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哲學“三杰”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一脈相承的師徒三人代表著古希臘哲學發(fā)展的最高水平。蘇格拉底一生述而不作，他的哲學思想主要是被其學生柏拉圖記述下來并加以闡釋、發(fā)揚。柏拉圖一生寫了三十多篇對話體著作，其中絕大多數(shù)都是以蘇格拉底作為對話的主角。柏拉圖在表述蘇格拉圖的觀點時，往往運用春秋筆法，微言大義，將自己的新思想借乃師之口加以闡發(fā)。但是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思想?yún)s絲毫未加批判，可謂是“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相比之下，亞里士多德對其師柏拉圖的態(tài)度就顯得有些大不敬了，亞里士多德的那句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清晰地表達了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之間既有傳承又有批判的思想聯(lián)系。如果說柏拉圖是扯起蘇格拉底的大旗來壘筑自己的哲學營盤，那么亞里士多德則是在突破柏拉圖哲學的藩籬之后才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的。
從對后世西方思想的影響來看，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間的關(guān)系與其說是一脈相承，不如說是針鋒相對。羅素指出，在希臘有兩種相互對立的傾向，一種是熱情的和神秘的，另一種是審慎的和理性的，而“審慎對熱情的沖突是一場貫穿全部歷史的沖突”。柏拉圖哲學無疑是“熱情”的代表，它充滿了神秘的和詩意的特點；亞里士多德哲學則是“審慎”的典范，它體現(xiàn)了實證的和科學的精神。海涅在《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一書中甚至把二者的差異提升到人性的高度，它們之間的對立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延續(xù)到基督教文化中：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不僅是兩種體系而且也是兩種不同人性的典型，他們自遠古以來，就披著各種不同的外衣，或多或少地互相敵對著。特別是經(jīng)過整個中世紀，一直到今天為止，斗爭還是這樣進行著，而這場斗爭也是基督教教會史的最根本的內(nèi)容。即使在另外一種名義下，問題總還是關(guān)系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裥诺?、神秘的、柏拉圖式性質(zhì)的人們從他們的內(nèi)心深處顯示出基督教的觀念以及其相應(yīng)的象征。實踐的、善于整理的、亞里士多德性質(zhì)的人們從這些觀念和象征中建立起一種牢固的體系、一種教義和一個教派。
在邏輯嚴謹、思維縝密的亞里士多德看來，其師柏拉圖的許多觀點都充滿了隨意的想象，都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例如柏拉圖關(guān)于感性事物是對“理念”的分有和摹仿的說法，就被亞里士多德譏諷為“一種詩意的比喻”。亞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每一環(huán)節(jié)都是經(jīng)過嚴密的邏輯論證的，無論是他的形而上學，還是物理學、政治學、倫理學、心理學、文藝理論等等，都體現(xiàn)出一種實證的科學精神。亞里士多德也是形式邏輯的奠基人，我們今天所運用的形式邏輯在他那里就已經(jīng)基本定型了。所以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批評，典型地表現(xiàn)了“審慎”對“熱情”、理性主義對神秘主義的批判。
與富于理性精神的亞里士多德相比，柏拉圖的哲學不僅顯得意韻朦朧、思想飄忽，而且還呈現(xiàn)出一種濃郁的浪漫主義和唯靈主義色彩。在本體論上，柏拉圖宣揚一種形而上學的“理念論”，強調(diào)在具體的感性事物背后有一個抽象的“理念”，這個不變不動、獨一無二的“理念”構(gòu)成了感性事物的“原本”或根據(jù)，感性事物只是對“理念”進行“分有”和“摹仿”的結(jié)果。在認識論上，柏拉圖主張一種先驗主義的“回憶說”，認為靈魂在進入肉體之前曾經(jīng)在“理念世界”中居住過，在那里掌握了各種“理念”知識，但是當靈魂進入肉體時卻將這些知識遺忘了，因此后天的學習只不過是對先天知識的一種“回憶”罷了。在政治學中，柏拉圖更是參照斯巴達的社會模式設(shè)計出一套烏托邦的理想國藍圖。在這個理想的國度中，神用金、銀、銅鐵等不同材料打造了三個階級，他們分別是以智慧來治理國家的哲學家、以武力來保衛(wèi)國家的軍人，以及謹守節(jié)制而勤奮工作的勞動者。柏拉圖的上述理論，都明顯地具有浪漫和神秘的特點。通過這些理論，柏拉圖不僅為后世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開創(chuàng)了思想先河，為強調(diào)靈性超越的基督教神學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而且也向一切熱愛智慧的人們昭示了一種海市蜃樓式的“哲學王”理想。為了實現(xiàn)這種虛幻的政治理想，柏拉圖曾先后三次來到西西里島，試圖把那個島上的敘拉古王國變成“理想國”的實驗基地。無奈命運不濟，“理想國”不僅未能實現(xiàn)，他本人也差一點被敘拉古國王當作奴隸拍賣。但是柏拉圖仍然對他的政治理想充滿熱忱，這位耽于幻想的哲學家公然宣稱：
“除非哲學家變成了我們國家中的國王，或者我們叫做國王或統(tǒng)治者的那些人能夠用嚴肅認真的態(tài)度去研究哲學，使得哲學和政治這兩種事情能夠結(jié)合起來，而把那些現(xiàn)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學或者只研究哲學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則我們的國家就永遠不會得到安寧，全人類也不會免于災(zāi)難?！?br> 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在人類歷史上是難以實現(xiàn)的，它基本上屬于一種凌空狂想的烏托邦。古往今來，盡管有許多國王、皇帝和統(tǒng)治者都對哲學表現(xiàn)出一種葉公好龍式的熱愛，但是真正稱得上是“哲學王”的人卻寥若晨星。羅馬帝國的皇帝馬可·奧勒留也許算得上是一個，但是羅馬帝國的氣數(shù)正是從他統(tǒng)治的時代（公元161～180年）開始由盛轉(zhuǎn)衰的。馬可·奧勒留之所以留名青史，并非由于他把哲學與政治和諧地結(jié)合起來，而恰恰是由于他那看透了政治得失的斯多葛主義悲觀思想（充分體現(xiàn)在其名著《沉思錄》中）。正如南唐后主李煜之所以名揚后世不是由于他用詩歌促進了政治，而是由于他在憂怨悱惻的詩詞中表達了“故國不堪回首”的政治失意感。
如果說“哲學王”理想過于浪漫而難以實現(xiàn)，那么哲學家成為“帝王師”的情況卻不乏其例。亞里士多德本人就是一個例子，這位古希臘最偉大的哲學家培養(yǎng)了一位古代世界最杰出的君王——亞歷山大大帝。然而，那位橫掃歐亞大陸的青年統(tǒng)帥亞歷山大究竟對亞里士多德的哲學理解了多少，這向來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羅素認為，亞里士多德對亞歷山大的哲學影響幾乎等于零，后者受到的更多是其父母的狂暴、迷信、執(zhí)拗等不良因素的影響，而不是亞里士多德的理性教養(yǎng)。盡管亞歷山大對亞里士多德始終抱著一種尊重態(tài)度，在他東征亞洲時還不斷派人把新發(fā)現(xiàn)的動、植物標本送到雅典來供老師研究，但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他的觀點卻與亞里士多德背道而馳。例如在處理東方問題的立場上，身居雅典的亞里士多德堅持希臘文化優(yōu)越論的態(tài)度，認為希臘人與被征服的東方人之間應(yīng)該保持一種主奴關(guān)系；而御駕親征的亞歷山大大帝則通過自己的親身見聞，深深感受到東方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不顧乃師的意見，采取了鼓勵移民和通婚的種族融合政策，從而卓有成效地開創(chuàng)了希臘化時代。
希臘哲學發(fā)展到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里，已經(jīng)達到了思想的巔峰。后世西方社會的各種哲學流派和哲學觀點，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從這兩個人的學說中找到思想雛形。柏拉圖奠定了一直到黑格爾為止的形而上學傳統(tǒng)，亞里士多德則開創(chuàng)了流行至今的邏輯實證風格。柏拉圖主義與亞里士多德主義雖然旨趣不同甚至相互對立，但是它們都表現(xiàn)了某種博大精深的思想內(nèi)涵，煥發(fā)出一股渾雄壯麗的陽剛之氣。自亞里士多德之后，希臘哲學就開始盛極而衰、每況愈下。氣勢磅礴的形而上學和自然哲學日益萎縮為低吟淺唱的生存哲學，蛻變出伊壁鳩魯主義、斯多葛主義等哲學末流，成為希臘化時期和羅馬帝國時期百無聊賴的萎靡心靈的精神興奮劑。哲學從引導(dǎo)自由心靈追求真理的火炬演變?yōu)楦谏娑窢幒竺媸帐安埖木茸o車，對智慧的熱愛——philosophy（哲學）一詞的原意即“愛智慧”——逐漸被對權(quán)力和金錢的熱愛所遮蔽。于是，哲學的時代走向終結(jié)，政治的時代和宗教的時代則應(yīng)運而生。隨著時代精神的變化，哲學也日益喪失了懷疑精神和批判意識，淪為政治的附庸和神學的奴婢，淪為吹喇叭抬轎子、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精神佞臣。
這就是希臘哲學發(fā)展的悲愴奏鳴曲，它既有慷慨激昂的音符，也有陰郁沉抑的聲調(diào)。隨著時光的流逝，希臘哲學已經(jīng)成為滄桑之音，但是它那幽深的哲思和崇高的意境，并沒有被歷史的風塵所湮沒。在庸碌的塵世生活中，在喧囂的物欲潮流里，總會有一些敏感的心靈會被希臘先賢所追求的純凈星空和圣潔情操所感動。在任何時代，希臘哲學都如同希臘神話一樣，注定將成為那些思鄉(xiāng)尋夢者的溫馨故園。
責任編輯 吳大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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