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閱讀李零《蘭臺萬卷》之前，我關于《漢書·藝文志》的知識儲備幾乎是空白的，因此在閱讀過程中，有許多地方必須在查閱相關論文之后，回過頭重讀《蘭臺萬卷》相關段落，才能夠略懂一二。我對于小說很有興趣，因此我重點進行的是《諸子略》關于小說家的段落的閱讀。一讀才知道原來當時的“小說”“小說家”概念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樣。李零的筆記并不很多，因此更需要進行必要的整理與補充。
一、漢代的小說觀念是怎樣的？
《漢書·藝文志》是現(xiàn)存歷史文獻中第一次較詳細地論述“小說”含義的資料。盡管有整段地論述解釋“小說家”，漢代“小說”的含義還是讓今人難以解讀。
究其原因，其一，《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小說作品到唐代就都散佚，僅有魯迅先生勾沉出《青史子》三篇和《百家》一篇。這造成今天理解漢代小說觀念的資料缺乏，難以對《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觀念有一個全面的清楚的認識；
其二，《漢書·藝文志》中的有些闡述十分模糊，有些又難以考證其真實含義。比如稗官一詞，雖然有余嘉錫等一批學者作詳細考證，但是，其真正意義仍然模糊不清；
其三，“小說家序”似乎與小說家所著錄的作品并不一致:“序”中說小說是道聽途說、街談巷語的聽聞的收集編輯，而實際上，作品大多是方士方術知識，也有部分可能有儒生的作品，這個問題值得探究；
其四，由于今人思想中有先入為主的小說觀念，對《漢書·藝文志》小說觀念容易感到費解。
想要了解漢代的小說概念以及小說觀念，首先需要從“小說”這個詞本身入手。
目前學界一致認為，莊子第一次使用了“小說”這個詞，意指“小的學說”。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諸子爭鳴，各家都用自己的學說來批評別家的學說。所以，這種語境下的小說不是專指某一家或某一種文章。但是，這一概念背后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小說特指理論價值較低的小學說；其次，其目的在于謀取名利。
劉向歸類群書時，遇到一批類似于諸子的書籍。這些書不是先秦諸子所做，而是來自民間，為后人“依托”古代圣賢而作，其學說“淺薄”“遷誕”。劉向作為一個儒家思想信奉者，既否定其具有諸子其他家所有的高度理論性和政治實用性，又寬容地肯定其一定有可讀性。在把這些書歸結到諸子之末時，劉向使用了在《莊子》和《荀子》等典籍中反復用過的詞語：小說。
小說家在諸子中排在第十，所謂“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那么“不可觀”的就是小說家。漢代所謂的“小說”是以闡述某種學說為目的的一類文章，只是它們學說來自民間，相對于其他諸子理論來說要淺薄，顯得粗野，雖不為統(tǒng)治階層所重視，但在民間卻得到流傳?！稘h書·藝文志·小說家序》借孔子的話作出價值判斷：雖然“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但是“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說明當時的統(tǒng)治階層是不會去研讀和傳播的。
由此可見，“小說”最初并不是一個穩(wěn)固的概念，而是一種價值判斷?！稘h書·藝文志》中，“小說”仍然延續(xù)了先秦的這種價值上的判斷?！稘h書·藝文志》小說觀強調的是作品之“用”，并不關注作品的題材類型、寫作手法等文體因素。
二、小說的標準是什么？從小序中我們能分析出什么？
（一）小說的民間性標準
《諸子略·小說序》有明確論斷: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在小說標準中，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作品的民間性?！敖终勏镎f”、“閭里小知”、“芻蕘狂夫之議”等關鍵詞語，加上魏人如淳對“稗官”的闡釋:“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共同構筑了一個民俗文化的空間。李零指出，這種民間性是就小說內容的來源而言的：“道聽途說者”和“閭里小知者”是就小說創(chuàng)作主體而言的；“造”和“綴而不忘”是就小說創(chuàng)作過程而言的；“街談巷語”和“芻蕘狂夫之議”是就小說內容而言的。正是從這三個角度，作者勾勒了一個小說民間化發(fā)生、流傳和在民間得以初步整理的輪廓。
何為“芻蕘狂夫之議”？李零在書中并未解釋。經查詢得知，“芻蕘狂夫之議”喻指在民間創(chuàng)作、并在民間得到初步整理后的小說內容：“芻蕘”一詞，割草為芻，打柴叫蕘，合指割草打柴的人即草野之人；“狂夫”一詞，泛指愚鈍者，與前面的“閭里小知者”有類似之處，不僅指其知識程度之低下，更指其所處社會地位之低。以“芻蕘狂夫之議”比喻小說的內容，進一步強化“小說”這一概念的民間性。
需要指出的是，“狂夫”尚有特指之義，指“驅疫逐邪的人”，即方士。如果將“芻蕘狂夫”理解為草野之人和方士一類的人，則說明早期小說中含有方士書的內容；同時，劉、班將“芻蕘”與“狂夫”相并置，是否也表明“狂夫”之議即方士書的內容同樣出自民間？既然是方士的方術，為何又說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作呢？
盧世華在《<漢書·藝文志>之“小說”的由來和觀念實質》中指出，方術就是來自民間的智慧，方士未得志時，作為下層知識分子，把這些民間智慧和技術收集起來，獻給皇帝來求得祿利。方士在正統(tǒng)學者劉向等看來就是間里小知者、粗通知識的山野之民，就是下層文士。
綜上，《諸子略·小說序》從三個角度構筑小說發(fā)生的民間空間和民間狀貌，確立了小說內容源自民間的標準。
（二）小說的敘事性標準
從敘事性角度來考察《諸子略·小說序》，似乎可以發(fā)現(xiàn)，作者呈現(xiàn)出小說起于口語敘事的歷史場景：“街談巷語”即為小說內容的主體，呈現(xiàn)口語傳述的狀態(tài)；創(chuàng)作主體是民間“道聽途說者”，創(chuàng)作的方式和形態(tài)是“途說”?！敖终勏镎Z”“道聽途說”表明，在文字已經產生但書寫工具和材料極為不便的先秦乃至遠古，口語騰興于田陌廣野、街頭巷角。在這一基本事實下，作者又以“綴而不忘”和“芻蕘狂夫之議”進一步加深后人對這一歷史事實的印象。
（三）小說的一定程度的虛構性標準
《諸子略·小說序》中，作者認為：
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
“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這些話語在持有保留意見的前提下，對小說的作用作了某種程度的肯定，但保留性意見還是占了主體，故而《諸子略序》中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將小說正式排除“可觀者”之列。
分析《漢志》作者對小說的這一認識傾向，一般認為，其依據可能有這樣三點：一是語言方面的問題即“淺薄”，二是思想傾向的問題，三是內容不真實的問題即虛構性。
“義理”指的是歷史所具有的真實性原則。雖說從后人來看，史籍不乏詩心和文心，但在古人那里，史學最講究信實有據，其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六藝略·〈春秋〉序》曰:“(孔子)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鄙鲜鲆闹校喙提槍Α洞呵铩钒l(fā)表了對史書本質特征和史書寫作要求的看法，這種看法就是“直言”“據行事”“仍人道”“論本事”而不“失其真”，只有達到了這種標準和要求，史書才會立于不朽的“信之符也”的地位。史書是敘事體，對史書的這種看法會直接影響到同樣為敘事體的小說。
李零總結道：
小說是一種篇幅短小的口頭傳說。有些故事很夸張，很荒誕，形式類似《韓非子》的《說林》和內外《儲說》。諸子游說，喜歡玩弄掌故，拿歷史故事打動人主。
故而，小說“違實”的虛構性很大程度上導致《漢志》排除小說于諸子中“可觀者”之列。這似乎表明了作者輕視小說的態(tài)度，但更重要的是，這體現(xiàn)了其對小說特性與小說標準的一種明確認識。此外，作者在《詩賦略序》中針對樂府歌謠所作的基本評價“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隱含著對于內容真實性的要求，側面體現(xiàn)其對于小說內容虛構性的體認。
在確認某部作品是否為小說之時，民間性、敘事性和一定程度的虛構性三者缺一不可，都是必然條件。這三者之間的關系，簡單地說，在中國小說發(fā)生期之內，是民間性決定了敘事性和虛構性，《漢志》的三條小說標準構成了其小說觀念的主要基礎。民間性標準，相當程度地隱含了劉、班諸人對小說發(fā)生的認識；敘事性標準和一定程度的虛構性標準，則體現(xiàn)了對小說本體以及小說不同于其他文化表現(xiàn)形式的認識。
三、“小說家”是哪一類人？
對于這個問題，李零在書中的相關記述是：
“稗官”，如淳說是搜集街談巷議的小官。作者說，小說家出于稗官，以街談巷議為小說之源。
那么，首先遇到的問題是：何為“稗官”？經過查證，我意識到這簡單的“稗官”二字事實上極為關鍵，在中國小說史研究界，稗官問題一直是爭議的焦點和中心：
現(xiàn)存文獻中關于“稗官”的資料僅見于《漢志》小說家序作出的“蓋出于稗官”的定位，故長期以來，人們對“稗官”一詞的理解主要借助三國魏如淳的相關注文：“《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今世亦謂偶語為稗?！钡枰赋龅氖?，《九章》并沒有“細米為稗”一說，也沒有“稗”字，倒是有“粺”字，如淳以“稗”與“粺”同為“卑”聲便臆測其相通，其結論并不可靠。要正確解釋“稗官”的含義，須從“稗”原義入手：潘建國通過對《左傳》等文獻的詳細考察，發(fā)現(xiàn)“稗”在先秦兩漢文獻中并沒有“小”的引申義，強調“解釋稗官”須從其“鄙野俚俗”義項著手。這是很有見地的?！氨梢百邓住钡膬热菰趧⑾蚩磥碜匀皇恰皟r值低”的，否則怎么會“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呢？
李零認為，稗官行使了對民間流傳小說的采集和揀選工作。這一觀點與余嘉錫和袁行霈的觀點一致之處相符。余嘉錫在《小說家出于稗官說》中指出，“小說家所出之稗官，為指天子之士”，而士的職責是“采傳言于市而問謗譽于路，真所謂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也”；而袁行霈在《〈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辯》中指出，稗官并不是天子之士，稗的本義是野生的稗禾，稗官應指散居鄉(xiāng)野的、沒有正式爵秩的官職，他們的職責是采集民間的街談巷語，使王者“知閭巷風俗”。
由此看來，稗官是官家所派，有著較為明顯的政治教化色彩。在這過程中，各種口說故事和文字小說，或黜而不采，或采而改動，于小說的整體和原貌是會帶來相當程度的損傷的。然而，正因稗官的采集和官家的保存，在某個相對歷史時期內，使一部分民間小說得以暫時流傳下來。
葉崗在《中國小說發(fā)生期現(xiàn)象的理論總結——<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標準與小說家》從接受與傳播學的角度出發(fā)，指出“小說家是由三類人員構成的一個集體”，除了稗官之外，還有兩類人：
第一類人是小說活動中的口語創(chuàng)作者和傳播者，即作者所言“道聽途說者”。他們的社會身份是生活在民間的普通百姓，通過社會活動和勞動實踐，出于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指出的“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情以消遣閑暇”，廣泛吸取世代相沿的神話、傳說、寓言和各種民間故事，搬用、附會或新創(chuàng)各類口說故事即“街談巷語”，從而形成小說發(fā)生的文本基礎和小說狀貌的民間色彩。這類人往往既是口說故事的創(chuàng)作者，又是這些故事的傳播者。在傳播過程中，一個故事母本往往出現(xiàn)和形成幾個面目似是而非的口說版本。從這意義上說，傳播活動其實也是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一部分，最初民間的創(chuàng)作者和傳播者的身份很有可能是混而為一的。
第二類人，是小說活動中的初步整理者兼文字記錄者，即作者所言“閭里小知者”。作者在《諸子略·雜家》的《呂氏春秋》下有個注言“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與“智略士”相較，可見“閭里小知者”隱含著兩層意思：一是知識和見識并不高，所以他們對“小說”只能做些“綴而不忘”的工作，即把流傳于民間口頭上的作品進行連綴加工，以書寫的形式保存下來以免散失遺忘；二是針對其社會身份而言，確認其居于社會下層的民間身份。對小說由口語狀態(tài)轉化為文字狀態(tài)，這些整理者和記錄者作出了積極而有效的貢獻。
此外，盧世華《<漢書·藝文志>之“小說”的由來和觀念實質》中指出，小說家身份相當于先秦諸子身份的漢代方士或者儒生，其作品與行為和先秦諸子相似，或闡述自己的方術知識，或是治身理家的禮儀知識。李零寫道：“小說是一種篇幅短小的口頭傳說。有些故事很夸張，很荒誕，形式類似《韓非子》的《說林》和內外《儲說》。諸子游說，喜歡玩弄掌故，拿歷史故事打動人主。辨?zhèn)螌W家貶諸子，常詆其為小說家言，帶有偏見，但小說和諸子確實有不解之緣?！笨梢娺@些知識并不是來自遠古的圣賢，而是來自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他們把自己的這些知識集錄成書，用來游說皇帝，企圖取得重用，然而作品在質量上低于先秦諸子。因為是借古人之名而成，免不了“迂誕依托”之嫌：在所錄十五部小說中，劉向注明依托者有六家，即《伊尹說》、《鬻子說》、《師曠》、《務成子》、《天乙》、《黃帝說》?！饵S帝說》雖已亡佚，但《史記·封禪書》、《史記·孝武本紀》、《漢書·郊祀志》以及《風俗通義》等典籍中均有很多關于黃帝修仙之事。因此，這類注明為依托的作品很可能是武帝時或之后方士所作，至少應該與方士有關。在漢代，方士是為公卿儒生所不齒的，其作品也被認為是“迂誕鄙薄”的。劉向將方士之作品列為小說類，顯然是認為其“鄙薄”、“價值低”。
