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大理國與吐蕃及東南亞地區(qū)的茶葉貿易初探
摘要：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云南茶葉生產趨于繁榮，將茶運往西藏銷售并出口到以安南為主的東南亞地區(qū)成為王國重要的貿易活動。南詔大理國將茶葉產區(qū)的諸多民族置于統(tǒng)一的管轄之下，保證了產地與市場之間的有效聯(lián)系；茶葉貿易不僅維持著茶馬古道交通網絡的存在，云南也借此強化了與西藏以及東南亞的政治文化交流。本文以茶葉及其對外貿易為媒介進行討論，旨在揭示南詔大理國的經濟與社會狀況，深化對中國西南邊疆發(fā)展歷程的理解。
關鍵詞：茶史；茶馬古道；民族文化遺產；南詔大理國；農業(yè)文化遺產
南詔大理國是中國西南邊疆以今日云南大理地區(qū)為中心建立的古代地方政權。一般說來，南詔于8世紀上半葉開始崛起，在唐朝的支持下，完成了洱海區(qū)域的統(tǒng)一，統(tǒng)治者蒙氏成為唐王朝冊封的云南王。隨著實力逐漸擴張，極盛時期的南詔控制了今天云南全境、貴州大部、四川、廣西以及今緬甸、越南、泰國、老撾的一部分地區(qū)，包括位于今云南南部一直到邊境一線的茶葉產區(qū)。公元902年，蒙氏被權臣推翻，后經過兩個統(tǒng)治時間很短的大天興國趙氏和大義寧國楊氏王朝的過渡， 公元937年， 段思平建立大理國， 一直到1253年為元所滅，中國西南邊疆地區(qū)的茶葉生產和貿易一直由南詔大理國政權直接管轄。吐蕃王朝（618～842）是西藏歷史上第一個有明確史料記載的政權，實際建立者被認為是松贊干布。吐蕃王朝建立后逐漸統(tǒng)一青藏高原各部并凝聚成強大勢力， 逐漸走出封閉的內陸高原。通過高原內部人口的流動， 社會交往面的擴大，藏地語言及整個文化層得到相互溝通，在文化上得到整合與壯大。社會生產以農牧業(yè)為主，種植青稞、小麥、蕎麥等農作物，飼養(yǎng)牦牛、馬、駝、羊等；手工業(yè)有燒炭、冶鐵、制膠、毛織等。吐蕃王朝在唐代末年崩潰后，宋朝、元朝和明朝初年的漢文史籍仍泛稱青藏高原及當?shù)厝嗣駷椤巴罗被颉拔鬓薄?/span>近年來，“茶馬古道”大有取代此前的“南方絲綢之路”， 成為古代中國西南邊疆跨區(qū)域貿易網絡的通用稱謂之勢。顧名思義，茶是維持不同地域經貿聯(lián)系的重要商品，茶葉的運輸和交易對茶馬古道的存在至關重要。不過，現(xiàn)有研究更多關注的還是清代以后的情況，有關中古時代的討論相對較少，而這段時期的貿易情況顯然對南詔大理國的存在和延續(xù)有著重要的意義。茶葉在唐宋時代逐漸成為一種世界性的消費品，周邊政權普遍接受了飲茶習俗。作為東亞文明世界的一員，南詔大理國管轄下的云南茶葉生產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與吐蕃、安南等地的茶葉貿易可能都比較繁榮，這也是貿易網絡中的茶馬古道能夠長期持續(xù)存在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滇茶在邊疆地區(qū)生產，然后運往另一處邊疆西藏以及域外進行銷售，這與中國南方茶葉產區(qū)的情況是非常不同的。同時，云南茶葉的生產和銷售也是中古時代全球貿易體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目前在西藏和東南亞古代社會生活史研究中都無法解決的直接史料匱乏的背景下，茶葉是極少的可以同時涉及上述廣闊區(qū)域歷史的極佳觀察對象，相關討論對于我們深入理解西南邊疆地區(qū)的歷史發(fā)展進程，具有重要意義。有關茶葉的植物學研究已經確認云南是茶的起源中心和原產地，世界上已發(fā)現(xiàn)的、包括禿茶組在內的茶組植物有47個種、4變種，云南就有35個種、3變種(其中26個種為云南特有種)，占已發(fā)現(xiàn)茶組植物的74%”［1］；民族學人類學的調查也表明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等至少12個土著民族有十分悠久的植茶、制茶、飲茶的歷史，盡管也存在爭議，但基本可以確定這些民族中確實有人類最古老的茶農［2］。云南的茶葉培植史應該是從上古以來便沒有中斷過。除了本身存世極少的漢語文獻之外，布朗族的傳世古籍《奔悶》記載著英雄祖先倡導植茶的故事［3］，而德昂族史詩《達古達楞格萊標》更是將整個世界觀幾乎都內化在茶葉之中［4］。這些誕生時代可能很早的材料，在云南茶葉種植史的討論中顯然也應能得到正視。茶葉與糧食作物不同， 除了滿足本地消費，很多產品都可以銷往他處。云南至今仍有多處古茶樹資源分布，即便其中野生型古茶樹或許因為很難證實是否經人采摘利用而無法直接作為茶史發(fā)展的證據，而栽培型茶樹的存在確實應該被視作茶葉生產與外銷的實物材料。雖然缺乏直接的文獻記錄，云南茶葉的商品化和長途貿易應該在很早的時代便已開始了。
云南茶葉外銷以傳統(tǒng)馬幫運輸為主，以少數(shù)民族為主體進行跨區(qū)域貿易，這一渠道長期以來都不在中原王朝政府的管控之下， 與此相應，漢族知識分子對它的了解十分有限，以至于相關情況在古代文獻中一直付之闕如。《大明會典》中載有各地需繳納的茶課，其中云南的份額是“銀一十七兩三錢一分四厘”［5］(P650)，與 四川歲征銀“四千七百二兩八分”相比，這個數(shù)字無論如何都低得令人難以置信。何況在當時普遍使用貝幣的云南，用銀納稅本身就顯得十分特殊。前輩學者據此推測“上繳茶課的地區(qū)，主要限于昆明、大理等省內腹地”［6］， 僻處滇南的茶葉主產區(qū)可能并未計算在內。清中期之后，普洱茶被視為“大錢糧”，在地方財政收入中占據了較大比重，其重要性凸顯的背后是邊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茶葉生產和銷售逐漸被官府掌控。所以，此時文獻記載的內容與其說是清代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毋寧說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剛被官府和學者們掌握的舊“知識”。
明代之后，中原已經普遍盛行以炒青茶為主的散茶，而云南更多沿襲了唐宋流行的曬青和緊壓工藝，無論形制還是口味都與和內陸所產茶葉存在明顯差異。除了極少數(shù)的地方名茶如感通茶受到一些茶人的關注外，有明一代，以謝肇淛為代表的外來官員對普洱茶的評價都不高，“瀹作草氣，差勝飲水耳”［7］(P691)，顯然并不是什么贊 譽之辭；而云南學者李元陽顯然十分認同本土茶葉“藏之年久，味愈勝也”的特性［8］(P76)。當然，隨著與內陸交往日趨繁密，中原的小葉種茶以及炒茶工藝也逐漸傳入，《大明會典》 中所記錄的稅收，應該是從這一類茶葉中收取的。清代之后，所謂普洱茶“京師尤重之”情況的產生，有可能是受到當時往來密切的藏、蒙民族，尤其是藏傳佛教僧侶的影響。根據清宮檔案，皇家消費量最大的普洱茶在其他地區(qū)并沒有受到明顯歡迎，此時的漢族知識分子仍認為普洱茶更接近藥物，“可療疾，非清供所宜”［9］(P211)，這或許正是內陸消費者的主流看法?？傊?，盡管大理國時代便有了向宋出口茶葉 的 記 錄［10］(P1095-P1096)，但 以 普 洱 茶 為 代 表 的 云 南緊壓茶長期以來都沒有以內陸作為主要銷售市場，云南在某種程度上一直都是具有不同的加工工藝和消費習慣的單獨茶區(qū)。它的產銷繁榮除了有賴本省的消費外， 似乎一直都十分依仗西藏。這是我們討論時首先需要明確的。隨著飲茶習俗不斷向周邊推廣，茶葉逐漸成為中古中原王朝對外出口物資的大宗。在唐宋時期的茶葉跨區(qū)域流動中，對北部草原地帶、青藏高原、中亞內陸地區(qū)以及日本列島、朝鮮半島的茶葉輸出量可能都很可觀。兩宋王朝在四川設置茶馬司，利用茶葉與吐蕃等民族交換戰(zhàn)馬，正式確立了茶馬貿易制度，更進一步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繁榮，出現(xiàn)了黃庭堅詩中所謂“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的局面。從唐到宋，四川制茶業(yè)經歷了一個長久的繁榮周期，生產規(guī)模迅速擴大。不過，天氣炎熱的東南亞很多地方至今也只習慣冷飲，茶的推廣必然會受到限制。但在那些與東亞大陸關系密切的地區(qū)， 以安南為代表，飲茶的習慣還是很早便已存在。茶自“唐代傳入越南”［29］基本可以算是學界的共識。按照《膳夫經手錄》的記載，湖南衡州所產衡山團餅“雖遠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30］(P524)。茶葉有進口記錄，說明本土消費力并不弱。
有關西藏與內陸的茶葉貿易，最早的記錄出現(xiàn)在唐代。李肇《國史補》有載：
常魯公使西蕃，烹茶帳中。贊普問曰：“此為何物?”魯公曰：“滌煩療渴，所謂茶也?！辟澠赵唬骸拔掖艘嘤??！彼烀鲋?，以指曰：“此壽州者，此舒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12］(P66)
這條記載在有關茶馬古道以及茶葉史的研究中經常被引用，不過，很多學者習慣將其解釋為當時的吐蕃已有茶葉卻不知如何品飲。這種理解背后可能帶有一定文化偏見，此場景更有可能是吐蕃的統(tǒng)治者在向大唐的使節(jié)炫耀自己的茶葉收藏。當時吐蕃的精英階層已有嗜茶的，通過長途貿易， 吐蕃獲得了中原很多地方的名茶。從記錄到的茶葉品種看， 確實沒有云南茶在其中。不過，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大名鼎鼎的川茶同樣沒有出現(xiàn)在紀錄中，《國史補》提供的可能不是一份完整的輸藏茶葉清單。
《云南記》提到：“名山縣出茶，有山曰蒙山，聯(lián)延數(shù)十里，在縣西南。”［13］(P417)雅安地區(qū)所產的蒙頂茶，幾乎可算是中國最早的名茶，價格長期居高不下，一直到唐宣宗大中十年（856）完成的《膳夫經手錄》仍說：“蜀茶得名蒙頂，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頂茶”［14］(P524)。這里地處四川盆地邊緣， 自古便是漢藏文化的交匯之處，蒙頂茶向西藏輸出同樣十分便利。后世的材料能夠說明，蒙頂茶很早便受到藏人歡迎。為了保證茶葉的穩(wěn)定供應以便換回更多戰(zhàn)馬，北宋朝廷采取了將“吐蕃人特別喜愛的雅州名山茶?？仄饋怼保?5］(P100)的舉措。蒙頂茶宛如奢侈品般的存在，普通民眾可能無福消受，但熱衷于此道的吐蕃贊普肯定是有機會得到的。
同樣， 云南茶很可能也是贊普的收藏品，只不過使者可能沒有留意或者根本不認識云南茶。滇茶一般并不銷往中原，況且此時的南詔已不在唐的控制下，大唐的使節(jié)未能留下相關記載也是極有可能的。南詔在與唐決裂后，曾經有一段時間被視為吐蕃的臣屬國，向吐蕃輸送茶葉是最為正常不過的經貿交流活動， 何況兩地山水相連，和中國其他茶區(qū)的相比，云南向西藏運輸茶葉顯然更為便利。綜上所述，吐蕃地區(qū)的飲茶習俗可能很早之前便已存在，盛產茶葉的川滇兩地都在向藏地銷售茶葉，但《國史補》其時失載應該是源于某種疏漏。
學界一般認為“滇藏茶馬古道，確切可考者，形成于明代、盛于清代，其主道以今云南西雙版納、思茅產茶地為起點，向西北經今云南大理、麗江東入四川西昌，北經康定至西藏昌都，或由麗江北上迪慶……然后至林芝、拉薩”［16］。確實，一直到比較晚近的史料，才開始追溯滇藏茶葉貿易的起源。但正如云南的飲茶習慣不可能是從唐人有了記錄以后才開始流行一樣，云南和西藏的茶葉貿易可能在漢藏文獻有記錄之前很久便已存在。
近年來，一組出土于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地區(qū)的有機殘存物被鑒定為茶葉［17］，阿里本地并不產茶，則至遲在1800年前，茶葉已經被輸送到海拔4500m的西藏阿里地區(qū)①。當時的茶是從遙遠的地區(qū)運來的珍稀貨物。雖然沒有任何文獻可供參證，但這一發(fā)現(xiàn)不僅說明藏族具有悠久的飲茶歷史，同時也把中國境內不同民族間茶葉貿易的起始時間大大提前了。主持發(fā)掘的霍巍先生推測到“中原漢晉時代甚至更早， 便已經有一定規(guī)模和數(shù)量的茶葉進入到西藏高原”［18］， 但此時中原茶業(yè)的發(fā)展情況也沒多少文獻可供佐證。盡管無法輕易斷定這批茶葉的產地一定會是云南，但兩地不僅地理上距離更加接近，而且作為茶葉原產地的云南西南地區(qū)至今仍有同時代的古茶樹存在，云南茶銷往西藏的可能性應該是最大的。
明末科學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提到“普雨茶蒸之成團，西番②市之，最能化物……”［19］(P138)。今天的研究者多會提到普洱茶又名普雨茶，所謂“雨”可能是民國時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版將“洱”字誤排為“皷”，又被進一步錯認為“雨”而造成的。無論如何，這或許是現(xiàn)有的漢語史料中最早明確記錄藏人消費滇茶的記錄。清代之后，類似記錄變得十分常見和頻密，普洱府的地方文獻中基本都保留了類似說法。但是，當時便有學者推斷南詔時代的云南便已向吐蕃地區(qū)輸出茶葉?！兜岷Ｓ莺庵尽诽岬剑骸捌斩艑巽y生府，則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保?0］(P220)阮福的名篇《普洱茶記》［21］(P316)對此進行了引述，兩位作者都對滇茶產業(yè)十分關注，他們的論述不會毫無憑據。
當然，現(xiàn)代也不乏學者持同樣觀點，鄭學檬先生也提出“這里（云南）的茶，很容易成為和吐蕃的貿易商品， 飲茶習慣極易傳人吐蕃”［22］(P234)。根據《漢藏史集》的說法：都松莽布支國王將并非吐蕃人的南詔納入治下，使吐蕃權勢大增［23］(P107)。他于29歲時在南詔地方去世。所以， 這位國王“更有可能是南詔銀生山茶的享用者和引進者”。對此，另一種藏文史料《賢者喜宴》實際上有更為直接的記載，在征服南詔的過程中，吐蕃贊普都松芒杰隆囊“曾得到茶及多種樂器。權勢如神，威力無邊，征服邊地之王”［24］。贊普的漢譯名雖略有差異，但實為一人，而上引的藏文記載也是不多的涉及云南茶銷往西藏的史料。
有賴于漢語文獻的保全，川茶在宋代的時候產量可以大致估算。云南的情形卻相反，現(xiàn)存史料中很難找到有關大理國的茶葉生產和貿易情況的直接記載，但這個仍然控制著云南南部產茶區(qū)的王國，其茶產業(yè)的發(fā)展不會成為當時世界歷史潮流中的一種特別反例。實際上，站在向宋出口茶葉、緊壓茶技術傳統(tǒng)的形成、佛寺種茶習慣的確立、元朝使者的觀察以及云南至今尚存的古茶樹群落幾個角度進行推測［11］，這一時段，云南茶業(yè)也同樣呈現(xiàn)出繁榮態(tài)勢。只不過，它的出口市場可能會以臨近的吐蕃和東南亞地區(qū)的安南最為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應被視為單獨的茶葉產銷單元。
具體到日常飲茶的方式，西藏和內陸并不一致， 對于茶葉的評價標準自然也會有所差別。云南大葉種茶有其他地區(qū)的茶種所不具備的特殊之處，在某種程度上更加適合游牧民族的飲食習慣。盡管精英圈可能會偏愛由中原輸入的口感更加精細的茶葉；但在民間，可能和現(xiàn)在一樣，云南出產的滋味濃烈的大葉茶更受歡迎。元代忽思慧的《飲膳正要》說：“西番大葉茶，出本土，味甘澀，煎用酥油?！保?5］(P135)所指似乎便是今天藏族和蒙古地區(qū)流行的酥油茶或其前身，葉片較大是云南茶的典型特征，“味甘澀”也可算是滇茶的標志性口感，不過，“出本土”的說法則讓人費解，即便是廣義的西番，能夠產茶的地區(qū)也不多，元代所謂的西番大葉茶應該有一部分是云南運來，大概時人看到這些茶與中原茶葉性狀差異明顯，在不知是由外地販運而來的情況下便推測產于“本土”。
滇茶對西藏的重要性其實可以從后世的另一個歷史側面看到。明清易代的政治動蕩，可能對云南茶的外銷造成了巨大影響。在局勢尚未完全明朗之際，五世達賴喇嘛便迫切地向清廷提出在北勝州“互市茶馬”的請求［26］。不管吳三桂與達賴喇嘛是否有合作反清的政治謀劃，毫無疑問的是因為滇茶在西藏持續(xù)銷售多個世紀，處于某種無可替代的地位，所以一旦云南政治形勢趨于穩(wěn)定，西藏統(tǒng)治階層馬上提出盡快恢復對藏輸送的茶葉要求。
除了更好地挖掘古代文獻的記載，我們還需利用現(xiàn)有的技術遺存去探索南詔大理國的文化層。從工藝發(fā)展史的角度看，普洱茶生產中使用的緊壓茶技術是大理國時期從中原引入的。制成的團茶和磚茶，除了可以滿足大理國內精英階層效仿中原地區(qū)的飲茶習慣外，應該也與擴大在西藏等地的銷售有關。畢竟經過壓制的茶葉，所占空間大為縮減，十分便于馬幫運到遠方出售。三、云南茶向東南亞地區(qū)的出口：以安南為中心學界一般認為中原王朝很早便通過海路對外銷售茶葉，但有學者“查遍宋《諸蕃志》和元《島夷志略》均未見運茶出口的記載”［27］(P205)，從而對早期中國茶葉的對外貿易“用水運”這一問題提出了疑問。在港口集散的商品會被輸送到不同國家，中古時代的茶葉更多是銷往已經接受了飲茶習俗的日本和朝鮮半島，所以在重點記載中國與東南亞之間貿易活動的這兩本古籍中沒有直接記錄。不過，根據曾在印度和東南亞學習生活多年的義凈三藏的記錄，有一些蛛絲馬跡表明東南亞地區(qū)此時也有飲茶的習慣。如果這一區(qū)域的茶葉并非通過閩粵海運出口，那么至少有一部分茶葉是云南茶，通過馬幫陸路運到的。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十七《知時而禮》中提到，“若飲漿或水，乃至茶、蜜等湯及酥糖之類，若未漱口洗手，禮同前犯……”［28］(P117)。曾長期僑居南洋的義凈三藏雖然沒有明確指出書中所記載的禮儀規(guī)范主要流行于何地，但此書討論的基本都是東南亞地區(qū)的風俗。蜜對于印度文化圈的人民來說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飲料， 能和蜜并舉，顯示茶飲已經被逐步接受。至少在僧侶階層，可能逐漸成為一種常見的飲料。很多研究者認為茶是唐太宗時期因為文成公主的聯(lián)姻才帶到西藏的， 但藏地面積廣大，不同地方的飲茶習俗可能會有不同的來源。東漢時期阿里茶葉的發(fā)現(xiàn)證明這個一直以來都是以肉類為主食的地區(qū)， 由于飲食結構方面的原因，早在唐代之前便已存在飲茶習俗。何況歷史記憶通常都是層層疊加而成的，與唐皇室的聯(lián)姻，作為藏族歷史上一次影響深遠的文化交流活動，在后來的歷史記憶中被不斷強化，逐漸覆蓋了早期的歷史事實，才導致了很多文化的起源都被追溯到聯(lián)姻這單一歷史事件上。當然，文成、金城兩位公主入藏， 確實會使得當?shù)仫嫴璧牧晳T得到加強，尤其是貴族階層和僧侶可能會接受唐王朝流行的飲茶方法。在安南都督管轄的時代，飲茶肯定已在唐派出的高級官僚中流行。此外，我們同樣需要考慮茶文化的傳播與本土佛教僧團之間的密切關系。著名的《大唐西域記》中并沒有域外僧侶飲茶的記載，因為它本來就是中國文化習俗逐漸浸染到佛教界的，而茶的跨文化傳播與佛教信仰之間存在密切的關聯(lián)，學者們早已注意到中原的茶文化會 “隨著佛教的交流而被傳播到國外的佛教寺院”［31］(P359)。10世紀以后， 中華佛教在安南獲得了迅速發(fā)展，尤其是禪宗勢力很大，甚至一度可以決定統(tǒng)治者的繼任人選。毗尼多流支據傳為禪宗三祖僧璨的弟子，而無言通自謂得法于百丈懷海［32］。隨著中華佛教的傳播，飲茶習俗也在安南佛教精英圈中得到普及?！爱L石新開井， 穿林自種茶”，張籍的《山中贈日南僧》一詩描述了來自越南中部地區(qū)的僧人在內陸的隱修生活，植茶是當時中原佛寺的習慣，但參訪學習的日南僧侶一旦返國，可能也會把飲茶和種茶的習慣帶回去。根據《安南志略》的記載，“茶，古載出諒州古都縣，味苦，難為飲”，此書成于元代，說明當時本土茶葉品質欠佳， 顯然仍要依賴外來的茶葉供給。但是同書還提到：“（開寶）八年五月貢金、帛、犀角、象牙、香、茶?！保?3］(P282)茶葉更早的出現(xiàn)在安南與宋的朝貢貿易清單之中。既然此時安南本土的茶葉生產顯然尚未得到發(fā)展，也不可能用原產于大宋的茶葉向宋朝貢，唯一的可能便是利用自身百貨云集的貿易港優(yōu)勢，以鄰近的云南茶充當貢品。不過，大理國和安南長期不睦，雙方的經貿往來可能部分要通過第三方進行，其中生活在今天云南文山地區(qū)的壯族先民可能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角色。這個在當時被稱為“土獠蠻”的群體在宋、大理和安南三國交界的區(qū)域生活，政治歸屬不定，但同時都被三個政權認定為屬民。在元初的記錄中，除了刀耕火種之外，他們“常以采荔枝、販茶為業(yè)”［34］(P130)，“販茶”作為一項經濟活動被單獨提及，顯然已經有了一定的規(guī)模，而向西藏輸送茶葉行業(yè)顯然早被其他族群壟斷，所以此處提及的販茶業(yè)應該主要是指“土獠”族群利用跨境分布的優(yōu)勢，將云南茶向當時茶葉生產并不發(fā)達的安南進行民間轉運的活動。中古世界對于茶的消費多以唐為標桿，各國的權貴和知識階層也多以品飲唐宋所產的名茶為榮。但在與滇南茶葉主產區(qū)毗鄰的安南，獲得云南茶顯然更為方便，這一區(qū)域人民日常所需的茶飲至少有一部分來自云南，繁榮的交州港甚至成為云南茶的外銷港口都是很有可能的，否則就無法解釋義凈三藏記載的東南亞佛徒獻茶禮儀中茶葉的來源。通常認為，西藏對茶葉的依賴是因為當?shù)氐娘嬍骋匀夂腿橹破窞橹?，需要借助飲茶來促進消化并補充植物性營養(yǎng)，而泛東南亞地區(qū)的情況正相反，“在人們的食物中，對動物蛋白的攝入非常有限”［35］(P10)，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情況無疑也會影響到茶葉的消費量。另外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東南亞是檳榔的傳統(tǒng)消費地，很多族群嗜好嚼食檳榔，“晝則就盤更噉，夜則置盤枕旁，覺即噉之”［36］(P235-236)，這幾乎發(fā)展成一種帶有依賴性的習慣，而“客至不設茶，惟以檳榔為禮”的記錄，則明確說明在這些嗜好嚼食檳榔的族群中是沒有飲茶習俗存在的。所以對于這一區(qū)域茶葉流行情況的推測，確實應以謹慎為是。鉆研泉州、廣州等港口歷史以及海外貿易的學者們確實可能把茶葉大量銷往東南亞的時間推定過早。從整個區(qū)域來看，飲茶多跟僧侶以及知識階層的社交和禮儀活動有關，可能與中國早期的情況相類似，由于價格高昂， 飲茶習慣最初也只是在上層社會中流行。
南詔長期維持著可觀的軍事力量，不僅進占了吐蕃和唐的許多領土，統(tǒng)轄著眾多的附屬國和部族， 在當時的東南亞地區(qū)也是強大的存在。此外，南詔大理國的君主還資助了很多佛教方面的大型建設活動， 比如營建崇圣寺等眾多寺院，支持繪制圖卷以及開鑿石窟等。如此“文治武功”顯然都需要強大的財富基礎，作為地方強國，南詔大理國的國家財政勢必要有穩(wěn)定的來源。
不過，由于南詔大理國始終是研究者心目中的邊緣地帶，通常會被預先設定為落后和經濟欠發(fā)達的角色，“南詔在社會性質上，洱海地區(qū)和滇池地區(qū)大部分地方處于奴隸制，發(fā)展的是奴隸制經濟，以及受同區(qū)域內的奴隸制經濟支配的村社農民的個體小經濟”［37］(P150)，即使到了20世紀90年代，此類論述仍然占據著有關南詔大理國經濟討論的主流。另外，傳統(tǒng)史學家在討論南詔國的財政來源時往往會強調其大發(fā)戰(zhàn)爭財，依靠“對唐朝邊境的掠奪”獲得收入［38］(P213)，但這在古代軍事活動中十分常見，很難說有何特殊之處。云南山地比重大，受地貌限制，難以發(fā)展常規(guī)的糧食作物生產，只在面積不大的盆地中存在中古時代比較先進的農業(yè)。或許是受中國傳統(tǒng)重農思想的影響，以往的研究總是對南詔大理國的農業(yè)有著不同尋常的重視，相對而言，有關這一時期經濟領域的其他方面的討論明顯不足。作為茶葉的起源地，雖然有一些學者認定云南茶史發(fā)展的時間很早，但由于缺少文獻，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制茶、飲茶和販售即便被提及，多數(shù)也只是幾筆帶過。有鑒于清代普洱茶產業(yè)曾有很大發(fā)展，認為“清代以前云南僅少量產茶”［39］(P264)仍是部分學者的意見。對于云南來說，茶葉是非常重要的收獲物，古茶樹的廣泛分布說明古代曾有大量人口依靠采茶、 制茶和販賣茶葉維持生計；各種跡象也都表明云南可能很久之前就開始把茶葉輸送到遙遠的區(qū)域，并從中獲取利益。我們并不能因為缺少漢語文獻的直接記錄，便否定以上情況的存在，而是要尊重歷史發(fā)展的進程，通過合理和必要的推測， 來重構當時社會文化的圖景。一般說來，古代貿易網絡的存在往往會以重要的商業(yè)城市為依托。早在漢代，永昌便已是中國西南邊疆地區(qū)著名的貿易城市，大量的中外物產在此匯聚。這里靠近德宏、臨滄等古老的產茶地，茶葉從這里出發(fā)運往阿里，可能是最為便捷的路線。南詔時期驟得大名的銀生城，也有可能是一個以茶葉交易為依托的城市，因為從這里南下，可以迅速進入至今仍享有盛譽的西雙版納茶區(qū)。永昌、銀生兩城的腹地是所謂金齒百夷地區(qū)，當?shù)厣畹牡掳鹤?、布朗族擁有悠久的茶葉栽培歷史。茶產業(yè)的繁榮，也會強化這兩個城市的茶葉貿易管理職能，它們都保持著節(jié)度-都督的高級建制，這固然與軍事及政治因素有關，但也不能排除經濟方面的考慮?！缎U書》提到南詔驅使很多民族的武士進攻安南都護轄區(qū)，能夠有效動員多個族群參戰(zhàn)，應該也有經濟方面的因素。王國政權一旦控制了茶葉的收購和外銷途徑，便能夠更加有力地將多個族群凝聚在一起。南詔大理國的面積要比今天的云南省更大，其轄下參與茶葉生產和貿易的區(qū)域也涵蓋了今天緬甸和老撾的一部分毗鄰地區(qū)。對內而言，南詔大理國將茶葉產區(qū)的諸多民族置于統(tǒng)一的管轄之下， 保證了茶葉產地與市場之間的有效聯(lián)結，而通過茶葉外銷，云南成功地融入到當時世界的貿易網絡中。南詔大理國對西藏的茶葉供應應該是持續(xù)和穩(wěn)定的，安南也能夠覓到云南茶的身影， 繁榮的交州港或許還有云南茶的轉口業(yè)務，應該說云南在中古時代的世界茶葉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通過馬幫和海船的聯(lián)運，云南實現(xiàn)了與西藏和東南亞的有效連接，這也為雙方的文化尤其是宗教領域的交流創(chuàng)造了條件。正如方國瑜先生所言：“普洱茶……不僅是一種名茶和單純的商品?！保?0］(P480)以茶葉及其貿易為媒介，對中古時代云南的經濟與社會狀況進行討論，能夠推進我們對中國西南邊疆發(fā)展歷程的理解。注釋：
①參見中國科學院網頁：http：//www.cas.cn/syky/201601/t20160111_4516232.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②“（狗）西番”在清代的文獻中多指與藏族關系密切的納西、白馬藏人等民族，但在《物理小識》中似乎仍應以傳統(tǒng)的“西番”即廣義的西藏來理解為是。［1］徐玫，等.云南古茶樹群落的分布和多樣性［J］.中國茶葉,2005,(6).［2］趙富榮，等.最早馴化栽培茶的中國孟高棉諸民族［J］.思茅高等師范?？茖W校學報,2008,(1).［3］王仲黎，等.布朗族茶文化詞匯與茶文化歷史變遷［J］.農業(yè)考古,2016,(5).［4］周燦等.《達古達楞格萊標》的茶文化內涵［J］.學術探索,2013,(8).［5］（明）申時行等.大明會典［A］//《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789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6］方鐵.普洱茶與清代滇南社會［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14,(2).［7］（明）謝肇淛.滇略［A］//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第六卷)［C］.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8］（明）李元陽.嘉靖大理府志［M］.大理：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1983.［9］（清）王昶.滇行日錄［A］//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第六卷)［C］.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0.［10］（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北京：中華書局,1988.［11］張海超.南詔大理國茶葉生產芻議［J］.農業(yè)考古,2017(2).［12］（唐）李肇,等.唐國史補 因話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3］劉緯毅.漢唐方志輯佚［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14］（唐）楊曄.膳夫經手錄［A］//《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15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5］王曉燕.官營茶馬貿易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16］南方絲路與民族文化論壇秘書組.南方絲路與茶馬古道研究概況［J］.中華文化論壇,2008增刊,(2).［17］Lu H.Y. et al. Earliest tea as evidence for one branch of the Silk Road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J］. Scientific Reports, 2016,（5）.［18］霍巍.西藏西部考古新發(fā)現(xiàn)的茶葉與茶具［J］.西藏大學學報,2016,(1).［19］（明）方以智.物理小識（上）［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20］（清）檀萃.滇海虞衡志［A］//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第十一卷)［C］.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21］（清）阮福.普洱茶記［C］.載張昌山主編.云南文化讀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22］鄭學檬等.唐宋科學技術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研究［M］.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23］達倉宗巴·班覺桑布.漢藏史集［M］.陳慶英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24］巴臥·祖拉陳哇,著.黃顥,譯注.賢者喜宴摘譯（四）［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1,(3).［25］（元）忽思慧.飲膳正要［M］.北京：中國商業(yè)出版社,1988.［26］（清）莊士敏.滇事總錄［M］.卷上.光緒十四年（1888）刻本.［27］莊為璣.晉江新志（上冊）［M］.泉州：泉州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1985.［28］（唐）義凈，著.王邦維,校注.南海寄歸內法傳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5.［29］黃小瓊.淺析中國與越南的茶文化［J］.西部大開發(fā),2011,(11).［30］（唐）楊曄.膳夫經手錄［A］//《續(xù)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xù)修四庫全書（第1115冊）［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1］李斌斌，等.中華茶史·唐代卷［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32］(越)陳文珬，著.黃軼球,譯.越南佛教史略（中）——起源至十三世紀［J］，東南亞研究,1985,(2).［33］（越）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M］.北京：中華書局,2000.［34］（元）李京.云南志略［A］//方國瑜,主編.云南史料叢刊：第三卷［C］.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35］(澳)瑞德,著.吳小安,等譯.東南亞的貿易時代：1450～1680（第1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36］（宋）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9.［37］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4.［38］尤中.云南民族史（修訂本·上冊）［M］.昆明：云南西南邊疆民族歷史研究所,1985.［39］方鐵.邊疆民族史新探［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3.［40］方國瑜.普洱茶［A］//方國瑜，等.方國瑜文集（第四輯）［C］.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張海超，云南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副研究員，常務副館長，研究方向為民族文化遺產和農業(yè)文化遺產。原載于《農業(yè)考古》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