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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街頭的象牙塔

這是張暉生前所出的最后一本書，隨著他的猝然英年早逝，或許也已成了他最為世人所知的著作。和他別的著作不同，這是他惟一的自選論文隨筆集，其中不僅可見其學問的關注重心，事實上也處處透露出他自己的學術情懷。
貫穿全書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即他一年前在香港的主題發(fā)言中曾說的，乃是“尋找古典文學的意義”。因為，中國古典文學最嚴重的危機，正是這一研究本身的無意義感。
不僅一般大眾對此疏離，甚至學術研究者自身也常抱有這樣的自我懷疑，即研究古典文學在當下究竟還有何意義？這非僅古典文學如此，按余英時先生所言，在現(xiàn)代社會，中國傳統(tǒng)已成了無可附麗的“游魂”。在此情形下治古典文學最易出現(xiàn)的取向便是將它視為一種已死的古董、一種喪失了生命的文獻或材料，但這正是張暉所最為反對的。
書中他回憶當年高華先生提醒他“學古典文學的人也要關注當下”，這句話之所以對他有如當頭棒喝，乃在于正契合了他內(nèi)心對學術的危機感。劉錚在評張暉論著的《境遇與情懷》一文中指出他常著力于“古人生存處境與個人情感之間的互動”，可謂深論。
的確，在《無聲無光集》的四輯中，給人印象最深的一點是：無論所述的人物與事件在時間和空間上與他存在多大的距離感，但給人的始終是一種連續(xù)感而非斷裂感：他不僅是感前人之所感，在論及師長時更有一種接續(xù)學術傳統(tǒng)的自覺與關懷在。所謂“尋找意義”，即蘊含有在此似有若無的微茫中使之不絕如縷的努力，而無此“尋找”和“接續(xù)”，也就不可能有他一直致力的“重建”。
何以如此？最簡明的回答恐怕是：在他看來，古典文學研究須有自我超越的認識，也就是說，古典文學并不只是“古典”，更重要的是“文學”，它所刻畫的核心最終乃是不同時代人的處境，而這本身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因而也不會過時。古典文學有何意義？這就是他的回答。
這一點，在書中文章里隨處可見。即便是古代詩詞，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所談元稹、姜夔的詩詞，基本上不是他們的代表作和名篇，但卻是最令我感動的篇章。這些詩詞曾深深進入我的生命，我希望用我的文字將作品的價值和美感表述出來”，這正是因為他本人感受到了這些文字超越性的力量。
王小波曾說：“一個人只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他還應該擁有詩意的世界?！睂垥焷碚f，這個超越性的詩意世界就存在于古典文學之中，他也因此相信它仍具有永不枯竭的意義。如他的博導陳國球所言，文學自有安頓心靈的力量，“這種力量不僅是知識的掌握，更可以幫助我們超越物質(zhì)文化的限制。人對文學的愛好或者體現(xiàn)了人超越自我的追求”，“而我們的教育之所以還需要文學，就是要把學生領到這個精神世界中，讓學生領悟這精神世界的力量。”
在談及黃侃、俞平伯、龍榆生、高華等人的文章，明著是談他們的“境遇與情懷”，深一層看，也是他自述心志。尤其《俞平伯的淑世情懷》一文，他征引俞平伯1921年的一段話：“在鉆營賄賂時代，學問便做求功名的幌子。有了這個幌子便可以'吹?！鲲L頭，大抖而特抖了！除掉這么一用之外，學問是什么？問問他們曾經(jīng)想過嗎？”他隨后評述俞“只是為學問在教育中的利祿化而深深擔憂，而并不是懷疑學問本身”，這實在無異于夫子自道。包括俞平伯對人文知識及其意義的悲觀、無力感和危機感，以及龍榆生對“文化可以超越政治”的天真想法，如無進入前人生命的深切感受，是不易體會其中沉痛的。
其能如此，自非偶然。俞平伯、龍榆生都是他自少年時代起就極關注的學人。還在大一時他就來函說“弟搜刮四處，俞平老著作，今僅《論詩詞曲傳著》（上海古籍，1983）一書無之。其余書信集、散文集已略齊”（1996年5月21日函），不久又花400元買下龍榆生主編的《詞學季刊》（1996年10月8日函）并為之編撰年譜。也正因他盡心于此，遂在龍榆生主編的《同聲月刊》中發(fā)現(xiàn)俞平伯散佚的詞作，寄示吳小如先生后補入《俞平伯全集》，“弟尊崇俞老久矣，今日方得盡了一份心力”（1998年4月16日函）。此后又因整理龍榆生往來書信等，發(fā)現(xiàn)陳寅恪佚作，“陳寅恪全集今夏由三聯(lián)出版，弟提供三詩一函與陳美延，故得先知也”（2000年1月3日函）。發(fā)現(xiàn)這些佚作并非易事，也因此吳小如先生當時才“誤判”他是青年教師，及知其還在讀本科時極感驚訝。而他也并非單純搜集材料，他不僅是進入了前人的生命，事實上這些前人的精神也進入了他的生命，借用他懷念高華先生的文中所言，“這些觀念已經(jīng)內(nèi)化為我看待世界的一些基本態(tài)度”。
確實如此。書中有不少觀點，即便并非出自他本人，但他傾向于贊同的，常常正是他早已存有或接受的觀念。如談及陳垣史源學時說“通讀此書之后，有一個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陳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讀書還是要重視常見書，如重視正史”，這正是他所贊賞的黃侃治學思想，因為黃侃就極重視“發(fā)明”而非偏重“發(fā)現(xiàn)”，強調(diào)從尋常材料中深挖而獲不尋常的感悟與所得。
又如他談到胡文輝“崇尚專家精微之學，認為大凡才力闊大，博涉多門的學者，其實際成就往往不如由博返約者，讀到類似這樣的一些大判斷，我總感到心有戚戚焉”，以及后面引吳庚舜言錢鐘書強調(diào)“治學要先有立足點，然后向其他方向發(fā)展”，這些都是他自身的寫照。他從治學之初起就致力于某些專門領域（尤其紅學、錢學與詞學），后施蟄存先生囑他要“先求博，后求深”，去香港讀博士之后視野也更為開闊，但就個性而言，他向來不求博涉多門。
近百年前，周作人曾說：“別人離了象牙塔走往十字街頭，我卻是在十字街頭造起塔來住。”這恐怕也可用作對張暉的寫照?，F(xiàn)實中“嘈雜的市聲與閃爍的霓虹”無處不在，如果說文學能引入一個超越性的存在，賦予內(nèi)心對抗現(xiàn)實的強大力量，那張暉本人至少就真誠地實踐了這一點。六年多前他編成《量守廬學記續(xù)編》后贈我一冊，扉頁錄黃侃先生語作題簽，與我共勉：“日月自明，山岳自高?！彼龅搅?。
自他踏入學術殿堂的那一刻起，在和我的晤談中，他常自我拷問和反思的一個問題就是：自己所做的這些究竟有何意義？如何尋求其意義？這乍看是學術反省，實際上也是他的對自我人生的終極追問。在他的生命中，學術與人生本就已不可分離。
在他不幸離世后，他的著作及可見于其中的治學精神，又使他得以永生，一如書中所引黃侃先生的話：“死而不亡者壽。學有傳人，亦屬死而不亡”。對一個學人而言，自己的著作能比自己活得更長久，這也就是他人生的終極意義了吧。
又及：
一、《無聲無光集》今將再版，初印4500冊已將售罄。但當時張暉簽的是稿費，因而再版也無法給家人帶來更多版稅收入。他生前想來也萬未料到自己這本著作會有這么高的銷量。
二、現(xiàn)著頁75，有提及龍榆生門人錢仁康，其生卒年作“（1914－）”。事極巧合，錢氏于2013年3月15日下午3時45分去世，比張暉早了僅僅半個多小時。
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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