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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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對漢人到底有多好？為何滅亡時有些人寧死都不投降明朝呢？
答：在歷經(jīng)了“元亡明興”的慘烈元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后，初建的明王朝境內(nèi)，也出現(xiàn)了一個奇特的群體：元朝遺民。而“元朝遺民”的構成也十分奇特，其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當時的漢族儒生文士。
在很多歷史愛好者的印象里，“大元朝”對待當時的儒生文士，可以說是頗多刻薄。就以古代儒生們的“上升通道”科舉制度來說?？婆e在元朝，曾經(jīng)被長期停廢，后來雖然恢復了科舉，但錄取卻極不公正，廣大漢族儒生不但“錄取率低”，且即使金榜題名，也在官場上被邊緣化。在“臺省要官皆北人為之”的元朝“官場規(guī)矩”下，大量的要害職務被各級貴族及其子弟把持。而在民間野史里，更流傳著元代“九儒十丐”的說法……
但是，哪怕明朝開國后，眾多元朝貴族重臣們都紛紛改換門庭，搖身變成“明朝大臣”時，反而是許多當年受盡元朝排擠的文人儒生們，依然保持著對元朝的“死忠”。清代《元八百遺民詩詠》里，就記錄了八百零五位“元朝遺民”，其中大多數(shù)都是文人儒生。
而且這些“遺民”對于元朝的忠誠度，真不是一般的高。比如可以看看他們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詩人戴良，明朝立國后就歸隱山林，寫了
雖然總的來說，“元朝遺民”的數(shù)量并不多，但他們對元王朝的懷念之情，也讓后世多少人唏噓不已，好些人更疑惑“難道元朝對他們太好”？而真實的原因，卻不止一個。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這其中的很多元朝遺民，對于“君臣大義”的堅守。雖然在整個元朝年間，文臣一直都被邊緣化。但元朝同時也是“程朱理學”的蓬勃發(fā)展期。比如后半輩子甘愿隱居山林，還寫了一堆“懷念元朝”名詩的戴良，他的恩師柳貫等人都是程朱理學大儒，另一位恩師余闕更為元朝死節(jié)，在這一類遺民心中，元朝就是他們心中的“正統(tǒng)朝廷”，當然要拼死捍衛(wèi)。
另一個原因是，元朝對待文人儒士，雖然各種排擠打壓，卻也“有好的一面”。首先是“儒戶”制度，將儒生們單獨編戶，免除各種差役。而且雖然元朝不重視科舉，卻也完善了儒家的祭祀典禮，更在各地廣設學校，還大力鼓勵私學與民間社學。所以，元代的儒生雖然仕途黯淡，卻也在這九十多年里，享受了不少好處，好些人也因此分外懷念元朝。
也正因如此，一直到明朝年間，還有不少文士寫文感慨，懷念元朝年間“稅輕”“寬仁”的景象，叫好些歷史票友有了“元朝統(tǒng)治還不錯”的印象。那么，遺民們懷念元朝，真的是因為“元朝對他們好”？其實更重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利益問題。
最能代表這一原因的，就是明初文學家蘇伯衡的《送樓生用章赴國學序》。蘇伯衡在文章里感慨說：元代的文人雖然仕途無望，但元朝待士卻很“寬仁”，明初的文人呢？倒是做官的機會多，但入仕之后，就要接受朝廷嚴厲的苛查。這，也恰是明初時很多“遺民”不愿入仕的原因。
但這樣的哀嘆，真能證明“元朝好”？事實卻恰恰相反，元朝的九十七年國祚里，高官職位往往被權貴壟斷，甚至“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統(tǒng)治階層成了一群酒囊飯袋，對貪污腐化也就極度縱容，于是末期的元朝，也就以驚人的速度“腐”下去，在元朝做官也就成了件輕松的事兒，只要錢送得到位，有權在手盡管撈，以元朝民謠的說法，就是“官吏都歡天喜地，百姓都啼天哭地”，然后，就是轟轟烈烈的元末農(nóng)民大起義……
這樣的教訓，自然讓明初統(tǒng)治者高度警覺，以明太祖朱元璋的話說，就是絕不能讓明朝的吏治“蹈胡元之弊”。于是從明朝立國起，就對官員采取了極度嚴苛的監(jiān)察制度，新任地方官要按照《授職到任須知》和《責任條例》，一板一眼做事，差了一件就要問責，每三年一次的考核更高度嚴格。貪污腐敗更成為零容忍的事情，涉及六十貫錢就有生命危險，幾樁“洪武大案”更動輒叫數(shù)萬官員落馬，不是殺頭就是服苦役……
換句話說，元朝年間官場上的“小事兒”，放在明初時就成了有生命危險的大事兒。于是在明初年間，就出現(xiàn)了許多拒絕出仕的“元朝遺民”，這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因為“忠誠度”。
更讓不少遺民“懷念元朝”的，還有明初時的經(jīng)濟制度。為什么很多“遺民”“文臣”都在感慨“元朝稅輕”？因為元朝立國后，完整保留了江南地區(qū)的地主經(jīng)濟，那些江南大地主們享有各種特權，結果就是“大家收粟，歲至數(shù)百萬斛，而小民皆無蓋藏”。這才有了“元朝稅輕”的景象?？伞岸愝p”的背后，卻是千千萬萬自耕農(nóng)和佃農(nóng)的苦難，他們承擔著高額的賦稅與差役，各地“民大病”。正是這“稅輕”的好日子，最終造成元朝崩潰。
這樣的教訓，也讓明王朝警醒，于是明朝立國后，對于曾經(jīng)享有特權的東南豪強地主，進行了極其嚴厲的限制和打壓，同時明初自耕農(nóng)和佃農(nóng)的身份也有所提升，甚至元朝時常見的“地主以佃農(nóng)代役”的現(xiàn)象，到了明初也必須“出米一石，資其費用”。鼓勵墾荒的政策增加了自耕農(nóng)的數(shù)量，也限制了大地主的特權。這一切，也自然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催生了不少“遺民”。
但是，從宏觀角度看，這些被“遺民”們反復哀嘆抨擊的國策，確實動了不少“遺民”的利益，卻造就了明初經(jīng)濟的起飛，開國一片殘破的明朝，不到三十年時間，耕地就突破八百五十萬頃，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甩開宋元鼎盛時期兩倍多，成為“宇內(nèi)富庶”的洪武盛世。中國歷史上的又一個黃金時代就此開始，而“懷念故國”的“遺民”們，雖然數(shù)量不多，卻也成了這個歷史時期，特殊的歷史注腳。
參考資料：陳梧桐《洪武皇帝大傳》、展龍《明初江南遺民的政治生態(tài)與命運沉浮》、羅云丹《明初士人研究》、朱紹侯《中國古代史》、王彧《元代文化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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