蓋主”、“譽高蓋主”，威逼先主劉備之陵寢、宗廟，也影響后主劉禪的皇威和政權(quán)的延續(xù)。在“譽高蓋主”方面，后來的成都武侯祠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章武三年（223年）四月，劉備病逝於白帝城（今重慶市奉節(jié)縣）后葬于成都，稱“惠陵”，陵前修廟稱“漢昭烈廟”，規(guī)模宏大，歷經(jīng)修葺，千秋供奉紀念先主劉備。但是，到了明朝初年，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在重建武侯祠時，將其并入了“漢昭烈廟”，在劉備殿后增補了“諸葛亮殿”，形成了“君臣一體，魂魄相依”的格局，現(xiàn)存的主體建筑，是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重建劉備的宗廟“漢昭烈廟”時的風格。這樣一來，由于諸葛亮的聲譽遠遠蓋過了劉備，供奉紀念諸葛亮的不但超過了劉備，而且百姓還習以為常的將“惠陵”和“昭烈廟”的正確稱號以“成都武侯祠”之名取而代之，臣之名真正蓋過了君，人們只知道諸葛亮而忘卻了劉備。為此，后人曾有詩云：“門額大書昭烈廟，世人都道武侯祠；由來名位輸勛烈，丞相功高百代思。”這個活生生的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作為足智多謀，一生謹慎的諸葛亮，深知自己在蜀漢國朝野的威信與影響，他若葬在成都，不但不合禮制，而且在無形中還有逼君、欺君之嫌。
我們設(shè)想一下，如果諸葛亮當時遺命把自己安葬在成都，或者是沒有遺命，是當事人把他安葬在成都，那么，諸葛亮的形象和威信肯定會在當時和后世大打折扣。因此，諸葛亮害怕他死后有人將他葬在成都，所以遺命“死后葬漢中定軍山”，生前安排好，以免發(fā)生不必要的誤會，這是完全是正確的。從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念考慮，后主劉禪也是不可能允許將諸葛亮葬于成都的。
至于諸葛亮為何要遺命葬漢中定軍山下，從當時的歷史背景和實際情況來看，他必須把自己葬在定軍山下，只有這樣，才會有其深遠的政治和軍事意義。
漢中，是蜀漢的北大門，益州的北部屏障，“若無漢中，則無蜀矣”（見《三國志·蜀志·楊洪傳》），固守漢中就是保護蜀漢政權(quán)。當年，劉備奪取漢中地以后，就在此設(shè)壇稱漢中王，為建立蜀漢政權(quán)奠定了基礎(chǔ)。因此，漢中不但是蜀漢的安全屏障，更是蜀漢政權(quán)的發(fā)祥地。
關(guān)羽失荊州后，漢中的地理位置更加重要，它關(guān)系著西蜀的存亡，因此，自公元219年蜀、魏“定軍山之戰(zhàn)”，黃忠襲殺夏侯淵而劉備奪取漢中地以后，蜀漢就一直占據(jù)漢中設(shè)險固守，
諸葛亮北伐曹魏以來，又始終以漢中為營地，在定軍山下屯兵八年，五次北伐的出軍、退兵皆以此為基，同時，在定軍山下“教兵演武，推演八陣圖”，又“休土勸農(nóng)”，發(fā)展生產(chǎn)，“改革連弩，造木牛流馬”，在定軍山下建立了一系列的豐功偉績。毫不夸張地說，諸葛亮在漢中定軍山下的八年，是他一生中政治、軍事、經(jīng)濟、科技、文化等方面業(yè)績貢獻的集中體現(xiàn)，更是他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但是，諸葛亮八年中的五次北伐，未能實現(xiàn)“北定中原、興復漢室”而讓后主劉禪“還于舊都”的意愿，結(jié)果病死于北伐的五丈原軍中，落了個“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見杜甫《蜀相》詩文）的結(jié)果，成為千古遺恨。
正因為如此，諸葛亮遺命“死后葬漢中定軍山”是對先主劉備的懷念，是他忠君思想的體現(xiàn)，亦是對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輔佐蜀漢基業(yè)、北伐曹魏艱辛業(yè)績的眷戀。更重要的是，他要以自己的“死虎余威”激勵活著的蜀漢將士，希望他們牢牢地扼守漢中，護衛(wèi)蜀漢帝業(yè)。教育和鼓勵蜀漢將士，要求他們繼續(xù)以漢中定軍山為基地，北伐曹魏，去完成和實現(xiàn)自己的遺愿。根據(jù)當時的實際情況，諸葛亮只能選擇葬在漢中定軍山，這是他最明智也是最恰當?shù)倪x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