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操行，有一貫優(yōu)良的；而做官，卻沒有總是被賞識和重用的。人品好不好，是才能和操行問題；而被不被重用，是時運問題。才能高超操行高尚，不可能保證一定就會尊貴；才能低下操行惡劣，也不可能就必定要卑賤。有人才能超群，操行高尚，不被賞識，居于低下的地位；而有人才能低下，操行惡劣，卻被重用，地位在眾人之上。不同時代各自有用來選拔“士”的標準，而“士”也各有獵取功名的途徑。升遷在于受到賞識，落第在于不受賞識。處于尊貴顯赫地位，未必賢能，只不過受到重用；地位卑賤低下，未必愚笨，只不過不被賞識。所以只要被賞識，操行惡劣的，也會在夏桀的朝廷上受到尊重；不被賞識，雖有高尚節(jié)操，在堯的朝廷上也會位處卑賤。因此，被賞識重用還是遭厭惡斥退，原因是各種各樣的：有的是賢臣卻輔佐了暴君；有的是臣子才大卻要服從于才小的君主；有的是臣與君都有大才，而道德卻有清濁高低之分；有的是雖沒有道德，卻以一技之長投合了君意；有的是連一技之長都沒有，而是仗著姿色受到寵愛。
伍員、帛喜一起事奉夫差，帛喜受到尊重，而伍員卻被處死，這就是不同操行的人事奉同一個君主。有的才能操行都相同，卻因事奉的君主各異，有被賞識重用的，有遭厭惡斥退的，伊尹和箕子就是這樣。伊尹和箕子才能相同，伊尹做了國相，箕子卻淪為奴隸，這是因為伊尹遇到的是成唐，而箕子卻碰上了商紂。賢臣事奉賢君，君主想把國家治理好，賢臣以自己超群的才智輔佐他，由于追求和厭棄恰好一致，他們受到賞識重用理所當然。賢臣事奉惡君，君主不想把國家治理好，賢臣雖盡心竭力去輔助他，終因操行和志向相反，不受賞識重用也理所當然。
有的作為具有很高智慧和道德的臣子，也遇上想把國家治理好的君主，然而終有不受賞識重用的，孔子、孟軻就是這樣?？鬃釉陉悋c蔡國途中沒有糧食，孟軻在齊國和魏國陷入困境，這并非當時君主不肯任用好人，而是他們才智淺陋，沒有能力使用大才。能夠駕御千里馬的，一定是王良；能夠任用禹、稷、皋陶為臣的，必定是堯、舜。只能駕御日跑百里馬的人，而要他去駕御千里馬，必定有毀壞衡木折斷軛木的危險；只有使用備位充數臣子的才能，卻用他去駕御有大臣才智的人，就必然會有才智受壓抑的不正常現象。所以，拋棄高明中肯的意見，圣賢遭到拒絕和排斥，并非是憎惡圣賢，不愿聽高明中肯的意見，而是圣賢追求的理想太高，深切高明的意見實行起來很困難。才能大的去求才能小的任用他，才能小的不可能接受，因此不受賞識重用理所當然。
有大才的臣子，遇到有大才的君主，仍然有被不被賞識重用的問題，虞舜、許由，太公、伯夷就是這樣。虞舜、許由都是圣人，都生活在堯的時代，又都見過堯，而虞舜繼承了帝位，許由卻隱入山林。太公、伯夷都是賢人，都生活在周國，又都見過周武王，而太公受封，伯夷卻餓死。圣賢道同、志合、目標一致，舜與堯、太公與周武王操行一致，而許由、伯夷卻與當時君主的操行相違背，原因是他們與所生長的社會、所處的時代不相適應。道義雖然相同，但相同中也有差異；志向雖然一致，但一致中也有差別。為什么？因為道義有精深與粗淺，志向有高尚與庸俗。許由，是上古“皇者”輔佐之才，卻生在“帝者”時代；伯夷，是“帝者”輔佐之才，卻處于“王者”時代。他們都遵循道德，都實行仁義。君主實行德政，如果不完善他們就不肯留下來輔佐；君主實行仁義，如果不理想他們也不愿留下來輔佐，這就是他們不被賞識重用的原因。堯道德污濁，舜的道德也污濁；周武王要伐商紂，太公也要伐商紂。同樣庸俗一樣粗淺，行動措施都一樣，這就是他們被賞識和重用的原因。所以，舜統(tǒng)治天下，皋陶便輔助政務，而北人無擇卻深深隱藏不肯露面；禹統(tǒng)治天下，伯益來輔佐治理，而伯成子高卻辭官去務農。并非皋陶才能勝過無擇，伯益才能超出子高。然而皋陶、伯益做官受重用，而無擇、子高卻退居歸隱，當官受重用是他們與君主操行一致，退居歸隱是他們跟君主操行相違背。退隱地位低下，但由于與君主合不來，即使受委屈，也不愿去做官；君主不聽取其意見，不用他們，心里也不感到遺憾，這是雙方互不以為然啊！
商鞅三次勸說秦孝公采納自己的主張，前二次建議秦孝公不聽，最后一次建議被采納了：前二次，是成就“帝業(yè)”、“王業(yè)”的理論；最后一次，是成就“霸業(yè)”的理論。拿成就“帝亞”、“王業(yè)”的理論，去勸導只想稱霸的君主，理論雖然精辟，肯定被拒絕；如果換成“霸業(yè)”理論，即使粗疏，也會被接受。為什么呢？因為理論雖精辟，碰上秦孝公不喜歡；而理論雖粗疏，卻遇到秦孝公想實施。所以，不在于勸說者說得多么好，而在于被勸說者能喜歡；才能不需要多么高明，而在于被事奉者能賞識。像養(yǎng)馬人的話，沒有什么大道理，而農民喜歡；子貢的話，雖然符合仁義的道理，農民卻不愛聽。又如吹籟的人擅長演奏優(yōu)美動聽的樂曲，因為越王不喜歡，改成民間小調，越王就高興。所以，即使是好的，對于不喜歡它的君主來說，雖好卻不被鐘愛；而那不好的，對于喜歡它的君主，雖不好，也不會被憎惡。這就是憑小技去投合，投合了則被賞識重用，不投合就被厭惡斥退。
有人連小技也沒有，胡亂以不正當手段去迎合上司的心意，也有被賞識的，像盜竊簪子的臣子，學雞叫的食客就是這樣。盜竊簪子的臣子，被子反所愛；學雞叫的食客被孟嘗君所寵。子反喜歡偷竊的臣子，孟嘗君寵愛弄虛作假的食客。由于對主子有好處，主子就器重他們，其受到賞識重用理所當然。有的雖無益處，但是為上司所歡喜，像籍儒、鄧通就是如此。籍孺被漢惠帝寵幸，鄧通被漢文帝寵愛，他們連淺薄的學問也沒有，微小的才能也沒有，只不過由于外貌漂亮、體型優(yōu)美，皮膚細膩、顏色美艷而得到君主的歡心。當然，美好的容貌，人人所喜愛，他們被賞識重用理所當然。有的人容貌丑陋、顏色難看，卻又被君主贊嘗喜愛，嫫母、無鹽就是這樣。嫫母被黃帝選為妃子，無鹽被齊王立為王后。所以，人品好不好可以預先知道，但能否得到君主的嘗識和重用，卻很難預料。為什么呢？因為君主的好惡變化無常，臣子要進獻什么才符合其心意，卻無法預先知道，偶然投合算是做對了，湊巧與其心意一致就要算是好的了。升官者未必賢能，退隱者未必愚笨，投合受寵的得任用，不受寵的則被斥退。
社會上一般的意見是：“賢德的人應當被重用，要是不被重用，也是由于他自己的過錯。讀書人如果能迎合社會風氣，揣摩君主意圖，觀察其境內情況，而調整自己專長，確定自己主張，周密窺測時機，能進獻對君主有好處的東西，怎么會不受到賞識和重用呢？現在卻不是這樣，而是去作弄一些無益的技能，接受一些無益的主張，這等于夏天向君主進獻火爐，冬天向君主獻上扇子，盡做些君主不想做的事，獻上些君主不想聽的話，不碰上災禍就算幸運了，怎么還能得福呢？貢獻有益的才能，采納有益的主張，這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有時會由于無益而得福，有時又由于有益而獲罪。況且夏天還可以用火爐來烘烤潮濕的東西，冬天可以用扇子來扇火。社會風氣可以迎合，君主的意圖卻猜測不到；意見可以隨君主好惡而改換，才能卻難于一下子改變。如果當時的君主好文，而自己會文就能被賞識重用；君主要是好武，自己則不會被任用。倘若君主好辯，有口才就會被賞識重用；君主要是不好辯，自己則不會被任用。重視文的君主不重視武，重視武的君主不重視文；重視口才的君主不重視行為，重視行為的君主不重視口才。文章和說話，還可以迅速學習；行為和才能，不可能立刻實現。學問不經過平時的學習和積累，不能成名。名望不一向顯著，不可能被君主重用。匆忙學到的本領，短時間樹立的名望，時間和功力都不夠，要是對自己預先沒有了解，用什么來揣摩君主的意圖而讓其采納主張，從而獲得任用并發(fā)揮自己的才能呢？以前周朝有個人想做官，屢次都沒有被任用，年紀老了頭發(fā)白了，在路邊低聲哭泣。過路人有的問他：“為什么哭啊？”回答說：“我想做官卻屢次不被任用，自己悲傷年老錯過了時機，因此哭了。”有人問：“你想做官為什么一次也不被任用呢？”回答道：“我年少的時候，學的是文。到文治之德成就了，開始想做官，而當時君主喜歡任用年老的。愛用老年人的君主死了，后繼君主卻又要任用會武的，于是我改為習武。武藝剛學好，重用會武的君主又死了。年少的君主剛即位，喜歡任用少年，我的年紀又老了，因此一次也沒有被任用過。”當官是有時運的，不應當強求。唉，迎合社會風氣，揣摩君主意圖，還不能達到目的，何況節(jié)操高尚，志向遠大，不被利祿引誘，性格品質已經固定，不被君主重視的人呢？
遇呀，才能不是預先練習好的，主張不是平常準備好的，而是碰巧遇到君主滿意，恰好符合他的心意，這樣才稱之為“遇”。要是揣摩君主的意圖來改變自己的主張，而得到敬重和地位，這應該起名為“揣摩”，不能起名叫“遇”。春天耕種谷物生長，秋天收割谷物得到收成，求物物得，作事事成，不能稱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這才能稱為“遇”。如同在路上撿到別人遺失的東西，在郊外揀取別人拋棄的東西；好像是天給的地生的，鬼助的神幫的；猶如禽息的精神暗中推薦百里奚，鮑叔的魂魄暗中舉薦管仲，像這樣，才算是“遇”啊。現在一般人既不能對遇和不遇的議論作出正確判斷，又單憑被重用就稱贊，根據不被重用就毀謗。這種只憑現有效果和既成事實判定是非的作法，是不可能衡量操行和考察才能的。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