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陳獨秀應(yīng)蔡元培之邀來到北京，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他所創(chuàng)辦的《新青年》雜志，便由上海來到了古都。那時候的魯迅還在教育部工作，每日除上班之外，大多數(shù)的時間都用到了抄古書、讀舊籍之中。和陳獨秀、胡適這些人比，完全在兩種狀態(tài)下。那一年魯迅的日記大量記載了購舊拓本，買漢畫像、搜集古鏡、墓志等等。書賬所記，全是古書，毫無現(xiàn)代氣息。 8月27日，錢玄同突然出現(xiàn)在魯迅兄弟的面前。這位老同學那時都談了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恰恰是他把魯迅、周作人拉到了陳獨秀的營壘里，于是魯迅的狀態(tài)發(fā)生了變化。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竟被友人推到了歷史的前臺中。
沒有什么資料能看到魯迅與陳獨秀見面的地點與場景，以及彼此的心境。魯迅日記大量記載了與錢玄同、劉半農(nóng)的交往。和陳獨秀、胡適只是通信的關(guān)系。在這個意義上看，魯迅和陳獨秀有些隔膜也是自然的了。
為魯迅與陳獨秀牽線的錢玄同，比周氏兄弟更早地注意到了陳獨秀和胡適，早在1916年，已對《新青年》發(fā)生了興趣。錢玄同雖留學日本，與魯迅、周作人一起隨章太炎學習文字學，但視野只停留在章太炎的周圍，遠無周氏兄弟和陳獨秀、胡適這一類人那么開闊。蔡元培與陳獨秀、胡適未到北大之前，錢氏主要埋頭于文字學研究，友人不過是沈尹默、馬幼漁等，圈子畢竟是狹小的。蔡元培執(zhí)掌北大之后，情況便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錢氏意識到了新學的力量。也可說，對陳獨秀發(fā)生了景仰之情。
陳獨秀來北大不久，便和錢玄同成為朋友，兩人較為投機。陳獨秀出生于1879年，大魯迅兩歲，原名仲甫，家譜名慶同，筆名實庵等，安徽安慶人。錢玄同小陳氏七歲，生于1887年，原名夏，字中季，后改名玄同，號疑古，浙江吳興人。兩個人興趣不同，但性格均屬豪放一類。陳氏很是欣賞錢玄同的爽朗、勇氣。而錢氏對獨秀先生的學識、看法亦多擁護，有敬佩之態(tài)，且看錢氏日記的片斷：
“日前獨秀謂我，近人中如吳研人。李伯元二君其文學價值實遠在吳摯甫之上。吾謂就文學美文之價值而言陳獨秀此論誠當矣。”
“檢閱獨秀所撰梅特尼廓甫之科學思想篇，（新青年二之一），覺其立論精美絕倫。其論道德尤屬顛撲不破之論?！?/p>
錢玄同談天時滔滔不絕，來到魯迅、周作人居住的紹興會館時，亦不掩其故態(tài)。魯迅對他的性格說不上是欣賞和討厭，但周作人對他卻有著很大的興趣，此后便與錢氏保持了終生的友誼。這還是后話。他的造訪紹興會館，大約一是敘同窗舊情，二是拉周氏兄弟入伙，一同參與《新青年》事宜，錢氏后來回憶說：
“我十分贊同（陳）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以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海內(nèi)數(shù)一數(shù)二的，所以竭力慫勇他們給 《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p>
開始的是時候，魯迅對《新青年》并無大的熱情。每每談及到此刊，態(tài)度平平。周作人回憶說：
“我初來北京，魯迅曾以《新青年》數(shù)冊見示，并且述許季茀的話道，‘這里邊頗有些謬論，可以一駁’。大概許君是用了民報社時代的眼光去看它，所以這么說的吧，但是我看了卻覺得沒有什么謬，雖然也并不怎么對……”
周氏兄弟如此平淡的對待《新青年》，錢玄同有些憾然吧？當他看到了魯迅終日抄錄古碑的時候，內(nèi)心是層層疑惑。于是便是一番長勸。《吶喊》的自序里記載了這些。錢玄同的話，給魯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知道，自己和錢玄同、胡適、陳獨秀比，并不是同一類的人。因為在他眼里，改變中國的現(xiàn)狀，是大不易的事情。在一間鐵屋子里，一旦將昏睡的人們喚醒，但看到并無可走的路，不是更為苦痛么？
1917年的整整一年，周氏兄弟還像個看客，離陳獨秀、胡適的世界有著一段不小的距離。倘若不是《新青年》遷到了北京，周圍又是些活躍的北大友人，也許魯迅還和弟弟周作人過著寂寞的生活。在錢玄同看來，這兩位兄弟倘不出山，實在是太可惜了。
紹興會館位于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魯迅1912年來京時，就住在這里。1917年4月，周作人由紹興到北京，也與魯迅在此同住。關(guān)于這個地方，魯迅有過描述，印象是陰森森的，頗為壓抑：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xiàn)在槐樹已經(jīng)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失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p>
在這個環(huán)境里讀書寫作，與北大諸人的狀態(tài)自然不同。不過，由于周作人開始執(zhí)教北大，《新青年》的信息也漸漸多了起來。北大一些學人的故事，大概都從周作人那兒聽來的吧？看那時魯迅的日記，似乎未被《新青年》所感動，生活得很壓抑，或者說，頗像紹興會館的補樹書屋，籠在一片陰冷之中。
周作人曾說，“我那時在國文學系與《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資格，”即為“票友”，看人看事，就不那么熱情，對待問題，好似也能拉開點距離。也就是說，不是以陳獨秀的是非為是非。這個態(tài)度，我以為也是魯迅的態(tài)度。你看他那時交往的人物，除舊友、同事之外，主要是青年，并不是走紅的人物。只有蔡元培是個例外，因為是同鄉(xiāng)，又有知遇之恩，走動略有一些。但大多也止于禮節(jié)，以書信傳達音信為多。魯迅在與人交往上，有時倒是顯得有些謹慎。
周作人致曹聚仁的信中，曾糾正了魯迅的回憶，以為有“小說”筆法。他一再強調(diào)，兄弟二人在《新青年》雜志屬“客師”地位，并未參加具體的會議。這個觀點正確與否，我們且不管它，周氏兄弟已與《新青年》有了深切的關(guān)聯(lián)，是不容質(zhì)疑的。而且，魯迅對陳獨秀的看法，倒好于胡適。許多年來，魯迅挖苦胡適多多，惟不抨擊陳氏，那是把他視為獨立的斗士吧？魯夫子對陳氏，有著感激的情感。是他把一個絕望的人，引上了人間大舞臺，而且與一個時代，深切地融到了一起。道不盡同，心卻有著牽連。在他眼里，陳獨秀比許多文人更為可愛，至少，身上沒有教授氣與導(dǎo)師氣。其身上的匪氣，恰是士大夫之流頗為缺少的。
陳獨秀并不漂亮，說話還帶著家鄉(xiāng)的風味兒。但他的坦率、真摯，透著明朗之氣。他談事，不吞吞吐吐，快言快語。有時過于尖刻，也不免得罪他人。沈尹默曾回憶說，陳獨秀曾直言他的字太俗，讓自己頗有些下不了臺。因為過于語直，有時也道出玄機，很是中肯。比如他說自己的友人蘇曼殊的文筆不行，劉半農(nóng)沒有什么底氣。此類狂話，未必不對，都有些道理，陳氏談話是才華橫溢的，卓見常常閃爍在文字之間。不過有時有一點獨斷，則不被周氏兄弟所喜歡。比如討論文學改良時，只允許贊同，不容反對派討論，在思維方式上，就走了一條絕對主義之路，這模式，至少在周氏兄弟看來，亦形成眾人的專制，根柢是反人性的。不同的聲音，有什么不好呢？可在陳獨秀看來，變革時代，反動思潮，不可姑息，否則新派則難以立足。
周作人后來對陳獨秀這種模式進行過質(zhì)疑，曾在一封信中有過交鋒。魯迅卻沒有出來臧否陳氏。原因呢，大概理未能注意，二是心以為然。他主張痛打“落水狗”，內(nèi)心也有絕然的一面。在四面還是黑暗的時候，他是不太愿去說先驅(qū)斗士的弱點的。魯迅知道，既然是進入了助威的行列，自己只好“聽將令”了。
我們至今看不到一封魯迅致陳獨秀的信，也看不到陳氏給魯迅的手札。要不是周作人寫過一篇《實庵的尺牘》，陳氏對魯迅的看法，則永遠不會被世人所了解。陳獨秀是贊佩魯迅的。他們彼此遠遠地望著，各自都知道對方的勞作，對于中國，都是切迫的。在直面生活的時候，兩人不自覺地站在了同一個地方。
1917年的陳獨秀正血氣方剛，事業(yè)上正如日中天，成了中國耀眼的明星。他的到北大，是北京醫(yī)專校長湯爾和以及在北大任教的沈尹默所薦。湯爾和與沈尹默頗為賞識陳獨秀的才華，以為欲振興北大，非陳獨秀這樣的智者不可。蔡元培心以為然，便很快將陳氏召來。陳獨秀來京后，頗感同人甚少，覺得需有新人加入進來，遂向蔡元培力薦胡適，以此擴大人馬。
一邊是勸胡適歸國，一邊擴大自己的作者隊伍。這一年為《新青年》寫稿的有：吳虞、惲代英、胡適、劉半農(nóng)、蔡元培、李次山、章士釗、陶履恭、陳嘏、劉延陵等。到了1918年，隊伍忽地擴大了。錢玄同、周作人、傅斯年、羅家倫、魯迅、沈尹默、?；荨⑸蚣媸?、陳衡哲、歐陽予倩等新人加入進來了。不過新入的作者，大多是談學理，言時態(tài)，搞翻譯，惟有魯迅，搞的是創(chuàng)作，既有小說，又有新詩，別的作者，雖也有搞新詩的，不過湊湊熱鬧。創(chuàng)作上獨步文壇者，惟魯迅一人。所以那面目，就不同于眾人，陳氏本人，對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魯迅在《新青年》作文，一開始就未有揚名的意愿，他的小說、詩、隨感、調(diào)子都很壓仰，即便像《隨感錄》那里明快的行文，也不時可嗅出蒼涼的氣息。在魯迅看來，看書不過是吶喊幾聲，湊湊熱鬧。至于那聲音能否引人注意，青年人能否聽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自己尚且不知道怎么走路，怎么能去引導(dǎo)別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