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個體面的依靠
小D，女，30歲，在北京某事業(yè)單位從事月薪5000多元的合同制的非編制工作。當被人問及何時找對象時，她的回答是“沒有合適的”。在她眼里“合適的”，是“北京戶口、體制內(nèi)、收入高”。
小D經(jīng)常出入大型購物廣場，以花唄、信用卡等方式提前消費，每周都會以VIP的身份參加“北京高校單身聯(lián)誼會”類似的婚介組織。之所以選擇透支消費，小D是這樣說的：
“有了好的身材、好相貌，才能有機會遇到條件好的（男朋友）啊！”
小X，女，26歲，在粵港澳大灣區(qū)某市從事幼教工作，在本職工作外還有外快收入，這讓她的收入遠超當?shù)匾话闼健?/p>
盡管收入很高，小X的花銷也非常大，“我這幾年雖然看起來賺得不少，但開銷也大，主要是用來‘投資’我自己了！大學畢業(yè)時還不著急，但工作了幾年后眼見著身邊的人都找到了另一半，老家的爸媽就開始催了。在我們那個小縣城大家看起來都一樣，可在這里就不同了。廣東這有很多有錢的老板，女人嘛，哪個想一輩子到處奔波，誰不想找個條件好的。我剛畢業(yè)的時候人家?guī)蚁嘤H，那個男的（相親對象）是家里開餐館的，聽說有好多家分店了，條件也還行，但人家嫌棄我，說我‘土’。后來我就學會了化妝，買衣服，做美容……我們這邊離香港澳門也近便，沒事出去轉(zhuǎn)一轉(zhuǎn)，也學會了買奢侈品，包包啦、手表啦……”
她把這些花銷視為“投資自己”：“我現(xiàn)在所有的‘投資’都在為日后能找個好男人買個長期‘飯票’做準備，這些花銷是必需的，沒什么焦慮的，何況我身邊好多姐妹也都跟我一樣，我們也是在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所以她對愛情的看法就不難想象了：“這個年代還談啥‘愛情’啊，（女人）不過是找個體面的依靠，我花這么大的‘血本’，就想找個條件好的，畢竟女人可以交換的資本不就是那幾年的青春嗎？”
小E，男，家境貧困，31歲，北京某“211”大學任教。
小E經(jīng)人介紹與一女性“閃婚”，妻子經(jīng)濟條件較好，在北京朝陽區(qū)買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購置了一臺轎車，夫妻經(jīng)常能夠出國旅游。
按照小E的說法，“脫離了‘青椒’（青年教師）的隊伍，可不用再為一日三餐奔波，現(xiàn)在可以有時間寫論文、做研究了。”
他對閃婚的看法也很誠實：“她比較合適，用別人的話說娶了她‘我可以少奮斗30年’。”
上面三個年輕人的事例，來自武曉偉等（2018）的《“隱形貧困”與青年群體生活態(tài)度的轉(zhuǎn)變》。我無意評判他們的想法和做法，畢竟我也沒什么資格對他們投以輕蔑、嘲笑、嫉妒、艷羨，甚至憐憫也是一種對別人的貶低。不過他們的例子，也給如今年輕人結婚越來越晚的原因分析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至少部分人把婚姻當成過上夢寐以求生活的實現(xiàn)方法，并愿意耐心挑選，以期一擊必中。
生活方式還未確定
在《自戀的我們》里我們提到，飛速發(fā)展的現(xiàn)代社會，讓傳統(tǒng)的宗教、宗族、地緣乃至血緣紐帶都逐漸瓦解了，人們在獲得以前從未有過的自由（難以受到任何封建義務束縛）的同時，也要面臨自己進行身份認同探尋的問題。
而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里，正如我們在《能花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大問題》里提到的那樣，通過消費，區(qū)分階層，建立鄙視鏈，是一種方便快捷的做法。對于小D和小X來說，她們選擇過度消費，也不過是為了“投資自己”，與達到她們消費水平的階層打交道，借機在該階層甚至更高階層尋找婚姻機會。
另外一種在世俗生活中獲得較穩(wěn)定身份認同的辦法，則是在奮斗的城市入戶買房安定下來，就像在《有房有高潮》里我們提到的那樣，擁有自有產(chǎn)權、住房面積較大、住房市值較高以及居住在別墅區(qū)或高級住宅區(qū)、物業(yè)管理較為高級的社區(qū)中的居民更傾向于認同自身屬于社會的較高階層?！?a target='_blank' data-itemshowtype='0' data-linktype='2'>誰能融入一線城市？》里也提到，在上海奮斗的年輕人傾向于把在上海買房當做從“新窮人”轉(zhuǎn)變?yōu)椤靶氯恕钡臉藴省?/strong>
上面例子里的小E就通過婚姻完成了這一轉(zhuǎn)變，在對身份認同感到心滿意足后，他也表示“可以有時間寫論文、做研究了” 。
上面三個例子里的主人公，是清楚地意識到要通過婚姻改變階層的，與進入社會還很迷茫的年輕人相比，起碼目標明確。
在進入社會后，年輕人還沒有準備好結婚，不僅是因為身份認同未確定，就連模模糊糊的想要過上的那個“幸福生活”，究竟如何，怎樣達到都沒有數(shù)。別說我們這代人了，中國剛進入現(xiàn)代社會的幾十年前，也有這樣的年輕人。下面這份表格，其實是一副黃永砅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藝術作品，就表達著這種迷茫，瞧瞧，“生活方式還未確定，幾乎沒有思想傾向”。
年輕人會覺得自己時間還多，可以趁機多談戀愛，多變換工作乃至多次搬家尋找自己適合的城市。樂觀點看，在青春與時光的碰撞中，說不準機會就來了；悲觀點看，像我們在《我的工作就是一坨狗屎》里說的那樣，很多工作都是讓人難以忍受，年輕人待不住好裸辭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這段時間的年輕人，可以遠離父母，沒有家庭的約束，也不用承擔對配偶的責任，也是生命中難得的自在時間。這短時間不充分嘗試，難道還要等到拖家?guī)Э凇⑸嫌欣舷掠行〉臅r候再嘗試嗎？
這種年輕時的迷惘與嘗試，也不免會推遲結婚年齡。
像小D與小X這樣的嘗試，代價是過度消費，乃至背上消費貸，最終能否釣上金龜婿則仍很難說。而另一條似乎更為大眾認可接受的道路，則是通過個人奮斗，創(chuàng)造更美好的生活?？墒沁@結果依舊難說。
就像我們在《誰能融入一線城市？》里舉到的例子，閑暇時間讓新窮人感到空虛、無助，加班讓他們心安。他們認為加班能讓他們升職加薪，成為具有充分消費能力的人，可是他們在社會關系、人際交往、應變能力等上也沒有優(yōu)勢，職業(yè)發(fā)展也因此受限。
這么說已經(jīng)很溫柔了，還是坊間段子比較直白刺耳：年輕人，你看見你老板那輛最新款蘭博基尼了么？只要你踏實肯干，全身心投入其中，力求卓越，那么明年你……老板還能再買一輛。
結婚成本增加，推后初婚年齡
寫到這里，可能會有讀者不滿意了：“我也就是想過上和和美美的小日子，也妹想著要階層躍升??？我要求可不高??？你這把我寫得也太功利了吧。”
事實是，如果你想在就業(yè)的城市安頓下來，確實是很不容易的，其難度和階層躍升差不多。像上面提到的在上海從“新窮人”到“新人”的轉(zhuǎn)變是買房，然而《有房有高潮》里也提到，大城市里逐漸形成了以房產(chǎn)價值為基礎的階層認同。
而另一方面，如果從男性視角來看，正如《中國女性的擇偶標準是“賺錢”嗎？》里提到的那樣，是從1979年到2000年以后，婚姻中男方家庭更為富裕的比例明顯上升，傳統(tǒng)的“上嫁”式婚姻——家庭經(jīng)濟條件更好的男方迎娶家庭條件比自身差的女方——逐漸回歸。
對于大部分男生，他們需要更好的經(jīng)濟條件，也就不得不推遲婚期以時間換取財力的積攢。
王櫻潔等（2018）在《婚姻成本：中國青年初顯成人期的出現(xiàn)之因》里對城鄉(xiāng)已婚男性的調(diào)查研究發(fā)現(xiàn)，結婚成本的增加，會導致中國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青年男性被動推后初婚年齡。而且相較于農(nóng)村樣本，城鎮(zhèn)樣本中結婚成本對初婚年齡的影響程度要更大，這可能是由于城鎮(zhèn)居民結婚成本遠高于農(nóng)村居民結婚成本，城鎮(zhèn)男性青年在結婚成本上面臨著更大的壓力所導致的。
這篇文章的一個缺陷是只調(diào)查了已婚人群，并未觸及農(nóng)村大量因找不到媳婦而“打光棍”的人，所以顯得城鎮(zhèn)樣本受到結婚成本的影響更為顯著。不過不管怎么說，結婚成本升高要為男性初婚年齡推遲背一口大鍋。
這也對應了上面提到的，年輕人迷茫，需要幾年嘗試，因為不嘗試的話，也不會有更好的職業(yè)發(fā)展前途或更高的教育水平，連積攢足夠的財力也做不到。
像上文中的小E，就是想做研究，又不想為生活所迫，能夠找到讓他“少奮斗30年”的對象，對他來說是一種幸運。如果不是這樣選擇的話，原本農(nóng)村出身的他，想要在博士畢業(yè)后，依靠較為清貧的“青椒”收入，怕是又要等很多年才能結婚。
這項研究中還提到：受到中國文化性因素的影響，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家庭文化會導致父母在替子女承擔更多的結婚成本之后，子女的初婚年齡會提前，這樣會相對地消解結婚成本對青年人進入婚姻的推遲作用。
你父母為你出錢，你就能更早結婚——聯(lián)想到《有房有高潮》里提到的“住房獲得向依靠家庭經(jīng)濟能力轉(zhuǎn)變，家庭財富差異成為年輕世代住房分化的重要因素”，簡直是太真實了。
發(fā)展還是婚姻？女性不能承受之重
以上是男性視角的被動結婚推遲，而對于女性來說，結婚，以及結婚后一攬子計劃里的生孩子，對她們的個人發(fā)展并不利。
《中國女性的擇偶標準是“賺錢”嗎？》里也提到，生育孩子能顯著降低女性就業(yè)的幾率。想到我朋友圈里多名職業(yè)女性生了孩子就搖身一變成了微商，我的內(nèi)心就很難過——這都是事實。不用提別的，就單說每隔兩個小時孩子就要哭著喂奶，如果丈夫或其他人不能幫助照看孩子，那么無助的母親只能逐漸淪為家庭主婦了（這也是喪偶式育兒的可恥之處）。
近日，人社部等九部門印發(fā)《關于進一步規(guī)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yè)的通知》，規(guī)定“不得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yè)、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在實際操作中，企業(yè)也確實把女性的產(chǎn)假當成需要避免的成本，在面試時容易問及女性的婚育情況。這一規(guī)定一出臺，企業(yè)怕是會想出其它辦法規(guī)避此項成本，造成女性就業(yè)更為困難的現(xiàn)實。
所以如果注重個人發(fā)展，女性的最好策略還是晚婚晚育，她們?yōu)槭聵I(yè)犧牲個人家庭生活的代價是男性想象不出的——看看世界各國女性搞成領導人里有多少是終身未婚未育就可以管窺了。
而對于文章開頭的那種靠婚戀階層躍升的例子，凱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的這段話在這里又可以用上了：“女人往往能夠超越男權制社會中通常的那種階級分層，因為無論女性的出身和教育程度如何，她永久的階級關聯(lián)比男性要少。經(jīng)濟上的依附性，使它與任何一個階級的聯(lián)系都是附帶的，間接的和臨時的。”
也就是說，在男女并不平等的社會，弱勢的性別更有可能通過婚戀躍升階層——本文開頭的小D和小X便有著這樣的打算。當然，這不能說男性就沒有這種想法和可能，小E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我國社會的男女平等現(xiàn)狀顯然還有進步空間，女性通過婚戀階層躍升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這也需要女性挑挑揀揀，等待時機，包裝自己——顯然也更容易導致晚婚。
晚婚與幸福感的關系
當然，晚婚可不一定是什么壞事，無須把這件事想得很喪。這些都是權衡利弊后大家的選擇，沒什么值得同情的，也沒有資格同情——我本人也身處漩渦之中。相比起來，文章開頭的三位目標堅定，也沒有時間自憐自哀，我們這代人的精神力量是很強大的。
在個人發(fā)展上，都有自己的選擇，那么婚姻往人生清單后面放也很正常了。除了上面提到的需要時間多嘗試、需要謀求發(fā)展等之外，還有要得到更長的受教育年限。
《婚姻成本：中國青年初顯成人期的出現(xiàn)之因》里就提到：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初婚年齡越晚。
這篇文章的推理是，父母最高受教育程度往往代表家庭的文化資本，最終影響的是子女的教育獲得，在家庭的社會經(jīng)濟特征中，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受教育機會越多，因此子女初婚年齡越大。
教育也能在其他方面推遲年輕人婚齡，這可以另開一篇文章詳述了，如果您有興趣，請給我們點個“好看”或是轉(zhuǎn)發(fā)本文，不勝感激。
如果一個人25歲研究生畢業(yè)，在社會上嘗試5年能做到職業(yè)穩(wěn)定，或是為結婚積累財力，或是在挑選結婚對象，那么初婚年齡也要到30歲了——江蘇人平均初婚年齡是32.4歲，想來也是差不多。
其實，推遲結婚的這段時間，也正是年輕人獲取社會資本的時間，要抓住這段難得的自由時間好好發(fā)展，以后才不會遺憾，晚婚甚至還會是件好事。
李蔓莉（2018）在《“初顯成人期”：階段特征與累積效應》里提到，在她的調(diào)查樣本中，平均最高教育年限到第一次工作的時間間隔越長，個體成年后的收入越高，每增加一年，收入將提高29.69%；同時，越晚結婚的個體，在成年期的收入越高，每晚一年結婚，收入將提高22.14%。
然而在同一篇研究論文中，樣本平均教育年限到進入婚姻的間隔越長，或者說婚期越晚，幸福感就越低。
文章對此的解釋是，婚前的積累階段越長，積累越多，越有利于婚后的的客觀經(jīng)濟地位。但是，如果因此越拖延結婚，讓結婚年齡相對越晚，越不利于婚后的主觀幸福感的獲得。
具體到個人身上，該怎么利用乃至要不要延長結婚前的大好時光，是否要選擇更早一點結婚，就變成了需要權衡的問題了——小心翼翼才能得到一個平衡，結果大抵也是食得咸魚抵得渴。
最后，一個因為種種原因連對象都沒有的人，還是送上蕭伯納那句喪氣滿滿的話：“想結婚的就去結婚，想單身就維持單身，反正到最后你們都會后悔。”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