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司徒崔浩，有才略，為拓跋燾所重。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拓跋燾以崔浩為監(jiān)秘書事，綜理史職，使與高允、張偉等共撰《國記》，并當(dāng)面交待：“務(wù)從實錄”。崔浩“秉筆直書”，敘述“魏之先事皆詳實”。史成，參與者著作令史閔湛、郗標(biāo)，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故于書成之時，勸浩刊所撰《國史》刻于石，“以彰直筆”，崔浩采用了此建議，于是，在天壇東三里處，建《國書》和《五經(jīng)注》之碑林，方圓步一百三十，用工三百萬而成。而石碑置于通衢大路旁，引起往來行人議論。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biāo)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于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崔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公元450年)，太武帝誅殺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時，“衛(wèi)士數(shù)十人溲(撒尿)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書·崔浩列傳》)。同時，秘書郎吏以下也都被殺，而清河崔氏同族無論遠近，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xùn)|柳氏都被連坐滅族。史稱“國史之獄”
這就是當(dāng)時有重要影響的《國史》事件。
歷史回到八十年前的371年，這一年拓跋珪出生。而對于這段歷史，是有很多疑問的。
據(jù)《南齊書.魏虜傳》所載，什翼犍之子拓跋珪，隨舅慕容垂據(jù)中山?！皥詳?，子圭，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jù)中山，還領(lǐng)其部，后稍強盛?！?/span>
而普遍的認(rèn)為拓跋珪是什翼犍的孫子。如：《魏書·卷二·帝紀(jì)第二》：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諱珪，昭成皇帝(拓跋什翼犍)之嫡孫，獻明皇帝(拓跋寔)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賀訥之妹)。
那么，《南齊書·魏虜傳》、《魏書·卷二·帝紀(jì)第二》的不同記載，孰是孰非呢？
拓跋部和慕容部有世代姻親，什翼犍先后娶慕容皝的妹妹和女兒，但大慕容(妹)早死．一直追隨拓跋什翼犍的是正妻小慕容(女)，慕容垂是幕容皝之子，也即小慕容夫人的兄弟，那么慕容垂就是拓跋什翼犍的大舅哥(小舅子)．如此一來，“王孫”拓跋珪和慕容垂的關(guān)系應(yīng)該是祖孫輩關(guān)系，即慕容垂是拓跋珪的舅公，二人之間甥舅關(guān)系的成立，拓跋珪的祖父什翼犍的正妻(小慕容氏)是拓跋珪的嫡母而非祖母。但我的感覺慕容垂是乎是拓跋珪的舅舅，也就是說什翼犍是拓跋珪的父親。拓跋珪稱他嫡母的丈夫也就是他的祖父拓跋什翼犍叫：父親。
這種關(guān)系成立的前提只有一個，即拓跋珪的生母賀蘭氏．不是拓跋什翼鍵的兒媳而是妾室。這樣一來，拓跋寔，北史中賀蘭氏的丈夫，即拓跋什翼犍的兒子如何自處?
以拓跋氏為尊的《魏書》和《北史》都做了遮掩，而南朝漢人不以拓跋氏為尊，于是在《南齊書》就記載了拓跋珪和慕容垂的甥舅關(guān)系，拓跋珪稱什翼犍父親。應(yīng)該說，這個記載更加真實，因為《南齊書》沒有曲筆之必要。
所以，實際情況更應(yīng)該是，拓跋什翼犍娶了兒媳賀蘭氏．生拓跋珪。公公娶兒媳，是件不光彩的事情，為尊者諱，北朝史家在后世記史時巧妙地遮掩了這段歷史。
但問題是，根據(jù)游牧民族的一貫傳統(tǒng)，兒子死了，兒媳改嫁公公這種事并非丑聞，為什么還這么做呢？371年前拓跋珪出生之時的拓拔部落的環(huán)境更當(dāng)如此。所以，其中還有內(nèi)情。
《魏書》和《北史》都記載拓跋寔為救父親而死——可是，如果《魏書》和《北史》都撒謊了呢?
張小泱著《神奇的北魏》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觀點。我以為，他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還沒有直接的、有力的證據(jù)支撐。
拓跋什翼犍貪圖兒媳賀蘭氏美色，橫刀奪愛，并殺害了自己的兒子拓跋寔？“不”。
極有可能的情況是，拓跋什翼犍貪戀兒媳賀蘭氏美色，企圖占有，便采用并非殊殺，而是囚禁拓跋寔的手段，將賀蘭氏據(jù)為已有，繼而生下拓跋珪。秦軍來襲時，拓跋寔趁亂逃脫，積怨已深的他隨之殺死了父親拓跋什翼犍。
后來史官，以曲寫方式來寫這段歷史，將拓跋寔分作兩半：拓跋寔“救父身亡”，“拓跋寔君”造反謀逆。如此—來，既能將拓跋什翼犍之死訴諸史書．又能委婉地遮蓋翁媳亂倫、父子反目的丑事。
而所謂“拔刃向御座”的長孫斤和挑撥離間的拓跋斤，不過是為了從邏輯上變得更完滿罷了。
本質(zhì)上，拓跋寔死（囚禁）后，賀后被其父拓跋什翼犍所收娶。所以賀后前后所生既有拓跋寔之子，又有拓跋什翼犍之子，諸子互為兄弟，又互為叔侄。作為早期氏族時期，是常見婚姻制度，無關(guān)道德評價。
然而崔浩身處北魏拓跋燾太延時代，其歷史從拓跋珪開始，已走了七、八十年，整個社會環(huán)境已深受漢文化的影響，有了極大的進步。崔浩“秉筆直書”，以“魏之先事皆詳實”而不加曲筆避諱，明置于《國史》之內(nèi)。這其中，也很有可能盡記不諱的記載了這段史實。
崔浩所著《國史》，“秉筆直書”而不加曲筆避諱，觸動了拓跋氏政權(quán)長期與漢民雜居且文化已高度中原化的北魏統(tǒng)治階層深埋心底的悲怯心理。也為自身及家族招致禍端必為始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