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圣教序》臨習中的難點進行梳 理、歸納有四：難在瘦勁，難在精細，難在圓，難在 氣脈貫通，均已逐一闡釋、分析，并提出相應對策 克服。克服以上難點，最重要的是對王羲之書法 做到準確、全面的認識和理解，把握其藝術本質(zhì)， 才能透過字形、表象去領悟筆意、神韻等，在出發(fā) 點和大的方向做到明確，不至于走偏走彎路。同 時要對字帖做到精確、細致的觀察，去反復推敲、 對比，針對以上主要難點，做到有的放矢，對癥下 藥。
在中國書法史上，唐代被譽為“法的時代”。唐代尚法書風上承魏晉遺韻，下啟宋意先河，樹立了書法史上的第二座豐碑。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是唐代書法史上的重要歷史事件，創(chuàng)立了行書入碑和集字藝術的先河，對于唐代書法以至于中國書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懷仁集王《圣教序》有著深厚的歷史人文背景，即初唐崇王風尚和唐代自上而下的尚法書風，對唐代佛教的興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懷仁收集王羲之墨跡，采用假借、放大縮小等方法組合、編排而成，碑文具有字數(shù)多、字體多、碑刻水平高等特點，是現(xiàn)存碑刻中研究王羲之書法的重要載體，成為后人學習王字的范本，對中國書法史、碑刻史、集字藝術等都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積極的影響。但此碑也因為眾人盲目效仿以及章法缺陷等原因遭到后人的批評，可謂是毀譽參半。此碑現(xiàn)存的拓本中以北宋為最佳，與王羲之摹本書法形神一體、欹側取勢、疏密有度、有法有意的特點相比，．J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更多呈現(xiàn)的是對王羲之“字形'的重視，字體有簡化和楷化的傾向，結體更加規(guī)范化，章法更加疏朗，其反映的書法美術學思想則是“法”有余而“意”不足。對“形”的重視和對“法”的追求正是唐代崇王和尚法書風的重要表現(xiàn)。直到今天，懷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對我們行草書的學習仍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大唐三藏圣教序》，簡稱《圣教序》，由唐太宗撰寫。最早由唐初四大書法家之一的褚遂良所書，稱為《雁塔圣教序》，后由沙門懷仁從王羲之書法中集字，刻制成碑文，稱《唐集右軍圣教序并記》，或《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因碑首橫刻有七尊佛像，又名《七佛圣教序》。集王圣教序碑刻立于唐咸亨三年（六七二），碑通高三五零、寬一零八、厚二十八厘米。碑文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
王羲之
（公元303～361年），字逸少，會稽山陰（今浙江省紹興市）。歷官江州刺史、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有“書圣”之稱。
王羲之書法，初學衛(wèi)夫人，后渡江北游名山，先后見到李斯、曹喜、鐘繇、梁鵠、蔡邕等書跡，遂改本師，草書師張芝，真書法鐘繇，得個中奧妙，然后增損古法，一變漢魏質(zhì)樸書風，創(chuàng)造出妍美流便的今體，于真、行、草三體有極高的成就。千百年來被尊為“書圣”，被書法界奉為圭臬，為后世所欽仰。
此碑為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唐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侶建立。文林郎諸葛神力勒石，武騎尉朱靜藏鐫字。行書，三十行，行八十三至八十八字不等。額刻七佛像。碑原在陜西西安弘福寺，后移西安碑林。集王圣教序記，較雁塔褚遂良正書本晚十九年，多文王答敕、皇太子箋答、又般若波羅蜜多心經(jīng)。懷仁集王羲之書，歷廿五年乃成。
《圣教序》雖是集字成碑，且缺失之字為拼接組合而成。但因懷仁功力精鑿，又是謹慎從事，終能各盡其勢，完好地再現(xiàn)了王羲之書法的藝術特征，用明人王世貞的話來說，是“備盡八法之妙”，成為王字的一個大寶庫。此碑于宋以后中斷，傳世以未斷宋拓本為佳，字跡稍肥，筆鋒使轉(zhuǎn)處瑩絲可見。
集字而成的《圣教序》，其章法布勢已作了很大的調(diào)節(jié)，但終因不是一氣寫成的，故此間稍有缺憾，即某些字勢連貫不夠，行氣不足。對此，我們可多多注意上下筆勢的連貫，并參考如《蘭亭序》《喪亂帖》《快雪時晴帖》等王字法帖，從中感悟、體味王書謀篇布局的要妙，就自然能窺得王字的真諦，進而把握王字整體風格。
圣教序碑帖欣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