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家、篆刻家吳昌碩，又名吳倉石，號倉碩、老蒼、老缶等，被稱為“海派宗師”，其印作為人稱道。
時至清末民國，在筆者的家鄉(xiāng)通如地區(qū)，如皋印派式微，浙派海派崛起，陳師曾、李苦李、王個簃、曹簡樓、丁吉甫諸君，要么拜入?yún)情T，要么私淑吳氏，拜閱吳氏的詩書畫印。
筆者有幸存有一套四冊全的《吳倉石印存》，有正書局珂羅版印制。封面原簽應為黃色虎皮紙，新簽為白紙，舊藏者林蔚于甲午（1894）孟冬書寫有“吳倉石印譜”，鈐朱文印“應欣”。扉頁又有白文“古閩邱思明印”。
《吳倉石印譜》錄印48方，邊款51個。每一方紅色印章，每一個黑色邊款，無不傳承著倉石老人與南潯巨賈、藏書家張石銘，天津收藏家王錫璜諸君的真摯情誼。其中，他與鄭文焯交情最深。
鄭文焯（1856—1918），奉天鐵嶺人，字俊臣，號小坡、叔問，晚號鶴道人等，工詩詞，擅書畫，通醫(yī)道。光緒年間舉人，曾任內(nèi)閣中書，寓居蘇州。均居蘇城，吳鄭同好，喜詩詞，好刻印，自然結(jié)為密友。《吳倉石印譜》前兩冊錄印23方，除去最后一印，其余22方的主人均是鄭文焯。其中鄭氏名號印居多，有“鄭文焯印”“瘦碧”“叔問”“鄭文焯”等；剩余諸印多為鄭君藏書賞畫所用，有“瘦碧闇所得金石文字印”“石芝西堪讀碑題記”“石芝西堪藏墨本”“侍兒南柔同賞”“鶴道人年四十以后所作”。
鄭氏為晚清詞壇名家，吳昌碩也刻詩入款，與友人唱和。1884年秋，鄭氏懇請吳昌碩刻印“瘦碧闇所得金石文字印”，并向他索要近來詩作，此時恰逢重陽前后，于是吳先生刻下長款：“瘦碧盦主索近作，刻重九詩應教：把卷浮生見，滅燈行役休。雨昏眠愛魘，詩瘦坐鳴秋。落木河之涘，重陽樓上頭。涼風吹斷雁，愁思滿蘇州。”邊款錄詩又有“江南退士”一方。據(jù)《鐵嶺市志》記述，鄭文焯甚覺官小，又屢試不中，于是辭職南游，入迷吳中勝景，最后卜居蘇州，自稱“江南退士”。共鳴友人遠離官宦的心境，吳先生刻印“江南退士”，邊款選刻自作《立雪菴詩》：“柳眼盼新晴，如人渴睡醒。涉江官渡晚，題竹佛燈青。齋散鳥求食，月明魚聽經(jīng)。客歸門掩處，應有白云停”，以博“叔問先生咲咲”。
鄭吳交誼，彌厚彌堅。鄭氏所喜詩詞侍女，昌碩也頗為尊重，“冷紅詞客”“侍兒南柔同賞”兩方殊途同歸，足以為證。補白大王鄭逸梅有記，鄭文焯有金昌歌伎張小紅，稱為“冷紅籀者”，別號“南柔”。鄭氏填詞，每有新作，便由小紅歌吟，故有“冷紅詞客”“侍兒南柔同賞”。尤其是后一方印章，錄有邊款“刻于石人子室，目疾乍瘳，用刀殊弱，昌碩記”。光緒丁酉年（1897），吳昌碩眼疾初愈，便為鄭氏提刀治印，他沒有擔心用眼過度，舊病復發(fā)，倒是憂慮“用力殊弱”，影響作品的創(chuàng)作，可見他對鄭氏的一片真情躍然款中。
從刻印時間看，《吳倉石印譜》前兩冊所錄鄭氏用印，多是吳氏的精品力作。“瘦碧闇所得金石文字印”“鄭文焯”同刻于甲申年（1884）秋，“壺園寓公”刻于乙酉（1885）三月，“江南退士”刻于壬辰（1892）四月，“侍兒南柔同賞”刻于丁酉年（1897），“鶴道人年四十以后所作”“石芝西堪讀碑題記”同刻于戊戌（1898）十月。世人多言，昌碩鑄印，濫觴于苦練石鼓文。唯有韓天衡先生在日本講學時提出，吳老治印更多借鑒楊沂孫、莫友芝諸家的篆書，34歲所刻“俊卿之印”“倉碩”等印，風格突變，自成一派。從34歲至60歲，吳氏治印達到頂峰。鄭氏藏印確屬吳昌碩的巔峰佳作。“壺園寓公”為漢爛銅印風格，“石芝西堪讀碑題記”為漢磚文風，“鄭文焯”為漢私印風格，“瑕東客”為漢人鑄印法。諸印氣韻古拙，自然高雅，洵屬難得。鄭文焯也是刻印高手，他也曾點評吳作，如1884年吳昌碩贈印“鄭文焯”，鄭氏點贊道：“缶老兄此印以為己刻，誠能得共神似已。”
筆者所存《吳倉石印譜》中還夾有一小片虎皮紙，上書黑字“甲午除夕”，落款“二菴”，鈐印“君忍”。對比《二菴手札》自題書簽（現(xiàn)存汕頭大學圖書館）墨跡，可知“二菴”就是廈門名士蘇警予先生。蘇警予（1894—1965），字耕余，別署二菴，福建南安人，世居廈門，同盟會員，詩人、報人、地方文史專家。林蔚、邱思明為是譜舊主，蘇警予與邱思明是福建老鄉(xiāng)。同在1894年，林蔚為是譜重新題簽，二菴除夕留墨。他們仨有何交游呢？圍繞《吳倉石印譜》，還另有一段舊誼吧。
專注藏書文化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