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作為中國刑事司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已經深入人心。這項原則的基本含義是，罪和刑都要由法律明確規(guī)定，并且嚴格依照法律來認定罪名，劃定刑責。如果沒有相應的法律規(guī)定，司法機關不能依自己的理解對被告人定罪量刑。

道理易懂，但認同不易。對于我們這個曾深陷在人治泥淖多年的國度而言，罪刑法定是“知不易”，“行更難”。人治的特點，就是自我立法，自行執(zhí)法。法隨人變，法無定法。現在有了《刑法》，等于是有了“定法”。依《刑法》司法，是法院守法護法的應盡職責。但只要稍稍在網上檢索一下，即可發(fā)現，具體規(guī)范法院司法的，并非刑法本身，而是數不盡的“意見”、“解釋”、“通知”及各類司法文件。近些年來，“寬嚴相濟”成了刑事司法中的熱詞，以此為主題的法院文件沒少下發(fā)。最新的一份，就是2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

“意見”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對賠錢減刑的適用范圍進行了明確”。多年來，“賠錢減刑”僅由一些基層司法機關鼓吹，而且屢成公共輿論批判的焦點，但“賠錢減刑”的息訟效果甚佳。在法院系統(tǒng)日益強調“社會效果”的當下，為了把上訪解決在基層，也就顧不得案外人的批評了。“賠錢減刑”雖然在范圍上受到了某些限制，但總算在最高法院的文件里“修成正果”，其應用前景當是一片廣闊。

問題是，基層法院不能“賠錢減刑”，最高法院就可以嗎？如果“賠錢減刑”只在司法的自由裁量權里行使，自無此障礙。如果“賠錢減刑”本身即是對“罪刑法定”的背叛，那么法官們可就得在守法護法和違法操作之間作出自己的選擇了。

“賠錢減刑”的落點在“減刑”，也是減少被告人的刑責。依據我國《刑法》，被告人的“刑”又由哪些因素決定呢？茲將《刑法》中與此相關聯的最重要的兩個條文抄錄在此：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第六十一條，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jié)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guī)定判處。

中國的《刑法》，在技術層面基本可說是“平民刑法”，通俗易懂。依上述規(guī)定可知，決定被告人“刑罰”輕重的，是“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具體來說，是指“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jié)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刑法》關于個罪具體罰則的規(guī)定。個罪的具體罰則，劃出的是刑罰的種類和區(qū)間。“賠錢”與否，不在此列。被告人賠不賠錢，這跟他的“所犯罪行”或“犯罪事實、性質、情節(jié)、危害程序”更是相去甚遠?？梢哉f，在我國《刑法》的明文規(guī)定里，賠錢跟“罪刑”就是兩根平行的線，彼此沒有交集。

那么，“賠錢”究竟是什么性質呢？《刑法》第三十六條規(guī)定很明確：“由于犯罪行為而使被害人遭受經濟損失的，對犯罪分子除依法給予刑事處罰外，并應根據情況判處賠償經濟損失。”請注意，被告人的經濟賠償實則是“刑事處罰”之外的一種民事責任。這種民事責任對于刑事責任并不產生任何抵消。它們原本就是并行不悖的。

但這種《刑法》規(guī)定的應然狀態(tài)并不是現實。司法實踐中，刑罰和民事賠償往往“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被告人若是依法領了刑罰，他就不愿賠償。更要命的是，明明被告人有經濟條件賠償，法院通常也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tài)，不愿去強制執(zhí)行。這就造成了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在中國基本處于“空判”的狀態(tài)。這種“空判”之產生，主要原因是法院不作為，其次才是被告人真的無條件賠償。如是后者，也不會產生“賠錢減刑”的潛規(guī)則（如今成了明規(guī)則）了。

賠錢減刑得到法院系統(tǒng)從下至上的追捧，原因在于：對被害人而言，能拿到一點賠償總比拿到一張“法律白條”強；對被告人而言，賠點錢就能減點刑總比不賠錢被重判好；對法院而言，違背一點罪刑法定原則又有什么關系，關鍵是減少了法院在強制執(zhí)行上的負累。而且，社會效果比法律效果更重要，當事人不上訪不鬧事，比依法判決后卻留下上訪纏訟的極大可能要好。“賠錢減刑”就是在這樣的邏輯下修成了“正果”。

但不得不指出，在多數國家，審前賠償是被絕對禁止的。理由很簡單，審前賠償傷害司法公義！

（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