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吃活驢肉的山西巡撫憑啥任性
清代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中記載有這么一段史實。乾隆年間，山西巡撫王亶望特別喜好吃驢肉絲，為此他的廚房中有專門飼養(yǎng)驢的人，養(yǎng)了好幾頭肥而健壯的驢。每當王稟望要吃驢肉時，廚師就在驢身上找一處最肥美的地方，直接用刀割一塊下來，立即烹調(diào)好送到王亶望面前。驢身上被割了一塊肉的地方鮮血淋漓，廚師就用燒的通紅的鐵塊烙一下，于是血就會立即被止住。
王亶望還喜好吃鴨子，而且必須是填鴨。他也有專門養(yǎng)填鴨的人，飼養(yǎng)方式與都城的填鴨大致相同，不同之處是不讓填鴨活動罷了。蓄養(yǎng)的方法是：取釀制紹興酒的壇子，將壇底敲掉，把鴨子放進壇中，然后用泥土封住壇底，使鴨子的頭頸伸到壇口之外，再用動物油和飯喂養(yǎng)。當然，壇子后面要留一個洞，供鴨子排糞便用。這樣養(yǎng)上六、七天，就可以養(yǎng)得很肥很大了，這種鴨子的肉非常細嫩，像豆腐一樣。如果王亶望偶然想吃豆腐，就要殺兩只鴨子熬湯，然后用鴨湯煮豆腐，這樣才能送給他吃。寫到此地，姚元之嘆道：“豪侈若此，宜其不能令終也?！蓖鮼嵧钌莩薜竭@種地步，真不知他的這種奢侈有沒有止境！
王亶望的奢侈生活，在清朝官場絕非個別現(xiàn)象。
有清一代，自康熙中期以降，社會安定，有所謂的“康乾盛世”之稱，社會上吃喝之風盛行。上層社會，官場交往，腐敗與奢侈并行，形成了清代特有的豪奢之風。據(jù)《清稗類鈔》記載，清代吃喝風盛行，以宴席種類繁多記錄，有燒烤席、燕菜席、魚翅席、魚唇席、海參席、蟶乾席、三絲席諸名目。以碗碟多少大小記錄，有十六碟八大八小、十二碟六大六小、八碟四大四小等。以應(yīng)酬之繁，當以京師為最。王公大臣、八旗貴族和士大夫之間的官場交際、往來酒宴，有一日至四五次之多者。當時有人嘆曰：“都門為人物薈萃之地，官僚筵宴，無日無之。然酒肆如林，塵囂殊甚?！奔词故堑靥幤h的甘肅蘭州，也是“宴會，為費至巨，一燒烤席須百余金，一燕菜席須八十余金，一魚翅席須四十余金。等而下之，為海參席，亦須銀十二兩?！?/font>
無怪乎，有學者說：在中國飲食發(fā)展史上，帝王與權(quán)臣貴族起了最大的推動作用，而最好的美食總是首先出現(xiàn)在帝王與貴族的豪華筵席上。中國的飲食文化是與權(quán)力掛鉤的，史料顯示，先秦時期的飲食禮政已經(jīng)相當完備了，直至清代，官場上的豪奢飲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王亶望只不過是其中一位佼佼者而已。那么，王亶望憑什么吃鴨專門吃“填鴨”，吃驢臨時來“活剮”呢？正如王亶望被查抄后自己承認的那樣：“我自己家資本本不多，所有現(xiàn)查出的銀物大半都是婪索得來的?！笔聦嵕褪侨绱?。
王亶望（？—1781），清陜西臨汾人。巡撫王師之子。自舉人捐納知縣，累遷至浙江布政使，乾隆三十九年（1774）移甘肅布政使。他在歷史上的出名也就是臭名昭著，正是在甘省期間的“乾隆朝甘省折監(jiān)冒賑案”。甘肅冒賑一案緣于捐監(jiān)。清代捐納監(jiān)生始于順治六年，定例于康熙四年，乾隆十年又規(guī)定：生俊捐谷一百七十石就可以得到監(jiān)生的資格。甘肅曾實行過“捐監(jiān)”，又曾一度停止。后來甘肅倉儲不足，經(jīng)陜甘總督勒爾謹奏請清廷獲準，于乾隆三十九年又開始在甘肅各地開捐。當時任山東布政使的王亶望，被乾隆調(diào)補甘肅布政使，受皇帝之命，親自主持捐監(jiān)。這次開捐，王亶望采取了與以往不同的辦法，讓監(jiān)生將應(yīng)捐豆麥折為白銀，這樣就為王亶望及各級官吏中飽私囊提供了便利。與此同時，王亶望調(diào)蔣全迪為蘭州知府，專門辦理“捐監(jiān)”事務(wù)。蔣全迪完全按照王亶望的意圖辦事，將私收的白銀借災(zāi)賑的名義任意開銷，從中取利。甘肅各級官員利用“捐監(jiān)”，幾乎個個中飽私囊，而王亶望貪污最多。后來查抄王亶望名下資財，除珠寶玉器衣服及田產(chǎn)等項不計外，所有查出的金銀數(shù)目及鋪面估值變價銀數(shù)“共銀一百零八萬七千四百四十八兩二錢”。
在甘肅主持捐監(jiān)期間，王亶望權(quán)勢大增，貪欲爆發(fā)。據(jù)王亶望本人后來供認。我得過屬員銀兩甚多，所以外人編個口號（民謠、順口溜）“一千見面，兩千便飯，三千射箭”。事實確如所言，沒有銀子，要見面都難！乾隆四十二年三月，鞏昌府知府潘時選赴藩司衙門要見王亶望未果，后送銀一千兩遞進，才見到王亶望。至于勒要屬員物品，讓屬員代買皮張、衣服、古董等他從來就不給價。他屬中隨從的很多親戚報捐監(jiān)生，他從來不交銀子，只叫屬員填給實收，銀子就算在了屬員的帳上。他供認，在甘藩司三年任內(nèi)，送銀送物給他的人多得連他也記不清。正如他的下屬常常議論的那樣“王亶望無人不向婪索”！作為藩司，他還將每年本應(yīng)發(fā)給各州縣用于運糧賑災(zāi)的“腳價銀兩”三萬二千兩，裝入自己的口袋，并心安理得地認為這是“屬員對他的孝敬”。
王亶望之所以如此貪婪，如此囂張，就是仗著他手中的“生殺”大權(quán)。他說過：“有州縣待我好的我就叫他把災(zāi)分報多些，有些州縣待我平常的我就不準他多報”。他推行“競定分數(shù)開單派各州縣照單開報”，目的就是使各州縣官多給他送銀送物品。王亶望要蓋房屋，為趕在上凍前建好房屋，皋蘭縣知縣程棟令工匠用熱水和泥，計費銀二萬兩。作為對程棟的回報，每年災(zāi)賑報銷時，王亶望就讓程棟多報一二萬石賑濟糧銀。于是，各州縣官紛紛效法，送銀的名目繁多，什么節(jié)禮銀、盤費銀少則幾百兩，多者上千兩。設(shè)想，如此權(quán)勢，吃活驢、吃填鴨又算得了什么？！
“乾隆季年，諸貪吏首稟望”。這樁發(fā)生在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的集體眾貪大案，震驚朝野。地方官員以賑災(zāi)濟民的名義上下勾結(jié)、偽災(zāi)舞弊、折收監(jiān)糧、肆意侵吞。此案牽連布政使及以下各道、州、府、縣官員一百一十三人，追繳贓銀二百八十萬余兩，連乾隆皇帝也驚呼，此案“為從來未有之奇貪異事”。最終，王亶望、蔣全迪被處斬刑，王廷贊處絞首，勒爾謹賜死；其余貪污數(shù)萬兩的巨犯斬首五十六人，免死發(fā)遣四十六人，革職、杖流、病故、畏罪自殺者數(shù)十人。乾隆帝坦承，查辦此案實在出于無奈而不得不辦，在辦理過程中也不忍大辦。捐監(jiān)是此案的誘因，冒賑是其必然結(jié)果。后人評論，乾隆執(zhí)法之嚴為前代之罕見，然而“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王亶望大案顯示大清江山衰敗之勢已是無可挽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