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吳讓之印譜兩種
戴家妙 主編
西泠印社出版社
ISBN 978-7-5508-3635-8
開本：889mm×1194mm 16開
定價：398.00元（全二冊）
吳讓之（一七九九—一八七〇），初名廷飏，字熙載，號讓之。五十歲后以字行。別署晚學生、晚學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蘇儀征人，長期居揚州、泰州。晚清著名書法篆刻家。吳讓之為包世臣高足，秉承乾嘉學風，問道于常州張琦、李兆洛等名師，于經(jīng)學、史學、輿地學、金石學用功甚深，著有《通鑒地理今釋》，參與編纂《揚州水道記》，校注《南史》《北史》，還協(xié)助吳云編纂了《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二百蘭亭齋金石記·虢季子白盤》等金石著述，在晚清金石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學術(shù)地位。
汪鋆在《揚州畫苑錄》中評吳讓之篆書與篆刻當世無儷。他的書法歷來備受推崇，其篆書承鄧石如之脈，兼取商周銘文、秦漢諸石刻，出以飄逸用筆，創(chuàng)“吳帶當風”的篆書風格。繪畫亦有不俗的成就，所作多山水、花卉，意境淡遠，風韻絕俗，以書入畫，氣格上透出不同于其他畫家的金石意韻，開“海派”之先河。
吳讓之的篆刻藝術(shù)成就最大，他在學漢人的基礎(chǔ)上直取鄧石如“印從書出”的篆刻思想，繼而回歸秦漢，開宗立派。他既完成了在朱文印上對鄧石如技術(shù)層面的超越，又成功地探索出“以書入印”在白文印中的實踐，結(jié)束了自明末至清中期篆刻家朱白文良莠不齊的現(xiàn)象，其篆刻實踐影響后世黃牧甫、吳昌碩等人至深。
今有新見吳讓之印譜兩種——《匏瓜室印存》《吳讓之印存》，均為首次面世。前者為初鈐孤本，后者譜中有二十一方印前所未見，均不為學界所知。現(xiàn)兩種印譜合為《新見吳讓之印譜兩種》，一函二冊，原色原大出版。
收印一百十九方
《匏瓜室印存》各印的創(chuàng)作時間來看，最晚的印章應(yīng)為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四月十日的“岑氏仲陶”（朱文） ，時吳讓之六十二歲，由此可以推測此譜的成書時間應(yīng)該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之后。首頁諸鴻秋的題跋，作于一九一七年。諸猷（生卒年不詳），字鴻秋，浙江紹興人，關(guān)于其生平，史料記載甚少。
█ 鴻秋題跋
二〇一六年，天津市同方國際拍賣行秋季拍賣會有諸猷《八破圖》，從落款的時間來看，畫于光緒丙午（一九〇六） ，與譜中題跋者諸猷應(yīng)為同一人。因此印譜成書在一九一七年之前。█ 鴻秋《八破圖》
陳瀏輯《望云軒印集》 （一函四冊） ，譜中錄有吳讓之篆刻八十六方，受印人均為岑镕。陳瀏（一八六三—一九二九） ，字湘濤、拙園，別署寂園叟，齋堂名有望云軒、唐經(jīng)室、敦義堂等，江蘇丹徒人。精研瓷學，亦喜金石，尤嗜籀篆印學。存世著作有《陶雅》《望云軒印集》《陳瀏集》等。
陳氏所藏吳讓之的印章大部分來源于守梅山館主人徐咸芳。徐咸芳字感也，以“守梅山館”顏其室，揚州江都人。擅鐵筆，嗜讓翁之印，平生致力搜訪吳讓之印作。徐咸芳曾輯《守梅山館印譜》，所收吳讓之印作與陳氏《望云軒印集》幾乎重合。據(jù)此推測，吳讓之致岑镕的印章有八十余方是流向徐咸芳處，后又流向陳瀏處，再往后散落各處。而徐氏和陳氏所輯印譜的印章數(shù)量遠遠少于《匏瓜室印存》中的一百十九方，也從側(cè)面說明《匏瓜室印存》是一本珍貴的早期鈐印本。
筆者根據(jù)所掌握的資料，還發(fā)現(xiàn)吳讓之《匏瓜室印存》中印蛻的破損明顯少于后世鈐蓋的印譜。篆刻作品隨著使用和遞藏難免存在磨損和磕碰，導致鈐蓋的印蛻呈現(xiàn)不斷變化的現(xiàn)象。故而，越早的拓本越接近原作。
如“岑仲陶家珍藏”（朱文） ，無論是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西泠印社輯拓《吳讓之印存》（以下簡稱“西泠本”） ，還是方去疾編《吳讓之印譜》 、小林斗盦編《中國篆刻叢刊·吳讓之》，“家”字寶蓋頭右半邊的長弧線以及“藏”字上方的橫線已經(jīng)出現(xiàn)殘損，而《匏瓜室印存》中的“家”字并未斷開。顯然，這是印章在流傳過程中所受到的損傷導致的。█ “岑仲陶家珍藏”（朱文）對比圖
又如“岑仲陶氏”（朱文） ，“西泠本”中的左下以及右上邊框已經(jīng)大面積殘損，影響了印章整體效果，而《匏瓜室印存》中的印蛻粗邊細文，形成強烈的對比效果。這也是此印在流傳過程中的嚴重損傷所導致的。█ “岑仲陶氏”（朱文）對比圖
諸如上述情況，在《匏瓜室印存》中還有許多例證，如“書為心畫”（白文） 、“黃梅花館”（朱文）、“甘泉岑生”（朱文）、“銅士小印”（朱文）等等。█ “書為心畫”（白文）對比圖
█ “黃梅花館”（朱文）對比圖
█ “甘泉岑生”（朱文）對比圖
█ “銅士小印”（朱文）對比圖
“匏瓜室”是吳讓之晚年在泰州時期經(jīng)常使用的齋館名號，后世鈐蓋有關(guān)吳讓之的印譜主要冠以“師慎軒”“吳讓之”等字號，如《師慎軒印存》《吳讓之印存》等，鮮有用“匏瓜室”。岑镕是一位十分愛惜吳讓之印作的藏家，不輕易示人，就連好友姚正鏞也不例外。張丙炎在跋《師慎軒印存》中就有過描述：“吳之丈日在二仲（仲海、仲陶）家奏刀，卷中諸印多半見其運筆。明年辛酉，仲海入都應(yīng)京兆試，攜以見贈。（仲陶雖刻此印，絕不輕用。仲海一日伺其出，發(fā)篋盡印之。）”因此，此譜極有可能是岑氏對吳讓之所刻印章的一次集中鈐拓，用以自賞，鈐拓時間遠早于幾本常見的印譜，是難得的初鈐本。《匏瓜室印存》保留吳讓之篆刻中鮮活的刀刻痕跡，使印章增添了許多生拙之味，這也是后期印譜所不具備的。吳讓之披削刀法輕松淡蕩，游刃有余。他自身也十分注重刀法在印章中的體現(xiàn)，如四知堂珍藏《吳讓之自鈐印存》中收錄的“練江”，吳讓之在右側(cè)批注：“此乃見刀法?！?/span>
█ “練江”印
但他的印作大多印面較淺，經(jīng)過多次鈐蓋磨損，印蛻逐漸喪失了原來的精神面貌。越是往后的印譜，越是難以表達作者的審美意趣。《匏瓜室印存》很好地保留了吳氏篆刻中刀的意味。
如“岑氏八分”（白文）、“岑仲陶手拓本”（白文）、 “器為岑镕所藏” （白文），在《匏瓜室印存》中的印蛻刀法鋒芒畢現(xiàn)，沉著痛快。
█ “岑氏八分”（白文）對比圖
█ “岑仲陶手拓本”（白文）對比圖
█ “器為岑镕所藏” （白文）對比圖
但其他印譜中所錄的印蛻刀法含糊不清、神采不足，無法表現(xiàn)吳讓之的刀法意趣。這也是我們在認識吳氏篆刻時，由于印譜的質(zhì)量問題，給讀者帶來錯誤的認知。如“甘泉岑氏所藏”（白文），《匏瓜室印存》中很明顯地看到在印蛻的中間有一條豎線。█ “甘泉岑氏所藏”（白文）對比圖
可以想象，吳讓之在多字印的創(chuàng)作時，是不打墨稿的，直接將印文的行數(shù)確定，并用刀在印面上劃出行數(shù)，隨印賦形，靈動而有生氣。這條刀痕，如果不是早期鈐蓋本，是看不出來的。吳讓之的印章在流傳過程中還有后人的“刻意加工”，如“甘泉岑氏懼盈齋珍藏印”（白文），此印有原石傳世。通過比對，在《匏瓜室印存》中，此印每個字的筆畫總體上是均勻的，粗細也在一個基調(diào)上。吳讓之去世后六年，李培楨所輯《晉銅鼓齋印存》上也錄有此印，印蛻與《匏瓜室印存》中的幾乎如出一轍。然而存世的原石印面四周被磨掉一層，呈現(xiàn)出“中實外虛”的效果。
█ “甘泉岑氏懼盈齋珍藏印”（白文）原石
█ “甘泉岑氏懼盈齋珍藏印”（白文）印蛻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推測，《匏瓜室印存》是吳讓之為岑镕刻完一批印章后的一次集中鈐蓋，時間大致可以定在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到一九一七年之間。《匏瓜室印存》成譜時間早、錄印數(shù)量多，有他譜未載信息，是學習和研究吳氏篆刻的珍貴資料。譜中所體現(xiàn)出來的氣息，刀刃如新發(fā)于硎，神完氣足，鈐蓋水平精準出神，筆意刀法，纖毫畢現(xiàn)，是后來印譜所不及的。
第二冊《守研齋藏吳讓之印存》
收印二百三十四方
守研齋主蔡澧泉，收藏文物一千余件，其中《吳讓之印存》為存世孤本，原石鈐拓，存印二百三十四方，是研究、鑒賞和學習吳讓之篆刻藝術(shù)的寶貴資料。守研齋藏《吳讓之印存》為宣紙線裝本，縱二十五厘米，橫十三厘米。黃褐色書衣，豆青色邊框，左上有隸書“印譜”二字。█ 豆青色邊框頁
分上、下兩冊，題簽、序跋俱無。每頁鈐印二至四方，均無邊款。譜中附一簽，曰：吳讓之印譜兩本，計二百卅三方。姚正鏞八十二方，岑仲陶九十六方，張午橋十九方，張樹伯十五方，凌毓瑞六方，唐本儉、仲廉二方，自刻名印、閑章十方。劉漢臣藏書印一方（后入）。█ 題簽
據(jù)此內(nèi)容提要可知，守研齋藏《吳讓之印存》存印頗豐，所鈐印章共計二百三十四方，其中一方“劉漢臣藏書印”為后期補入。譜中有二十一方印，在已刊吳讓之印譜中不見收錄，亦未見他譜著錄。守研齋藏《吳讓之印存》作為原鈐孤本，涵蓋歷史、藝術(shù)和情感等諸多方面，對后世研究吳讓之篆刻技法，以及客觀地評價吳讓之篆刻藝術(shù)的地位及影響，其價值與意義是不言自明的。吳讓之的境遇與心跡也已銘刻于金石，留存于印譜，如譜內(nèi)“但使殘年飽吃飯”（白文）、“只愿無事常相見”（白文）、“夢里不知身是客”（白文）等，吳氏悲歡離合的感嘆皆系其中，終成不朽之藝術(shù)佳構(gòu)。█ “但使殘年飽吃飯”（白文）
█ “海陵陳寶晉康甫氏鑒藏經(jīng)籍金石文字書畫之印章”（白文）█ “生氣遠出”（朱文）
《新見吳讓之印譜兩種》除原大內(nèi)頁之外，另臻選放大萃編于冊后。
《新見吳讓之印譜兩種》共兩種版本可供選擇，除精裝本外，還有限量特裝本300套。特裝本附贈原石編號印花一紙，第1—150號為“意密體疏”印，第151—300號為“陳寶晉”印。█ “意密體疏”印
█ “陳寶晉”印
二〇一二年，我準備謀刊《二奴山房印存》 ，請祝老師定稿。他看完稿子后說：“我非常贊同晚清吳攘翁的話，刻印以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逃≠F在平實中見古意。你的印有根矩，有己見，要堅持住。”我恍然大悟，原來祝老師希望我去體會吳讓之的“老實為正” ，立定兩漢，不逐時好。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篆刻大家，后人對他的研究卻沒有那么全面深入。其書畫作品散落各處，未見完整的輯本；文獻留存狀況更為零散，尤其詩文方面，未見集子刊行；生平行狀方面，僅見祝竹、朱天曙先生編撰的簡略年表。清代印人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學術(shù)影響也比較有限，困頓者居多，造成流傳下來的資料很零散，無法開展深入的研究。
趙之謙的情況也與之接近，沙孟海先生有感于這一狀況，曾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列出一個篇目，準備整理趙之謙文集，限于精力，未能如愿。后來我花了八年的時間，鉤沉爬梳，整理了《趙之謙集》，盡管還有遺漏，但總算是做了一點基礎(chǔ)性的文獻梳理工作。二〇一七年十月，鄭力勝同學來問碩士論文的題目方向，我就想起吳讓之研究的空白情況，希望他能在資料搜集、年表編撰以及學術(shù)研究上，有全面而深入的功夫。尤其在梳理篆刻藝術(shù)時，能在“老實為正”這一印學思想上有所闡發(fā)。剛開始，他覺得無從下手，摸不著頭緒。我用整理《趙之謙集》的經(jīng)驗輔導他，從文本、作品到關(guān)聯(lián)人物資訊的查找，循序漸進，甚至鼓勵他到日本訪問。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底，我?guī)ト毡踞钒菰L正在那里講學的祝老師。祝老師對他說：“吳讓之的篆刻境界比趙之謙高那么半點，很小的半點，但內(nèi)含篆刻至理?！?這句話讓他興奮不已，對吳讓之的“老實為正”有了更進一層的理解。回國后，好學勤奮的他漸入佳境，到揚州、泰州實地考察，想盡辦法從公私收藏處要到資料，時有新的發(fā)現(xiàn)。隨著材料的累積與文獻的梳理，率先完成《吳讓之年譜》。緊接著論文在努力還原吳讓之生活狀態(tài)方面，有新的突破，讓大家認識到吳讓之不僅僅是一位全面的藝術(shù)家，在學術(shù)、詩文上也有較高的造詣，尤其游幕期間的著述校注、書畫鑒藏等活動，是其高超篆刻藝術(shù)背后的學養(yǎng)支撐。這種由人而學再藝的個案研究方法，在我看來是扎實有效的，值得提倡。“老實為正，讓頭舒足為多事” ，這句名言就是吳讓之在六十五歲時給魏錫曾所輯趙之謙《二金蝶堂印譜》寫序時提出的，并評價趙之謙的篆刻“已入完翁室，何得更贊一辭耶”。之所以會有這樣一句話，一是他一生刻印的經(jīng)驗總結(jié)，二是時代風氣使然。自元趙孟頫提倡“漢魏而下，典型質(zhì)樸之意”始，迄于晚清，印學界對漢印的認知越來越深入全面，吳讓之是其中的代表。他的“漢碑入漢印”之說，本于“印從書出”而愈加具體。而其用意恐與嘉道以后書法中提倡“橫平豎直”有關(guān)，也有可能與何紹基于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十日晚當著他的面大貶其老師包世臣作書“不能平直”有關(guān)。而縱觀其一生所刻之印，確實能看到晚年日趨平實質(zhì)樸，有一種從容不迫的優(yōu)雅，無人可敵。吳讓之出于欣賞或呵護趙之謙才華的目的，把經(jīng)驗之語說給他聽，沒想到卻激起了趙之謙的好勝心。趙之謙在《書揚州吳讓之印稿》中，用激昂的文字做了一番雄辯。概括起來有四個要點：一、“讓之所刻，一豎一橫，必求展勢，是厭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 。二、“讓之論余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他很不服氣。三、“指以為學鄧氏，是矣，而未盡然，非讓之之不能知也”。四、“其言有故，不能令讓之易，不必辯也”。這個“故”就是趙之謙聽魏錫曾轉(zhuǎn)述了吳讓之“浙宗亟稱次閑”的觀點，大感不滿。因為在趙的眼里，“浙宗自家次閑后，流為習尚，雖極丑惡，猶得眾好”。還聽說“讓之以曼生為不如”趙次閑，立刻替陳曼生打抱不平，認為“次閑學曼生而失材力”?！罢阕谝娗赡绱伍e，曼生巧七而拙三，龍泓忘拙忘巧，秋盦巧拙均，山堂則九拙而孕一巧”，趙之謙從“巧拙”論上，批評了趙次閑的篆刻。從目前的資料來看，吳讓之與趙次閑沒有交集，也未看到有推揚后者的文字。其實，吳讓之對待浙派篆刻以及趙次閑的態(tài)度，魏錫曾《吳讓之印譜跋》中已有說明，曰：“余嘗以鈍丁譜示讓之，讓之不喜。間及次閑，不加菲薄。后語撝叔，因有此論。蓋讓之生江南，未遍觀丁、黃作，執(zhí)曼生、次閑譜為浙派。又以次閑年長先得名，誡相輕，且間一仿之，欲示兼長。其不喜鈍丁，習也；不病次閑，時也?！眳鞘恰安幌测g丁”，“不病次閑”，到了趙的筆下，變成“亟稱次閑”，估計是轉(zhuǎn)述觀點環(huán)節(jié)上出了誤解。其中，有個明顯的矛盾是趙之謙在《書揚州吳讓之印稿》中先說清代徽宗篆刻自“巴胡既歾，薪火不滅， 賴有揚州吳讓之”，再言“徽宗， 拙入者也”。那怎么會得出結(jié)論吳讓之的篆刻“是厭拙之入而愿巧之出”者呢？頗令人費解。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前后，趙之謙刻了方白文自用印，印文為“會稽趙之謙字撝叔印”，側(cè)款刻：“息心靜氣，乃得渾厚。近人能此者， 揚州吳熙載一人而已。”這方印布白大疏大密，大開大合，“必求展勢”，與吳讓之的印風暗合，可見三十幾歲的趙之謙喜歡姿態(tài)變化、婀娜剛健的印風。所以，對吳讓之刻印的評價是“十年前曾見一二，為大嘆服”。同治二年（一八六三） ，趙之謙還“介其友稼孫魏君轉(zhuǎn)海來江蘇”泰州拜訪吳讓之，求序治印。其欽佩之情，當是發(fā)自內(nèi)心的。而此時的吳讓之已入晚境，認為“以漢碑入漢印，完白山人開之，所以獨有千古”。因此，當魏錫曾將趙之謙的印作持示吳讓之時，吳毫不猶豫地論其印“以近漢官印者為然，而他皆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按孫過庭《書譜》言：“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wù)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绷鍤q的吳讓之處于“復歸平正”階段，而三十五歲的趙之謙正處于“務(wù)追險絕”時期，產(chǎn)生理解上的誤會，也是正常的。
辛丑春，鄭力勝持示從坊間搜得的新見吳讓之印存，準備影印出版。其藝術(shù)、文物價值，已有專文介紹，此不贅述。我借題申論如上，置于卷首，以為引言，不知妥帖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