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武侯祠，人們會馬上想到成都武侯祠，認為真正的武侯祠就是成都武侯祠。但是，你是否知道，成都武侯祠比勉縣的武侯祠在修建歷史上整整晚了四十二年，在全國位列第二。
據(jù)南宋祝穆（?～1255年)所著《方輿勝覽》記載：當時的成都武侯祠在“成都西南二里，今為乘煙觀，李雄稱王，始為廟”。又據(jù)晉常璩《華陽國志》記載說：“永興元年（304）冬十月，楊褒、楊珪共勸李雄稱王，雄遂稱成都王。”由此而知，成都武侯祠是西晉惠帝司馬衷永興元年（304年），今四川渠縣人李雄割據(jù)四川在成都稱王建立“成國”后（在位31年），于公元305年首創(chuàng)修建武侯祠于少城（今杜甫草堂）的。代遠年湮，滄桑多變，到了明朝初年，蜀王朱椿（朱元璋第十一子）在重建武侯祠時，將武侯祠并入了“漢昭烈廟”，
筆者曾經(jīng)先后實地考察了現(xiàn)存在全國各地的武侯祠、廟古跡，根據(jù)收集的第一手資料，圖文并茂地編著了《諸葛亮與中國武侯祠》專著，九十年代初期就由陜西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國發(fā)行，后來被國家評選為“優(yōu)秀圖書”，已經(jīng)多次再版，流傳甚廣。該書一一詳細介紹了現(xiàn)存全國十個省市十一處武侯祠、廟的始建歷史、沿革和現(xiàn)存狀況、遺存文物與價值。就全國武侯祠的修建歷史而言，勉縣的第一，稱為“天下第一武侯祠”，成都武侯祠第二，其他都在它們之后。特別需要說明的是，勉縣的武侯祠在全國是唯一由皇帝下詔修建的，其他武侯祠，則是地方官員或者民間給修建的，性質是有區(qū)別的，意義是不同的。
勉縣的武侯祠，位于勉縣城西四公里武侯鎮(zhèn)繼光村的108國道旁，這里是紀念三國蜀漢丞相諸葛亮的祭祀祠廟。祠廟坐南朝北，背瀕漢水(古稱沔水)，面對古金牛道(今108國道)，取意于不忘其生前“北定中原，收復漢室”的意愿。因此，明代詩人牛霆在《過沔謁諸葛武侯祠》的詩中說：“千載祠林具北向，分明遺恨蕩中原”，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據(jù)《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自234年年底葬在定軍山下后，當時只是簡單的安葬，并未建廟立祠進行祭祀。這樣一來，蜀漢百姓因追思孔明之恩澤紛紛于道陌市井“野祭、巷祀”，故而亂了當時的國家“禮秩”，也無人過問。
二十九年后的景耀六年（263年），蜀漢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寵（向朗的弟弟)等文臣武將，聯(lián)名向蜀后主劉禪上書，引經(jīng)據(jù)典，陳說利害，強烈要求朝廷為諸葛亮修廟，“以表武侯功德而千秋祭祀”，上慰英靈，下安百姓，以此維護社會禮秩，鞏固國家政權。后主劉禪迫于無奈，加之當時的蜀漢政權搖搖欲墜，后主劉禪也想再搬出諸葛亮這尊神來維護蜀漢政權，于是下詔,“因近其墓”為諸葛亮“立廟于沔陽”，修建了天下第一座武侯祠。當時的武侯祠，就在今天的勉縣武侯墓。
諸葛亮安葬二十九年中，朝廷為什么沒有人倡導給他修祠立廟,而僅僅只有一座及其簡單的孤墳呢？如果不是步兵校尉習隆等文臣武將聯(lián)名上書，恐怕就沒有武侯祠之說了，這就給后世人留下了不可思議的疑慮。筆者認為，后主劉禪當時沒有及時給諸葛亮修祠立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一是當時時間倉促，沒有想到或者根本沒有顧上，后來就淡忘而忽視了。
二是劉禪自從十七歲繼位蜀漢后主以后，他還是個未成年的孩子，根據(jù)白帝城先主劉備的托孤安排，一切國家大事都由丞相諸葛亮做主，他這個皇帝只是個擺設、傀儡、傳聲筒，做不了主。除此之外，他還處處需要把諸葛亮以“相父”對待尊敬，事事仰人鼻息，發(fā)號施令也是鸚鵡學舌，根本體會不到當皇帝的樂趣和權威的至高無上，久而久之，他也就習慣了，無所謂了。在無所事事的情況下，他只好成天在宮中斗雞耍狗，和宦官、宮女戲戲調情，落了個“扶不起的阿斗”雅號，臭名昭著。諸葛亮死后，當時可能再也沒有人及時建議修建祠廟，劉禪也習以為常的淡忘了，根本沒有考慮到此事，因此也就倉促安葬后了事。
三是劉禪自己執(zhí)政當皇帝以后，他的感覺完全不一樣了，在無人左右他的情況下，國家大事他一人毫無顧忌地說了算，這時候他才體會到，原來當皇帝是如此的威風有趣，他的心態(tài)也就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對“相父”諸葛亮不但淡忘了當初“鞠躬盡力，死而后已”的豐功偉績，而且對諸葛亮產(chǎn)生了“功高震主”和“權重欺主”的想法，因此就莫名其妙的怨恨，認為諸葛亮如果早死他會早當皇帝早享樂，這種不可以言表的怨恨導致他不愿意再想到諸葛亮，也不愿意有人提起諸葛亮的事情。因此，也就更不愿意為諸葛亮主動提出修祠立廟的事情，以至于后來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寵等文臣武將聯(lián)名向他遞交報告，引經(jīng)據(jù)典，陳說利害，強烈要求朝廷為諸葛亮修廟，迫使后主劉禪不得不下詔，為諸葛亮“因近其墓”，在武侯墓修了武侯祠，總算是干了一件名垂青史的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